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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 的历史与法理逻辑及其在新时代意义
——吹响了人民政协成立七十年后再出发的冲锋号
发布日期:2019-09-24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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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思想,是人民政协成立70年后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变革。我们应切合人民政协历史过往和新时代的客观要求,认真学习,深刻领悟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思想、新理论、新判断,深刻把握基本遵循,以问题导向为指南,融汇贯通于实践,在新征程中开创人民政协新篇章!

一、人民政协70年,“一次奠基,三次变革”是基于历史逻辑的伟大历史性转型

70年来,人民政协伴随每一次重大理论突破,都引领一次跨越时代的伟大创新。由此,人民政协经历了“一次奠基,三次变革”的伟大转型。每一次转型,都深刻地助推了国体、政体、体制、机制符合国情的现代化进程,成为长治久安、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的根基。

1、人民政协“一次奠基”,当追溯到71年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发出的“五一口号”。

1948年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喷薄而出,此时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2),经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的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由此,促成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以“协商民主”形式贯穿始终的政治制度安排。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是奠基新中国的标志点。这次会议,经过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代表人士充分酝酿、协商,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3),明确了“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通过了国旗、代国歌的决定;决定北平改名北京,作为首都;决定以公元纪年……标志着已经垒筑起厚实的立国之根、执政之基、治国之本!

从1949年9月人民政协召开到1954年全国人大召开,人民政协遵循《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大政方针,坚定不移地辅佐中共和中央人民政府,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修复千疮百孔、恢复经济生产、荡涤污泥浊水、实行土地改革、掀起抗美援朝、发展民生福祉 ……为新中国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人民政协第一次历史性变革,是以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大召开为标志,确立了人大、政协并存的政治体制。

1954年9月一届一次人大召开,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取代了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标志着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也标志着人民政协不再是代理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人民政协从而在性质属性和承担责任上,圆满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阶段性任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本质特征,成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成为体现中共统一战线意志、实现大团结、实行中共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民主协商机构,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成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对民主党派及党外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以贯之地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作用。

1954年至1979年间,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人民政协及其各参加界别,经历了重大冲击的严峻考验,始终对中共、对祖国、对人民初心不辍;在最困难环境下起“缓冲作用”维系着团结,成为活跃于国家政治生活、扩大对外交往,促进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尤其成为随后全面改革开放的坚定政治基础、深厚社会力量、重要支撑体系。

3、人民政协第二次历史性变革,是顺应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制度逻辑的深刻延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政协新定位,始于邓小平同志对民主党派新判断:“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4)显然是对之前“团结、教育、改造”对象的重大理论突破。同时他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5)。随后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了被传为美谈的“五老火锅宴”,成为标志性实践范例,人民政协“团结与民主”两大主题得以挥洒自如。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在人民政协第二次历史性变革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理论突破与实践创新,正确指引和有力推动人民政协向着更加宏伟的新长征目标再出发。其典型特征莫过于以下四点:

第一、赋予了人民政协至高无上的《宪法》地位。

改革开放一路披荆斩棘走来,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承前启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时代化。完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华丽转身;完整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系统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书写出辉煌的时代华章。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在1982年《宪法》基础上,至2018年三十多年期间,由中共中央主导,经广泛民主协商、充分讨论,全国人大通过了若干次的修改,迄今对统一战线、人民政协有了更系统、完整、权威、精准的表述:“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6)

第二、赋予了人民政协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使命。

标杆性的历史文献在于,2006年3月1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发挥人民政协的“三大作用”: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人民政协的作用、人民政协组织的界别作用、政协委员在履行职能中的主体作用。“三大作用”的提出,对指导新世纪、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政策依据、制度保障。

第三、赋予了人民政协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定位。

人民政协已经由过去“不同阶级联盟性质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转变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从而,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从根本上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等等不断全面发展的时代要求。

第四、赋予了人民政协与改革开放相合拍的新任务。

必须牢牢抓住“一大总任务”:始终坚持围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时时事事紧扣“两大主题”:“团结”与“民主”这两个人民政协的永恒主题与使命,使全国人民大团结愈发巩固,民主政治愈发顺畅;不断坚持与完善“三大制度”:一以贯之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建设;戳力发挥“三大优势”:充分发挥代表性强的优势、联系面广的优势、包容性大的优势。

面对改革开放新情况、新动向、新问题,如上四大突破,深度调研、协商议政、智力支撑,为党分忧、为政建言、为民发声,为改革开放鼓与呼,能最大限度凝聚共识、聚集人才,汇聚合力,重民生、聚民意、汇民智,成为改革开放“加速度”“压舱石”“定盘星”。

4、人民政协第三次历史性变革,是以习近平提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新思想为标志。

人民政协“催生”新中国,也伴随新中国一路筚路蓝缕,越来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大自信”发挥到极致。正如习近平饱含深情所讲:“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7)

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 绝对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冲动举措,她符合迄今修改的“八二宪法”;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创新、顶层设计;是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契合;是针对“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8)的实践要求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是以一种全新视野去探索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

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是时代升华的必然要求。一是更加强化了党对人民政协的绝对领导;二是更强化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的实质性发挥;三是更强调“大团结、大联合、大民主”的时代主题;四是更充实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广泛商量”形式不断扩展、内涵不断深化;五是更强调了政协委员的政治属性及在人民政协中的主体地位。

二、人民政协主动、高效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担当起前所未有的历史重任,是新时代制度创新所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告诫人们要加强“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9),以强化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为人民政协赋予“国家治理体系”的思想注入时代特征。

首先,她是对人民政协历史延展的正确导向。

时代发展,越来越凸显出人民政协的先天“功能性障碍”,虽然“名声美化”依旧,却“形象淡化”,以至“作用虚化”到“充其量说说话”顶多是“安排党外人士级别”的尴尬境地。现在提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是总结了中共建党以来、人民政协成立以来、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正面、负面经验教训后,不断围绕“问题导向”所孜孜以求欲于破解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难题,习近平总书记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这一历史重任,作出了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理论建树,顺应新时代人民政协发展客观规律。

其次,她是“处变不惊”“处变不变”有分量的“砝码”。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 12月28日首次作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0)判断,其源盖出于对党内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11);国际上存在“多变主义”萎缩与“单边主义”肆虐;国内外矛盾“乱变交织”;传统权威弱化;“黑天鹅”满天飞,“灰犀牛”遍地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渐成常态……的忧患意识,我们既要顶得住外来种种“极限施压”,又要识别与破拆“香蕉人”(黄皮白心)“水萝卜”(红皮白心)的阴谋诡计。就必须以我为主沉着应对,在推动“一带一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亟待改革新思维、扩大开发新路径、创新发展新理念、切实落实新举措。因而,力推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乃是发挥人民政协最根本、最擅长、最有力的凝聚人心,积聚智慧,攥紧拳头,形成合力的特征、特长、特点,是“不变”应“万变”、化“危局”为“机遇”的一着“妙棋”!

再者,她是给人民政协发挥“虚实结合”作用搭建新平台。

一方面,人民政协应当毫不动摇地把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11)的发展思想,作为清晰的认识前提、参政前提、协商前提、监督前提,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总目标,在促进经济稳中求进发展、自主创新发展、绿色生态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人民共同富裕根本问题上,发挥“智库”与实践带动作用。

另方面,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巨大包容性特点,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大旗来聚集起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拓展治国理政深度、广度、精度、强度,最大限度发挥与人民政协相匹配的履职能力,才能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长远要求。

再方面,人民政协当以其所长,以亟待把“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务必情系执政党之根本宗旨,密切联系党情、国情、世情、民情,以民利、民思、民愿为追求,不断深入基层、底层,紧密依靠群众,团结海内外一切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人们,脚踏实地,不尚空谈,做好、坐实政协协商、党派协商、民主协商、群众协商,为治国理政提供不竭的智力与民力支撑。

三、人民政协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强化党的绝对领导,两个“民主平台”互通互促,落实习近平“广泛商量”思想,是责无旁贷新担当。

2018年3月通过的《政协章程修正案》(12)中,增加了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这样明白无误表述,旨在把人民政协功能更趋实质化。就全国政协而言,现有34个界别,统战对象扩大到15个方面,基本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体现广泛多元群众基础,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到位、落实到位,履职尽责的优势与特点。

第一、主动开创“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的互通、互促。

以“选举式、代议制”民主为特征的人大,是“根本政治制度”;以“协商式、参政制”民主为特征的政协,是“基本政治制度”。两个“民主平台”地位不同、作用不同、方式不同,但目标大同、初心皆同,共生、共存、共荣,正是我国屹立于各种风险而不倒的“红色基因”!

新中国70年实践,验证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自有其符合国情的天然合理性:执政党为“头”;参政党为“颈”;人大、政协为“两翼”;整个“鸟身”是人民;“五脏六腑”是所有国家机器;“中枢神经”到“末梢神经”就是法治——这就是利于高飞远翔的“鲲鹏型政体”,有助于推动政治民主、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进程与质量。前提在于:执政党“廉”起来“勤”起来,人大“强”起来,政协“硬”起来,参政党“动”起来,法治“威”起来!这些,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最得人心的伟大成果!

人民政协从“民主协商体系”发展到“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大跨越式飞跃,人大、政协两个“民主平台”保持某种动态平衡,使“协商于决策之前、之中、之后”那种“1+1>2”的效果更加凸显,必定会推动我国民主政治进程,其优越性、互补性、协调性、高效性,绝对会在其他国家“议会制”“两院制”之上!

第二、切实强化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在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上,要体现“讲政治”。

担当“国家治理体系”重任,归根结蒂,政协委员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13)稍有忽略!只有这样,才能拥护和配合中共长期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才能牢牢把握政协委员应当具备的使命感、责任感而不能陶醉于“荣誉感”;才能做政治清醒者、“四个自信”实践者、“两个维护”捍卫者、伟大复兴奋斗者;才能把握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大方向、大原则、大目标;才能心口如一为人民鼓与呼、为执政党谋良策出实招。

第三、把习近平“广泛商量”思想,贯穿新时代人民政协实际行动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阐述的“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14)的思想,是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5)的“法宝”。

——“广泛商量”的核心理念,在于“务实”而非“务虚”。“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16)。通过“广泛商量”,才能圆满达成全社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广泛商量”的法律基础,是对《宪法》“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具体化。通过“广泛商量”,切实“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17)。

——“广泛商量”的政治基础,在于让各级领导“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18),让老百姓“知政事、明大义、晓政策、同心干”,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实现奋斗目标的不二“捷径”。

——“广泛商量”的制度基础,在于把抽象变得具象,把神秘变得公开,从“专家咨询型”扩展到“群众参与型”,以至延展到“专家型+群众性=复合式协商(商量)”,开辟出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新天地。

——“广泛商量”的组织基础,在于发挥各级人民政协及其委员的主观能动性,探索可操作性更强、可参与性更广、“能见度”更高的“广泛商量”,让人民的精神获得感与物质获得感一样充实。

——“广泛商量”的群众基础,如老百姓所说叫“打拢板凳慢商量”,使他们有说话、提诉求、出点子的平台与机会,“当家作主”意识会空前高涨,更有利于化被动为主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广泛商量”的客观标准,在于确保党委作出重大决策之前、人大立法表决之前、政府细化实施之前的广泛商量“不会冷场”;实施中的广泛商量“不走过场”;实施后的广泛商量“不打圆场”。

党的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已经在落实习近平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思想上扎扎实实先行一步:“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化,“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常态化,百名院士“创新驱动专题协商”积极踊跃新建言献策具体化,人大立法前政协委员协商制度化,对国家重大事项督查调研常态化……给全国各级政协树立了标杆。

参考文献:

1、16、1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3日《人民日报》

2、1948年5月1日,《晋察冀日报》,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

3、《共同纲领》。2015年6月23日,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4、5、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71-174,人民出版社,1983年。

6、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单行本)。法律出版社。

7、习近平: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8、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1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

10、习近平:在接见回国参加我国驻外使节工作会议时的讲话。201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11、、14、15、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12、201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

(九三学社重庆沙坪坝区委综合支社 徐宗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