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堵车的起因，有人说就是因为车多路少，可是假如你去过香港或者日本，就会发现那边的道路更窄，车也不少，但拥堵情况要比北京好很多，事实上，除了平壤，世界上大概再没有一个城市拥有北京这般宽阔的机动车道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每天堵得死去活来呢？

一些平时经常思考的读者这时候应该会联想到一个关键词：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有多重要？看看周成虎院士怎么讲：

“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规划规划，赶不上变化，我们在北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天通苑，我们也把它叫“睡城”，每天有63万人睡在那儿，早晨，我们就像赶鸭子一样，从这里出来到这儿来。五年之内，城市的交通堵塞不堪。这就是我们说没有搞懂一个城市里面的情况。”

换句话讲：如果天通苑不被设计成一个超大型的功能单一的住宅区，而是在周边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各种配套设施如医院学校等，每天早晨就不会有那么巨大的人员流动量，显然周围的交通状况就会得到根本性的缓解。而近年来中央和北京市地方一直在强力推进的北京“去功能化”，实际上也是对几十年来的“拍屁股式”的城市规划所带来的种种恶果的一种补救。

地图中的大数据

你以为周院士是搞城市规划的？并不。周院士的专业是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但他显然是对城市规划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因为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只有用地理信息的海量数据支持，才能做出合理而完善的城市规划。在周成虎的设想中，如果人们能将地图作为一种方法论，去处理、分析其中的大数据，就能得到无穷无尽的科学发现。

大到自然灾害的预测和灾后处置，小到一个公路的收费站的位置，无不与遥感地理息息相关，而作为中国地理学会环境遥感分会副理事长的周成虎，就是我国环境遥感领域的带头人之一。

“地理学是万金油”。

地理学与交通、工业、人文、城市等领域交叉，就能演变成新的学科。周成虎和他的团队目前正在利用人们的手机信号，找到人口流动的变化规律，进而去研究城市的土地利用状况，探索城市动力特征。

“这其实就是一种地图。”在地理学的定义中，地图是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等的数据集成、分析表达的一种方法、技术和理论体系。尤其是当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后，地图就更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

比如，若人们能够画出节假日期间人流、物流地图，就能找到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若掌握了中国和邻国之间贸易、外交往来的地图，就能探寻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变化趋势。

“出名要趁早”

周成虎一路走来，似乎总是在搭“早班车”——16岁就考入南京大学；25岁就被破格提拔为副研究员——成为当时中科院最年轻的高级研究人员；32岁担任中科院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同样是当时最年轻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49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器不一定晚成。

但是周成虎却总说“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他说：“有太高的目标不是件好事儿，做事情要根据难易程度，循序渐进地来做。”对抱着这种人生态度的周成虎来说，很多“好事”似乎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周成虎说，自己的成长得益于多位导师和前辈的悉心栽培。“我们上学那会儿，每位导师带的学生都不多。我读硕士时，研究组里有6位老师，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生。我很幸运，虽然我的导师是汤奇成先生，但组里的每一位老师都像导师一样教导我、关照我”。

那时候北京还得凭粮票买粮，每人每月32斤的定量供应，其中只有6斤大米，其余大多都是粗粮。这让来自江南鱼米之乡的周成虎很不习惯。为了让这个年轻的学生生活得好点，每位老师都把自己家里本就不多的细粮分给他一些。这点滴的恩情，令周成虎至今不能忘怀。

生活上的帮助还是次要的，在周成虎眼里，更重要的是每位老师都亲自传授给他一些珍贵的知识和经验。“我自从进入中国科学院，就天天跟几位老师待在一起，亲眼看着他们是怎么做研究的。这些老师都非常敬业，野外调查与观测认真细致，对室内样本测试数据处理倍加仔细，绝不放过任何一点错误。就是这种言传身教，让我对科研工作有了真切直观的了解”。周成虎的英语底子很好，一些老师把他们论文的中文摘要写好后，就交给周成虎翻译成英文。“我经常很自豪地开玩笑说，我们组所有的论文，第一个读者都是我！”

老师们对周成虎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到硕士毕业的那年，周成虎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继续攻读博士。幸运的是，周成虎这次又遇到了一位大师——我国现代地图学、遥感科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奠基人，一代学术泰斗陈述彭先生。作为陈先生博士研究生的开门弟子，周成虎学到了很多东西。就这样，一位又一位优秀的老师，就像传递接力棒般，把热情燃烧的科研火炬传递到周成虎手里，照亮了他未来的科研生涯。

“铁肩担道义”

除了“院士”这一耀眼的头衔，周成虎还有着另外一重身份——九三学社社员。作为一名民主党派人士，周成虎连续多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他在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应用、创新人才培养、推动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观点独到、具有现实意义的提案。

谈起自己担任政协委员的初衷，周成虎说：“任何一个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都应该主动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特别是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所学所想、所作所为为全社会树立榜样，弘扬这种社会责任感。”古人讲“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作刀”，周成虎却不无遗憾地说：“现在的读书人，本应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但现实却是，很多人连‘笔作刀’都没有做到。”

周成虎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在担任政协委员的这些年里，周成虎的提案涉及从科研到民生的诸多方面。“近几年来，我和另外几位科技界的政协委员探讨最多的，就是如何让科研预算体系更为合理化。我们国家对科研的投入其实很多，但是由于现有的经费预算体系不符合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导致相当程度的资源浪费，科研领域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我在地理所做过财务管理工作，对这一点体会尤其深刻。”周成虎认为，“科研工作具有多样性，不同的研究使用经费的方法也不一样，统一的经费预算方案无法满足各个研究领域的个性需求。此外，科研归根结底是一种高度的脑力劳动，其中最重要的不是设备仪器，而是灵活深刻的头脑。因此，科研经费的使用也应当以人为本，体现对脑力劳动者的尊重。”“我将一直关注和推动国家对科研经费体系的改革。”

不靠豪言壮语，要靠身体力行

这位细致缜密的科学家，总能从最细小的地方发现有待改善的问题。比如，他每天上下班经过的那条高速公路总是严重堵车，有一天，周成虎突然想到：“如果把高度公路的收费口往北移，越过一个居民区，情况会不会缓解很多呢？”想到这儿，他亲自去调查了堵车发生的位置和时间，经过一系列计算，他肯定了自己最初的设想。“可能有人觉得这是一件小事，但是仔细想想，司机每踩一次刹车，就‘踩掉’一毛钱的油费，刹车后重新启动，又会增加油耗。这不仅是种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负担。而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的‘小事’记录下来，纳入我的提案当中”。

“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但是身为一名知识分子，就算没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也要尽可能地改善自己，通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承担起肩上的责任，不要辜负社会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期望。”

众所周知，九三学社的主体是具有爱国情操和报国精神的知识分子，身为九三学社一分子的周成虎，不发豪言壮语，却在点点滴滴处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周成虎说过这么一句话：“做事情，不管你喜不喜欢，要做就要尽可能地做好。”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在采访过不少优秀的科学家后，记者逐渐发现，做事情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是诸多成功者的一大共性。“无心插柳柳成荫”，“道是无心却有心”。“大器早成”靠的不是走捷径，而只是用最“笨”的办法，用心做好该做的事。

“早在文字发明前，人类就已经有了地图，可以说地图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周成虎说，“地图是一种大数据，更是浓缩的知识，它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如果可以，我还想继续把地图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