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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业“供给侧”改革为红线把握“三农”新常态 促进“三农”新跨越
发布日期:2017-05-12 来源:九三学社重庆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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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又一次以1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若干意见》开宗明义就深刻指出了我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三农”特征,即:“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笔者以为,这是贯穿今后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三农”工作的红线,是指导“三农”工作的总纲。

按照《若干意见》的精神,2017年开始,我国“三农”工作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农”在我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最根本的国情,是决定中国前途、百姓安康之“命门”所在。“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绝对不是一句调侃的应时“顺口溜”,而是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所提出在2020年实现我国农村整体脱贫的重要性、紧迫性!倘若脱离了“三农”这一基本国情,无论任何“专家”“权威”“学者”怎么鼓吹天花乱坠的强国富国 “理论”,一切都只能堕入胡说与空谈的陷阱!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由于“三农”工作发生了深刻的、带根本性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才使我国从整体上讲,已经或者正在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只有保持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的稳定与繁荣、农民稳定而高水平的小康,才能不断适应近十四亿中国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物质需求,也才能永葆国泰民安。

近十多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都会围绕“三农”问题出台以“一号文件”为代表的顶层设计蓝图,从全局高度去谋划发展“三农”、强化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严格保护农用耕地、保证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稳定粮油蛋奶菜生产、确保农作物及食品安全、保障农民增收致富等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

这次出台的一万多字的《若干意见》,从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推行绿色生产方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加大农村改革力度,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等六个方面的三十三条具体指导性意见。具有十分强烈的针对性、可操作性,无不浸透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农”的高度重视,更体现出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高瞻远瞩以及对实现民生福祉而克心尽忠的那种历史担当精神。

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业生产自身的发展水平,农业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才会带来农村和农民本身的变化。改革开放近四十余年来,随着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事求是精神,我国在围绕“三农”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率先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才实现了不论是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主观能动性等等“精神性”层面的“核聚变式能量释放”,更在于由此而带来在农林牧副渔等等“物质性”层面的种类、数量、质量那种前所未有的、同样是类似“核裂变式爆发性”的增长,使我国能在短短时间里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而且使社会物质财富得到了空前的极大丰富,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但是,实事求是地讲,由于随着全国乃至全球化经济的整体形势走向的制约,我国的“三农”要独善其身而不受自然的、外来的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倘若再加上我国农业生产的体量大已经了、平台以及高了,即单单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总量、单产水平上特别是在经济效益上若欲求再有多大幅度的跃升,已经比较地勉为其难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三农”问题在新时期,已经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特征、特性,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必须把握实情,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保持对“三农”的发展具有一种长期的、稳健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的那种心态。

一是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农村劳动力数量及其构成比例发生了改变。

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2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户籍城镇化率达已到41.2%;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已经脱离了“三农”。据抽样调查,常年在农村中务农的青壮年劳动力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虽然东、中、西部,南方与北方有差异,但普遍不到农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一,有的地方所占比例更低。虽然近两年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十分注重了“精准式扶贫”和“产业式扶贫”,出现了外出农民工回流的情况,但是从总体而言,只是从某种程度上遏制了青壮年农民外出增加的势头,而农业生产依靠“386199部队”即靠的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有的学者以为,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农业机械化来解决……但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地理地形差异大,再加上资金、技术、农作物种类、耕作要求等等的制约,又岂能是文人“上嘴皮搭下嘴皮”那般简单!

二是我国耕地存量不足、增量不多、减量加快,耕地质量与恶化趋势扭转缓慢。

据《2016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末,全国耕地面积为13495.66万公顷;2015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减少耕地面积33.65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的耕地面积约29.30公顷;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4.35万公顷;全国建设用地总面积为3906.82万公顷,新增建设用地51.97万公顷。2016年,全年开展并验收土地整治项目13406个,建设总规模为333.73万公顷,新增耕地17.58万公顷,总投资618.75亿元。即便这样,我国的耕地面积占不到世界同期的7%左右,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人均的31%左右。也就是说,我国以仅占世界7%左右的耕地,却养活着占世界20%以上的人口;而且因为城镇化建设每年还在以18%左右的增长速度占用耕地资源。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迫切需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习近平语)的最大国情。因此,要在有限面积的耕地上 满足十几亿人口的吃饱、吃好问题,不得不寻求在“三农”上有更加符合国情、自然规律的新突破。

三是我国的农产品信息与物流方面具有突出的滞后性、波动性特点。

与工业产品相比较,农产品生产的信息交换及其市场物流的最突出特点在于它的滞后性、波动性很强,包括季节性的、数量的和价格的波动,前者决定了后者。这样,在某一特定时间段上,农产品的产与销之间在种类、数量上的不平衡是必然的,从而引发农产品在价格上的波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对于那些粮、油、肉类等生产周期较长的农产品存在供与求的矛盾,但要反应过来顺其自然规律性的调节都是比较缓慢的;对那些虽然生产周期不是很长、而耐储藏性和耐运输性却较弱(如蔬菜)的产品,价格会随着供求矛盾所出现的波动更会经常发生,且波动的幅度起伏也会更大。对此,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都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必大惊小怪。

四是政府在农产品信息与物流方面所具有的重要职能越来越显现。信息与流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环节,决定了生产产品的价值能否得以实现。我国农产品在信息与物流领域存在诸多问题,一直是制约生产与消费的“短板”:一是农产品信息与物流的管理体制不健全;二是农产品在信息与物流方面的法制、法规不完善;三是农产品生产与销售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预测性差,而物流渠道的环节多、成本高;四是农产品生产与物流的主体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五是农产品物流环节的税制改革要更快、更合理地与之配套。

目前我国农产品的大宗物流一般经过:“生产者→产地市场-运销批发商→销地市场→零售商→消费者”这样几个主要环节,加之农产品中往往又以鲜、活产品占绝大部分,且我国对农产品的冷藏运输率仅为20%,导致农产品损耗巨大,致使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成本居高不下。据估算,仅以我国每年粮食流通中的损耗率高达15%,比我国粮食主产区的江西省2011年的粮食总产量还要多;水果蔬菜损耗达到1.5亿吨左右,损耗率高达25%。发达国家这两项损耗率仅为1-2%;跨地区运销的人为障碍也多,致使农产品从生产到经营的主要“瓶颈”在于流通渠道不畅,使农产品流通成本偏高,如在粮食成本中流通成本占30%以上,在鲜活产品中甚至达到60%以上。

由于上述原因,这样一来,农业生产者成为农业产业链的“前端弱势群体”;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更高的城市低收入家庭便成为农业产业链的“后端弱势群体”。致使这两端都会时有抱怨。因此,市场流通环节实质上是分别加重了这两个“弱势群体”的负担,如果再不从流通税收上体现出二次分配方面的基本原则,就很难改善绝大多数民生问题。因此,政府在提供市场流通公共服务方面,对像农产品这种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也应该实行必要的政府干预。

依笔者领会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即“三农”的问题,要依靠当下与长远的目标去解决、要得以可持续的发展、要谋求农业产业结构的改变的话,就必须要实现农业展方式、农民增收途径与手段的根本调整与改变。

诚然,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若干意见》,开出了“六个方面”的处方。但是,具体到“三农”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农村来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方式的调整与改变,随之而来的就更加迫切地需要从“信息流通”和“农产品流通”这两个环节入手,才能最好地让“棘手”的“三农”问题迎刃而解。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以资参考。

第一,从战略高度重视农产品信息与物流体制建设。

抛弃“重农轻商”那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仅在农业实体生产的各个环节要舍得花本钱投入,更需要在农产品信息与物流环节进一步强化政府投入的同时,并以此作为“四两拨千斤”的契机与杠杆作用,带动社会资本的进入。从而最大限度改变农民生产各个环节出现的“两眼一抹黑”状况,使之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信息与物流的“渠道”上得以“拓宽”与“加深”,顺畅其流;尤其要注重用“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方式打破农业生产的信息与物流间“慢三拍”的“瓶颈”,解决信息滞后、信息不灵、信息不对路等问题;从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农产品物流周转不畅、损耗过大、成本过高等问题,切实重视农产品信息与物流体制建设与机制创新,以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加快制定农产品信息与物流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以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体制。

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出发,从顶层设计开始,在农产品信息与物流体制管理中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建立产业结构的综合协调机制、利用“互联网+”建立相应的上下联动、左右沟通、信息共享的机制、建立确保农业产业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物流机制、建立健全具有前瞻性的、跨区域、跨产业、跨部门的调控监测、预测、预判机制。

第三,扩大国有资本、鼓励民间资本建立大型农产品信息与物流企业。

首先,要加快、加强低成本、高效率的农产品信息网络建设;其次,制定严格的农产品市场准入规则,完善物流市场的规范化建设。

1、要把农产品信息与物流环节的建设纳入对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和问责范围,明确主要农产品信息网络的公益性、无偿性、服务性,明确农产品物流市场的公益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属性,以政府为主导,以民间投资为辅助,强化维护与监管,实现低(或无)收费、全方位服务。

2、要制定严格的农业资本市场的准入制度,尽快改变在农村实际存在的以各种名目所进行的“投机性”游资炒作,破除“低门槛”、“无监控”的状况,充分维护农民的合法经济权益;对跨国企业和合资企业及国内非农、非粮企业超越经营范围进入主要农产品物流市场者,要有严格的法规、政策限定;对那些违法违规的企业、个人不能以罚了事,必须坚决绳之以法,并建立诚信黑名单制度,把他们逐出农产品生产、信息、流通环节。

第四,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完善土地流转前提下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要从法律高度充分维护农民对土地、宅基地的合法使用权益,要充分认识到,这“两地”才是农民终身赖以活命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不要去伤害,更不能去剥夺!同时,要通过大力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如新型的农业生产中的金融投资、灾害保险业等),以培育职业乃至专业的新型农民,为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提供低成本、便利化、专业化(诸如耕作、植保、农机、后加工等)的生产经营服务,增强农民在生产、流通环节中的主导权、话语权,减少农民在生产中的盲目性,切实保障自身利益。

第五,创新农产品生产的信息与物流模式,降低农产品进入市场的风险成本。

支持城镇的连锁超市和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及农产品物流企业开展“农超对接”,建设农产品直接采购基地,在大中小型城市试点农产品的直销场所等,也应当鼓励民间借助网络等新型媒介平台创新流通模式,切实降低流通成本,让农民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中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

第六,发展现代农业,根本出路在科技,关键在人才,最基础的就是要培育有科技素质、有职业技能、有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

人们要充分认识到,培育新型农民就是培育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未来,就是培育农业现代化的未来,也是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和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着眼,加快农业、农村人才即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尤其是加快养老、医疗保险的城乡全覆盖,大力缩小城乡差别,从而为现代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新型农民的培育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制度、政策保障和科技支撑。(徐宗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