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 密码:
>> 社员风采 >> 撷秀拾才
陶勇医生受伤后首发声:我看过太多悲惨的命运,更能承受打击
发布日期:2020-02-2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字体: 【颜色: 浏览量: ...

“如果有一天能再见到他(伤医者),我想让他看看我背上腰椎手术留下的伤口,我想告诉他,当时我们给他做手术,包括给他省钱,对他真的是仁至义尽。我想让他知道,其实这个社会没有他想的那么黑暗”

“即使出院了我的精力和体力也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一天能看那么多病人了。但我不是一条腿走路,手术做不了还可以做科研、带学生。即使没有发生这次意外,我也打算把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技术推广到全国各地,让更多地方的医生都能处理一些疑难眼病。接下来正好有时间加速做这个事”

陶勇醒过来了。

经过七个小时的全麻手术,他左手臂和头部多处被砍伤,砍断的肌肉、血管和神经在显微手术中被缝合。术后颅内血肿,他整个脑袋被纱布缠着,整个人因为水肿看起来比平时大了一圈。

醒来后,躺在ICU病床上的陶勇“一点点崩溃的样子都没有”。他对妻子说,“幸好被砍的是我,我年轻,跑得快!”对慰问他的老师说,“我一定可以迈过这个坎”。对前来探望的朋友说,“哭什么,你看我这不还活着吗?”

在大家面前表现坚强的陶勇,也有脆弱的时候。夜深人静,ICU的保洁阿姨看到他在悄悄流泪。

他从来不愿把别人想得特别坏

陶勇至今仍住院接受治疗,主要针对手臂的康复,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他的左手还没有知觉,“就像掉到冰窖里,然后时不时串一下,串的时候就像有人伸到你手里去揪肉一样疼。”每天的主要日程就是在康复师的协助下完成各种康复训练:有时用温水泡,然后再按压水肿的部分,刺激循环。有时需要一点点掰关节,把关节掰松。有时训练拿点小东西。每一次训练都伴随着难忍的疼痛,一天下来主动和被动训练至少十次,每次从几分钟到30分钟不等。

2020年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勇遭遇了一场生死劫难,他在出门诊时,被一名患者拿着菜刀追砍,使其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ml,两周后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那天正是大寒节气。

认识陶勇的朋友、同行都不敢相信这场劫难会发生在他身上,“连陶勇技术这么好、人品这么好的人都会被砍。‌‌”陶勇后来得知犯罪嫌疑人是谁后,也大吃一惊。同事胡小凤记得陶勇醒来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为什么会是他?咱们对他挺好的啊。胡小凤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犯罪嫌疑人崔某是陶勇接诊的无数眼科疑难杂症患者之一,之前其他医生给他做了至少两次手术,但术后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眼睛几乎失明。转到陶勇这里时已是晚期。回忆跟崔某相处的经过,陶勇想不出他行凶的动因,“他其实从来没挂过我的号,直接被收进病房来,我给他做的手术。他的眼底情况非常复杂,给他做手术的时候正赶上我的腰伤复发(之前腰椎骨折,腰上打了六个钉子),两个小时的手术我一直板着腰、忍着疼坚持做下来的。我们还照顾他,帮他节省了不少费用,所以我内心认为他应该是感激我的。手术后他的视力也恢复了一部分,否则也不能追着我砍。”相识十年的师妹老梁说,像陶勇这样有大作为的人,好像有一种钝感,他感受不到别人对他的恶意,或者说他从来不愿意把别人想得特别坏。

陶勇说他现在其实不恨崔某,“无论他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我还是我,我个人的未来幸福不幸福、我高兴不高兴,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我能想得开这件事。如果我不停地把自己陷入到仇恨中去,绕不出来,甚至去报复他人和社会,那我就变成了第二个他,那就是传染病。如果我‌‌还是这种水平的大夫的话,我会认为自己不够优秀。‌‌”

陶勇在做眼科手术  图 / 受访者提供

专治“穷病”的眼科医生

陶勇接诊过太多困难的病人:眼部恶性肿瘤的孩子、白血病骨髓移植后眼部真菌感染的人、煤炭瓦斯爆炸造成眼外伤的工人、艾滋病人、结核病人......他觉得跟这些人比起来,自己的遭遇也没有那么惨,“因为我看过太多悲惨的命运,所以我包容得更多了,也能接受更多、更重的打击。‌‌”

这次意外让陶勇元气大伤,他不知道自己今后还能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上,预感到自己跟病人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不多,他想抓紧时间,把自己想说的话赶紧说出来。2月4日,立春时节,陶勇用手机录制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心中的梦》,发布在网络上。诗中讲述了几位盲童的经历,他说,如果以后不能重返手术台了,想组织一群盲童进行巡演,让他们也能赚钱养家。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接诊如此多困难的病人,跟陶勇选择的研究领域——葡萄膜炎——有很大关系。用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副院长魏文斌的话说,葡萄膜炎在眼科是绝对的冷门,可以说它是一个没多少眼科医生愿意关注的领域。首先,这个病不只跟眼睛,而且跟全身都有关系,病因复杂,一般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并发症,比如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做过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艾滋病人。其次,因为病因复杂,所以不太好治,精力的投入多,还不容易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这些病人在长年就医之后,家庭经济条件往往不好,所以葡萄膜炎也被称为“穷病”。

魏文斌是陶勇博士论文答辩的考官之一,当时就对这个小伙子印象深刻:答辩时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很顺利就通过了。后来接触多了,发现他是一个阳光的大男孩,总是乐呵呵的,而且特别勤奋,有自己的想法。“每次见面,无论是在研讨会还是参加活动,陶勇几乎都会一起讨论问题。我感觉这小伙子挺好,是一个特别能吃苦、能钻研的人。全国专门研究葡萄膜炎的医生屈指可数,你要是没有兴趣,‌不花精力,很难做下去。‌‌”

从专业角度,陶勇达到了国内同年龄段医生的最高水平:1980年出生,28岁北医博士毕业,35岁成为主任医师,37岁担任三甲医院科室副主任和博士生导师。

此外,陶勇在学术方面也有不错的成绩。他在SCI《科学引文索引》发表的论文有98篇,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有26篇,还主持着多项国内外科研基金。

2月初,陶勇病情刚稳定一些,就在病床上用右手单手打字,完成了新书《眼内液检测》的后记。陶勇及其团队研发的这项专利,通过化验眼内液来检测眼内的微生物、病毒和炎症因子,‌‌这对眼科疑难杂症的临床鉴别非常有帮助。葡萄膜炎的致病原因复杂,有病毒感染、有全身免疫疾病。通过眼内液的检查就可以区分出来,使治疗更有针对性,疗效也更明显。魏文斌认为,眼内液的检测提高了国内对葡萄膜炎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水平,对推进眼科精准诊疗具有里程碑意义。

陶勇还是北京市感染性眼病中心的主力队员,经常前往佑安医院、地坛医院这两家北京最大的传染病医院给病人做手术。对这些传染病人,有的医生可能心生恐惧,陶勇就总结了一套艾滋病相关眼病诊疗和手术流程的小册子,发给大家参考。他也有打退堂鼓的时候,毕竟这类手术既费劲又不挣钱,但最后却发现没法放弃他们,“因为这类特殊群体的病情太复杂了,医生既要有胆量又要有经验,我放弃了,他们就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如果真放弃他们,就觉得好像‌‌背叛了自己的理想一样。”陶勇说。

陶勇给一个骨髓移植术后的小患者检查眼睛  图/受访者提供

一个精力旺盛的理想主义者

学医的理想可以追溯至童年。陶勇生长在江西省南城县,那里曾是沙眼重镇。七岁时,陶勇曾目睹医生用细针从母亲的眼睛里一颗一颗挑出白色的结石,让饱受沙眼之苦的母亲缓解了疼痛。这让陶勇感到医生的工作很有价值,他在那时就有了要当一名眼科医生的想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治别人不会治的病。

陶勇1997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他选择医学作为专业,‌‌不是要通过学医来赚钱,而是把它当作一个理想和事业。后来,“有一些学医的同学慢慢地也放弃了,但是对我们坚持下来的人来说,一直还是把它当作一个事业。”

师妹老梁形容,陶勇是一个精力旺盛的理想主义者,“他爱他的事业爱得死去活来”:一天看诊上百个病人,甚至没时间吃饭、上厕所;下午的号经常看到晚上八九点,然后就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手术室的排期也是从白天排到天黑——曾经,他创造了一天做86台手术的个人纪录。

他常跟朋友抱怨时间不够用,恨不得一人分饰三角,一人写文章、一人做科研、一人搞临床。“但其实他比起我们已经非常高效了,无论是聚会前等人,还是在机场候机或是在高铁上,他都随身带着电脑,利用这些碎片时间写东西。”好友王越说。

同事胡小凤记得,有时眼科同事一起吃饭聊天,陶勇会问每个人,“你为什么要‌‌选择学医、选择学眼科?”大部分人可能也说不上来,有的人说家人觉得当个医生挺好的。陶勇就特别不能理解,他说你们如果不热爱这个行业,为什么还要在这待着,为什么不热爱什么就去做什么。

胡小凤与陶勇在一个科室共事两年多,她对陶勇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学术方面从来不藏私,不管是手术中的某个步骤还是其他问题,从来都是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经验,不仅告诉你这个步骤该怎么做,还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陶勇最反对死记硬背,而是要启发人去思考,他希望团队中的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爱思考的医生。

图 / 受访者提供

分级诊疗

老梁作为陶勇的同门师妹,走的是跟他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博士毕业后,她在人民医院工作了一年,正好赶上耳鼻喉科室的老师被伤害,‌‌她虽没有亲历,但看到血淋淋的现场就崩溃了,然后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整年的状态都不好。只要走进医院那种人乌泱泱的地方,她就开始血压高、手抖,后来直接辞职去了美国,待了五年才回来,现在一家私立家庭眼科诊所工作。

诊所的客户大多是中高收入群体,医患之间更像是朋友关系。从2019年2月回国到现在,工作快一年了,老梁不记得跟病人发生过任何不愉快。“我特别喜欢现在的工作,‌‌真的没有精神压力。以前在公立医院需要面对一些低收入的‌‌患者——他没有钱,我会觉得很难受。他没有钱我还要给他治病,我就要帮他省钱。省了钱,如果治不好我就更难受了。‌‌我觉得在公立医院工作对医生心理是个巨大的考验。”

在美国的经历,让老梁意识到,现在中国的三甲医院承担了家庭保健医疗的‌‌社会功能,而这一部分功能事实上应该由社区医院来完成。但是民众普遍认为社区医院的医生水平不高、缺乏经验,大家都挤到三甲医院。‌‌“而事实上应该是经过社区医院层层转诊,最后才转诊到三甲才对。我们还没有建立完善和严密的转诊机制。‌‌我在美国待了五年,‌‌要是没有什么重症,我是见不到像陶勇这种专家(specialist)的。我一般都是在家庭医生(family physician)那边看,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此生只见像我这种家庭医生,‌‌除非你要动手术了,你才会见到陶勇,而现在是你有个结膜炎都可以挂陶勇的号,所以他的工作量好大。”

魏文斌也呼吁要尽可能地实行分级诊疗,‌‌简单的疾病就应该在基层解决。‌‌基层不一定非得是社区医院,也包括县医院、地区医院,可以把大部分的眼病问题解决。三甲医院应该做一些疑难眼病‌‌的研究和诊断治疗。‌‌“你配个眼镜,都要挤在三甲医院里面,那么三甲医院的医生就是应付不过来。”

陶勇和老梁也探讨过各自不同的工作环境,但从来没有要去私立医院工作的想法,他甚至还跟老梁说,你要是混不下去了,可以来朝阳医院找我。老梁笑言,陶勇以后再也不会劝我去朝阳医院找他了。老梁分析过陶勇的心态,“他觉得他热爱的那份事业‌‌是全天下独一份最好的,他不愿意像我这样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小诊所,像一潭死水一样,天天见差不多的人,只给‌‌相同特点的人看病,他觉得这样没有挑战。”

家庭与未来

陶勇生长在县城,父母对陶勇这个儿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健康平安。这次在陶勇被抢救、生死未卜时,他的父亲守在手术室外泪流不止,还犯了高血压,全家人都处于崩溃边缘。但随着陶勇的病情逐渐稳定,他们又很快平静下来。对家人来说,陶勇能保住命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妻子给他看网友发来的祝福视频和送来的鲜花,父亲给他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他们用这种方式鼓励陶勇挺过这一劫。

陶勇和妻子、女儿至今与岳母合住在一间60平的出租屋,他对吃穿也没有什么要求。好友王越记得有一次看到陶勇的头发剪得凹凸不平,才知道他平时只去收费15块钱的理发店。“他们一家子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平时陶勇像打了鸡血一样投入工作,他的家人也像打了鸡血一样支持他,没有任何怨言。陶勇被救过来后,他太太就一直说感谢医院的救助,把陶勇照顾得很好。”老梁跟陶家很熟,前段时间还因为疫情给他们送过菜。

手臂的康复还要很长一段时间,眼科手术需要精准到毫米级的操作,如果手恢复得不理想,陶勇可能再也无法上手术台。但他已经有了新的事业规划,毕竟自己“不是一条腿走路”,手术做不了还可以做科研、带学生。即使没有发生这次意外,他也打算把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技术推广到全国各地,让更多地方的医生都能处理一些疑难眼病,因为自己个人能看诊的病人是有限的。接下来他正好有时间加速做这个事。

陶勇在做眼科手术  图 / 受访者提供

社会没有你想的那么黑暗

对话陶勇

人物周刊:你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还有多久能出院?

陶勇:现在主要是做手的康复,其实还挺难的,可能还要大半年的时间。有可能还得再做一次手术。

人物周刊:现在左手能动吗?

陶勇:能轻微地动,但是力量非常弱,要训练。关节也僵硬了,还要一节节掰开,挺疼的。

人物周刊:你的师友谈到你时,无一例外地感叹,为什么会是你?一个在医德医术上都无可挑剔的好人,却遭受这样的重击,你感到不公吗?

陶勇:可能大部分人第一反应会觉得受这么严重的创伤、遭这么大的打击,应该会觉得痛苦和委屈。对我自己来说,肉体肯定是经历了沉重的打击,但我告诉自己不能因为肉体的打击让精神坍塌,如果精神垮了,那才是真正的完蛋。我也会感到沮丧和悲观,但这种感受不是最强的。有一个原因是,我当大夫当得太久了,见了太多命运悲惨的人,有的孩子患有眼睛恶性肿瘤,双眼都摘除了,爸爸带着他在北京就医,坚持了十年。还有白塞氏病,病人在青壮年的时候,眼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明了,然后摸着黑自己跑到北京来就诊,一问他为什么没有家属陪,说家人在酒店帮人洗床单,把手伸到洗衣机里给搅了。突然意外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惨、很可怜,但转念一想,跟他们比你可能还不是最惨的。

人物周刊:如果有机会再见到崔某,你会对他说什么?

陶勇:如果有一天能再见到他,我想让他看看我背上腰椎手术留下的伤口,我想告诉他,当时我们给他做手术,包括给他省钱,对他真的是仁至义尽。我想让他知道,其实这个社会没有他想的那么黑暗。

人物周刊:去ICU探访你的亲友,都感受到你的乐观和坚强,但也有ICU的保洁阿姨看到你一个人的时候在流泪,支撑你没有垮掉的力量是什么?

陶勇:这种所谓的强大是跟我对医学的理解分不开的,它是分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研究生和本科的阶段,那个时候眼里只有疾病本身。等到我自己成为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之后,慢慢出专家门诊了,眼里更多的不完全是病,而是把这个人看作一个整体,眼睛的病也可以是因为糖尿病、高血压造成的。第三个阶段除了考虑病人个体的整体观,还要考虑到他的社会属性。因为病人是家庭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少数医生会把病人变成职业病人,你得下个月来复查,你每个月都得来看看,一些病人尤其是外地的病人就没有时间去工作、没有时间去生活,完全变成职业看病的了。但他可能还需要去赚钱,还是家里的顶梁柱。

最近一两年我渐渐意识到医学不完全是给人治病。人其实是整个环境、整个大自然、整个宇宙中的一份子。一切以人中心,导致整个环境被破坏,人还是得倒霉。所以现阶段我对医学的理解是,它不能完全以人为中心,它是一种调和的平衡,让我们身处的环境处于一种和谐的频率共振。

人物周刊:这次出事,一定对你的家人打击很大,他们是如何面对的?

陶勇:还好,他们内心也很强大。我们一家子都没有在泰山崩于前的时候垮掉。父母的表现其实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他们会受不了这种打击,哭天抢地什么的,但其实没有。当天晚上,我爸确实血压高了,但等我病情稳定了,他们没有在我面前掉过泪。他给我讲了他小时候的故事,一个人去砍柴,镰刀误伤小腿,自己带着深可见骨的刀伤独自走了30里山路回家。他想告诉我,每个人都会经历磨难,只要站起来,迈过去就好。

通过这次,我也感受到,人对人的了解,即使是朝夕相处的亲人,也永远是不全面的。父母未必就有我们想的那么脆弱,他们也是有过经历的人,会很勇敢。

人物周刊:事发当日,网上流传着一张你躺在血泊里的照片,画面里你眼神平静又绝望。当时你是清醒的吗?在想什么?是否已经预料到这次意外会影响自己今后的职业轨迹?

陶勇:根据我自己的回忆,从头到尾没有昏迷过,也没有把自己吓死了的那种阶段。因为在那种时候必须要冷静。我们上本科的时候,解剖老师就问我们,以后做手术的时候突然停电了,怎么办?那时你已经把人家的肚子打开。其实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心理素质一定要足够冷静和沉着。如果在事发时,我不能够保持镇静,其实我可能也逃不掉。这是一个职业习惯。

至于会不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着当时怎么过这关,能让自己活下来。对医生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把握当下,你把当下这个情况按最合适的方案处理,就OK了。当时我就是尽量地保持情绪平稳,因为自己本来就失血那么多,再一慌张,血压一高就会失血更多。

人物周刊:以你的业务水平,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可以有很多选择,为什么还坚守在医院?

陶勇:选择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就看你要什么,凡是选择都有利弊。对我来说,确实这些年一直坚持着一个理想,就是想当一个优秀的医生,想要治别人治不好的病、挑战疑难的眼病、开发新的技术。这就必须扎到更复杂的情况里去。许多家境困难的人不能及时得到治疗,所以病变往往被拖到晚期,也往往更严重。为什么全国各地的疑难病人要跑过来找我,医生也推荐他们过来找我,其实这也是我选择的结果,因为我能处理这些复杂的病变。如果我从很早的时候,就选择去一个条件很好的地方,一天也看不了几个病人,而且都是症状很轻微的那种,我的医术,无论内科诊断、还是外科的技术、还有科研的水平也不可能是今天这样。对我来说,我愿意这么选择,是因为我不想放弃我的理想。

(感谢李文生教授、杨硕医生对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