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召开座谈会，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贾伟平因要参加医院的会诊而要晚到，结果碰上堵车，会议行将结束，贾院长还在路上，打电话告诉她时，她爽朗地回答：“那我还是来吧，看看你们也好，就当健康咨询吧。”就这样我有了和她面对面约定采访的机会，但后来，贾院长又成了大忙人，约定的采访一拖再拖，最后终于见了面，但也只聊了十多分钟，她又开始忙了。虽然正式的访谈没有足够长的时间，但好在平时也和贾院长接触过几次，外加其它媒体也对她在医学上的成就有过不少详尽报道，把这些资讯综合起来，终于让我有了走近这位女强人的感觉，这对我是一大幸事。

说起从医，贾院长最深的感受就是：这是我喜欢的工作。“15岁至今，在38年的悬壶济世的征程中，我看到了太多病人的疾苦，我感到这个行业是个生命所系的行业，是个需要很强责任心的行业，付出就应该是全天候的守护。”所以她认为做一个让百姓放心的医生有两个标准：一是有高尚的医德，二是有精湛的医术，两者缺一不可。

“只有医生的手是热的，病人才会相信，医生的心也是热的。”贾院长至今对19岁时老教授的一堂课记忆犹新：我在读医学院，春寒料峭，一位老教授给我们上课。他说，病人心里大都有不安全感，最需要体谅呵护。“如果你们的手不够温暖，触摸病人前，一定先把手焐热，记住了吗？”教授这么说着，忽然解开了上衣，“同学们，现在我就是病人，请为我检查。”大家都惊呆了——天那么冷，老教授就在那儿，等着大家一个个走上去，焐热双手……于是多年来她也养成了天冷时，焐热双手后，再为病人触诊的习惯。

“我这个学生非常不容易，大学毕业后15年拿到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后25年拿到博士学位。”贾院长的导师这样评价她，对此她表示，读书是不断提高自己医术的要求，“我15岁当护士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将来要读博士、当教授，在工作中我感到所学知识不够了，我就去读书。理论需要钻研，更需要实践，所以我的读书过程都是紧随着工作需要的。”贾院长多年来一直关注糖尿病的诊断和治疗，为我国在糖尿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优化方面提出看法，并把自己的看法付诸实践。

“我与病人共同治病。”贾院长对治疗糖尿病颇有心得，她认为糖尿病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疾病，作为一个副院长和学科带头人，她在看门诊时依然热情地与病人“唠嗑”，病人在她面前很放松，起了极好的沟通和调节作用，达到了一定治疗效果。在今年她作为第一完成人荣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项目“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预测及检查方法的优化与应用”中，创建了糖尿病及前期和慢性并发症前期和慢性并发症社区防治平台，优化及建立了适用于基层的慢性并发症筛查办法，创立了“医院—社区”糖尿病一体化管理模式，使糖尿病知晓率、血糖控制达标率、慢性并发症筛查率分别提高了22%—31%，将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晚诊治、预后差转变为早诊断、早防治。

贾院长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病人和糖尿病研究，她的快人快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次约好的采访中，她从重大课题讨论会中出来，告诉我：“抱歉，我只能给你十分钟，有什么问题问吧。”于是边收邮件，边回答了五个问题。“没办法，我其它的工作也就是这样兼顾的。”比如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像我这样在一线工作的医务工作者，肯定会看到或遇到一些问题，我的议案和书面意见都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建议”。今年全国“两会”前夕，贾院长参与了有关药品不良反应赔偿的相关调研，她提出在药品不良反应事件中，病人常处于弱势地位，与药品生产企业或医院打官司需要花费很大的周折。由于目前我国的法律没有对药品不良反应赔偿问题给出明确规定，使得受害者在企业和医院之间奔波“讨说法”，结果却索赔无门，遭受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作为临床医生，看到病人受到伤害而得不到赔偿，深感不安。”她建议设立专项基金，使药品不良反应受害者得到有效的赔偿或补偿。

贾院长谈起曾经有记者问她对家庭是否有愧疚。贾院长笑着告诉我：“当时我的回答让那记者感到耳目一新。我说哪有什么愧疚，事业和家庭我都很看重，你们看我给家庭的时间不多，实际上家里的事情我件件都上心，他们的幸福指数很高的。”贾院长的儿子直升到上海交大计算机系，现在美国读书。“从小我就是以身作则，在家里营造读书的气氛，而且告诉儿子，妈妈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对别人有多么大的帮助，我们之间的沟通很平等的，儿子一直叫我‘老妈同学’的。他小的时候，我工作忙见面时间不多，他就把他的想法写在小本上，我回到家的时候也在小本上回答他的问题，我们的沟通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错位而中断过。” 说起儿子贾院长那股作母亲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从医多年，脚踏实地的付出为贾院长赢得很多荣誉，但是她却说：自己的路还长着呢。因为她心中只有那句希波克拉底誓言：我的唯一目的，是为病家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