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1945年7月19日—)，出生于上海。分子药理学与心血管病理生理学家。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韩启德于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人正直，曾留学日本，在神户商学院攻读经济学。母亲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为人宽厚，毕业于桑蚕专科学校。韩启德在上海读完小学和中学，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在10岁时，因患猩红热并发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炎，昏迷三天三夜后被抢救过来。这场病使他真正感受到医护人员的伟大和仁爱之心，心中默默产生了一个愿望——做一名解除人民疾苦的医生。

1962年，他以第一志愿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在上医严谨学风的熏陶下，他勤奋学习、苦练各种基本功，这对他此后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8年，韩启德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临潼县公社卫生院，担任农村基层医生，一干就是11年。在偏远落后、缺医少药的西北农村，不仅生活条件艰苦，而且医疗条件十分贫乏。但是，韩启德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一边苦读书本，一边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他艰苦奋斗，自己想办法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建立起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他既当大夫又当护士，精心为病人解除疾苦。为了抢救危重病人，他常常守护病人几天几夜；经他诊治的病人，只要觉得没有把握，他就会骑自行车上门随访。为了能更好地为当地群众解除痛苦，韩启德创造条件建立了简易病房，开展了一些简单的外科手术。在艰苦的工作中，通过不断的医疗实践，他的医术得到提高，方圆几百里都知道有一位“韩大夫”，问病求医者不惜远道而来。农民群众以最朴实的方式，表达对这位“人民大夫”最真挚的感情。经他诊治的病人，常常会偷偷用手帕包几个鸡蛋几个白馍放在他的窗台上。这一段时期对于韩启德来说，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工作是极其辛劳的，但回忆起这段日子，韩启德说:“我从心灵上感到是愉悦的。”他真正感受到为人所需要，感受到为人民群众解除病痛的莫大幸福。他的身体里仿佛注入了巨大的生命力，这种激情一直推动着他为了他的理想、为了他所爱的医学事业贡献全部力量。

1976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77年，韩启德参加陕西省高血压与冠心病学习班，有幸结识了西安医学院著名心血管病理生理学家卢兴教授，并在后来成为他的研究生。韩启德非常珍惜这期盼已久的学习机会，在研究生3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是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度过的。在卢兴教授指导下，韩启德和他同期的研究生建立起大鼠心肌梗死模型和测定心功能的方法，在缩小心肌梗死范围的研究中得到了一些有益发现，他们建立的实验方法推广到全国，直到现在依然被广泛使用。

1982年，韩启德完成论文答辩，获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韩启德被分配到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开始了他在北医18年的教学科研生涯。先后担任了北京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教师，北京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讲师，心血管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心血管基础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1985年秋，韩启德应美国埃默里(Emory)大学校长雷尼的邀请，赴埃默里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先在艾伯尔教授实验室进行神经肽Y(NPY)方面的研究，很快成功制备了兔离体冠状动脉灌流标本，并观察到一些NPY的重要作用，论文发表在《心血管药理杂志》上。后来他转到著名受体研究专家米尼蒙教授的实验室进行α1肾上腺素受体(α1—AR)亚型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首先证实α1—AR包含A、B两种亚型，这两种亚型不仅与某些选择性药物的亲和力不同，从激动后到引起效应的信号传导机制也不同，而且不同组织中这两种亚型的比例不同。这些研究成果在《自然》(Nature)和《分子药理学》(Molecula Pharmocalogy)等刊物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1987年8月，他毅然按期回国。

刚回北京医科大学工作时，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没有研究经费，一切从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和一台借来的生理多导仪上重新开始。从当时的条件出发，他与同事们首先选择了关于NPY与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的研究课题，当年就完成8篇论文，第二年又完成论文10余篇。成绩证明一切，学校和医院给了他们更大的支持；同时，韩启德也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卫生部和国家教委等多项基金。于是，韩启德又把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到肾上腺素受体方面来。他紧跟国际前沿，努力学习和引进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技术，坚持受体学方面基础研究，不断深入进行分子水平研究的同时，集中力量解答心血管中同时存在α1—AR三种亚型的功能意义。具体从α1—AR三种亚型在心血管中的分布与介导的功能、信号转导机制、激动剂作用下的调节、相互间的作用以及病理状态下的改变与发病学意义等五个方面着手进行系统研究，并取得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和结果。例如，他们在国内外首先发现α1A—AR与α1B—AR虽然本身都直接介导正性变力效应，但对β—AR介导的正性变力作用分别起抑制和增强作用。他们的实验还表明心肌α1—AR与β—AR间的交互作用发生在G蛋白水平。通过进一步研究显示，α1—AR与β—AR间的交互作用甚至可以直接发生在受体分子之间。这些结果都有创新性意义，对了解α1—AR亚型共存的功能意义有较大的价值，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艰苦的奋斗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韩启德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发表的论文被SCI收录刊物引用1500余次。同时，韩启德得到了各方面的表彰，1990年获卫生部授予的“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1991年获国家人事部与教委授予的“做出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称号；1994年由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3年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5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2000年获得高校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鉴于韩启德在科研工作中的杰出成就，他担任过许多学术兼职，例如:国际病理生理学会主席、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际药理联合会受体命名与药物分类委员会委员、国际分子与细胞心脏学会理事、国际心脏研究学会理事与中国分会主席。担任《临床与实验药理学与生理学》、《自主神经药理学》、《心血管毒理学》、《中国药理学报》、《中国病理杂志》等10余种国内外期刊的主编、副主编或编委。

2000年4月3日，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韩启德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医学部主任。合校后，韩启德一直思索如何促进学科的交叉创新，进行创新性研究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如何利用合校后的优势进行医学学制改革，进而带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等这些问题。2001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成立，后又发展为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在他的领导下推动医学部的生物学、医学、药学等学科与校本部理科、应用科学、文科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促进生物医学领域从分子尺度到人体器官尺度的新发明、新发现与技术创新。韩启德还发起组建了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中心，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经济、法律、管理、社会和公共卫生等多学科综合优势，争取使该中心成为我国政府实施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思想库与智囊团。在教学改革方面，韩启德与他的同事们不断为完善医学、药学和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模式而努力，取得了一些突破。韩启德为使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而无怨无悔地辛勤耕耘着。

自2002年起，韩启德先后当选九三学社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八届中国科协主席，第五、六届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第八届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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