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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屈建军:在改革开放中成长
发布日期:2018-12-12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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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荣幸应邀参加九三学社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并向大会汇报我的感受和体会。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我很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我是1978年9月从一个公路段临时工考入西北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那时,科学的春天刚刚到来,人们的思想才开始解放,国家大的科研项目陆续启动。1985年夏天,我有幸参加中科院著名水土保持专家唐克丽教授带领的黄土高原科学考察队学习。在榆林初次见到沙漠,夕阳下,毛乌素沙漠的神奇风光一下子吸引了我,我像个孩子似的,将水壶在沙丘上抛出很远,追逐着狂奔嬉耍。之后,我试着给当时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所长朱震达写信,请求到那里从事沙漠研究,很快得到了回音,我被批准进入慕名已久的中科院工作。

从1988年到兰州沙漠所、后来的寒旱所、到现在的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工作单位的变迁踩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这40年,我国先后启动建立东南沿海国防设施、青藏铁路、兰新高铁和格库铁路等重大工程项目,我的前辈们呕心沥血,做了庞大的前期工作,却没有等到这些重大项目实施就退休了,而我是幸运的,负责两项国家支撑课题、两项国家重点基金。在前辈的悉心指导下,在九三学社前辈的亲切关怀下,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重大工程取得了优秀的成果。我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2014年,同时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7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我因此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人社部国家林业局十大治沙标兵。我深深体会到,所有成绩都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大环境改善和国家建设的重大需求。

二、 九三学社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激励我成长

1978年至1982年,我在西北大学学习。代课老师都是很有造诣的老教授老专家,当年西北大学几个系主任和学校学术委员会主要成员都是九三学社社员。我至今记得副校长江仁寿教授,地理学系主任王成祖教授,副主任张保升教授,带化学的于虹教授,他们人品高尚、业务精深,对我影响很大。加入九三学社,就像一颗种子埋藏在我心里。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陕西水利学校任教,学校的九三学社社员也很多。水文教研室卢德明老师是九三水校小组的组长,他和其他九三人一样,做人正直,学养深厚。我向他提出申请加入九三学社,但由于当时我还没有职称,不符合条件,直到1991年,我调到中科院兰州沙漠所后才加入九三学社,实现了一直追求的人生愿望。

兰州沙漠所从事沙漠气候研究的前辈、毕业于南京大学的耿宽宏先生,把几十年沙漠观测的原始数据毫无保留地给了我;研究地貌学的前辈、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贺大良先生,把多年积累的高速摄影沙粒运动的实验照片全部交给我,并对我进行耐心细致的指导。他俩也是九三学社社员!从他们身上,我切实感受到九三人无私奉献、提携后学的高尚品德,也培养了自己尊重事实、不说假话的科学素质。

2014年,敦煌市政府拟在月牙泉东北方向建一个6平方公里的敦煌文化产业园项目。相关部门找到了我,出80万元做研究论证。他们本以为项目已经板上钉钉,研究论证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却不料,通过科学严密地论证,我给出的结论是产业园不能建!我解释:“不建产业园项目的原因,是当西北风和南风吹带沙子到月牙泉,强劲的东风能起到阻挡抗衡风沙的作用。而一旦产业园建成,东风就会被挡住,西北风带来的沙子将会埋掉月牙泉。”这个结论让敦煌市领导一时无法接受。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我没有动摇,苦口婆心地用专业知识耐心做这位领导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产业园一定不能建!否则我们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最终,文化产业园项目以不了了之而收场。

当时的中共甘肃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连辑,听说此事后专门表扬了我,说我是“真正搞科研的人”。再往后,随着交往日益增多,当初不理解我的那位敦煌市领导转变了思想认识,慢慢懂得了尊重科学和尊重科学家,我俩竟然成了朋友。

新建某海军基地长年被海沙所困,海军方面找到中国科学院寻求解决方案,科学院寒旱所派我做这个工作。我看了以后发现阵地的沙害很严重。大家知道,东南沿海历来是我国台风多发区,每年台风多达十几次,强风、海浪、潮流活动频繁,受风、浪、潮耦合影响,风沙活动强烈,严重侵蚀海岸线,阵地平台遇流沙掩埋,装备遭风沙打磨,官兵的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干扰。部队尝试了多种措施,每年用三五个月时间进行人工清沙,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沙害,装备难以发挥作用,部队难以遂行战备任务,阵地面临废弃或迁址重建。每搬迁一个基地,大概会损耗1.9亿元人民币。经过全面深入的考察,我提出:“能不搬最好不搬,我来治沙害。”我想,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通过观测研究,我发现海岸风沙运动规律,阵地沙源是海浪带过来的,应对办法是首先做防浪拦沙堤,既能拦住沙子,也能防止台风,退潮的时候海浪把沙子带回去,借大自然之力治大自然之灾。通过建立一个自海边到陆地,以防浪拦沙带(堤)、缓冲带、阻沙带、固沙带、输沙带组成的海岸风沙危害综合防治体系,突破国内外采用的措施零散、功能单一的传统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海岸风沙危害,阵地环境得到极大改善,风沙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原来的茫茫流沙现在已被绿色植被覆盖。2010年,这个项目荣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建议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在全国林业系统推广该成果。

三、时刻牢记自己是一个九三人,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重大需求和科学事业奉献自己的毕生

我是1959年出生的,中国科学院恰好在这一年成立了治沙队,竺可桢院长挂帅,黄秉维、侯学煜等任副队长。治沙队历时两年,首次对我国沙漠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取得了大量珍贵资料和一批科研成果。但是,受当时各方面条件限制,资料不够全面,很多空白区至今仍未涉足。过去几十年,我国防沙治沙事业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发展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并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同时也存在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对沙漠、沙地进行过综合科学考察。干旱区风沙灾害问题依然十分严重,而且极端强沙尘暴事件愈演愈烈。就其原因,主要是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本底认识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导致措施不当所致。

因此,我曾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尽快开展我国干旱区沙漠和沙地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并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一是全面系统的本底调查,摸清家底。我国干旱(含半干旱)区沙漠和沙漠化地区,地域辽阔、生态类型多样,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环境退化严重。为建立科学的整治途径与措施,急需全面查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本底,为国家防沙治沙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二是全面认识我国的沙漠、沙漠化和沙尘暴问题。中央和沙区所在各级政府非常关注,多次被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题,各方面学者也很关注,有关沙漠、沙漠化、沙尘暴源区及其防治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此,我们认为通过对我国沙漠及沙尘暴源区的综合科学考察,进一步查明我国沙漠、沙漠化和沙尘暴的成因、发展趋势,并提出科学治理对策。三是合理利用水资源,创立适宜于该区域农牧业发展的新模式,这是该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目前该区域生产经营方式粗放,滥垦、滥牧现象时有发生。内陆河流域上、中、下游用水矛盾日趋突出,导致绿洲萎缩,湿地消失。通过全面、系统、深入的综合科学考察,找出水资源的最佳承载力,进而提出切合实际的适宜该地区农牧业发展的新模式和对策。干旱区沙漠和沙漠化土地在全球除了欧洲以外,其他各大陆都有分布,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我国若能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突破,不仅能很好解决诸如敦煌、民勤、黑河等西部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而且也将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我很高兴,此建议得到温总理的两次批示,请中科院研究提出意见,同时还批转给科技部万钢部长。

雅丹地貌是广泛分布干旱区、因风沙侵蚀而形成的独特的地貌景观。我国是雅丹地貌这一地理学名词的原产地,但对雅丹地貌研究比较滞后。我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对雅丹地貌的形成发育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中国雅丹地貌分布面积大、类型丰富,非常具有特色,可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于是在2011年,我先后给时任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等写信,建议将新疆罗布泊雅丹、甘肃敦煌雅丹和青海柴达木雅丹等联合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很快得到张春贤批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专家前往现场考察。目前,我国雅丹地貌申请世界遗产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党的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受到党和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生态环境”、“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生态环境”,这是我们从事生态环境治理的科技工作者之大幸,也是我们科研事业所遇到的最好时机。我要求自己,一定要拿出百倍干劲,只争朝夕,勇往直前,在风沙治理方面加强研发环境友好型防沙材料、装备化施工机械等,为我国风沙治理和灾害防治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原副主委、中科院敦煌戈壁荒漠研究站站长屈建军在九三学社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