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是艰难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是我为中国药学事业奋斗的决心是抑制不了的。至于我个人，则像疾风下的劲草，虽然风雨不停地袭来，但依然生活在人间。”

——薛愚

薛愚（1894—1988），字慕回，湖北襄阳人，我国著名药学家、药学教育家、中国药学和药学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国家一级教授、北医药学院的奠基人、终身名誉院长，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现称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创始人、第一任主任理事。发表学术文章50余篇，药学教育文章40余篇，出版药学、药学史类专著数部，包括我国第一部药学专业教科书《实用有机药物化学》、第一部化学实验教程《普通化学定性分析实验教程》、第一部医用有机化学教科书《医用有机化学》。参与编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他提出的“三•三制”办学观点对药学教育界影响殊深，对药学发展也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名家来自牧牛童

薛愚出身贫寒，当过童工、割过草、放过牛、喂过猪、拾过柴、讨过饭。一次，薛愚同姐姐一起在地主家乞讨时，被地主管家故意放出恶犬咬伤，由此对旧社会的种种不公深感不平，当他有机会进入教会学校半工半读时，便牢牢地抓住了读书这棵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稻草。薛愚一路苦读，获资助进入齐鲁大学学习化学专业，后赴法国攻读药学博士，回国后的几十载教学与研究并重，桃李芬芳，著作等身，完成了从牧童到教授的蜕变。

苟利国家生死以

薛愚既是出色的学者，也是活跃的爱国民主人士。

舌战教育部

薛愚自1938年始，任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现中国药科大学）校长。而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故，药专由南京迁至重庆。1945抗战胜利后，薛愚要办的第一件要务，就是药专复员南京。然国府一贯轻视药学，故复员事宜受到多番阻挠。

1945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会议，讨论药专迁回南京事宜——名为“药专复员讨论会”，实则“药专裁撤讨论会”，薛愚上演了“过关斩将”、“舌战群儒”的好戏。

会上，几位教育部高层轮番“大放厥词”，称“国立药专不必复员，这种数药片、拿药水、洗药瓶的工作，护士都可干得了，药专可以取消。”

薛愚对此当即进行了激烈反驳。他以发展的眼光，对时局进行了准确的判断，一针见血地指出：药学事业发展滞后将直接导致战争失利、国家受制的恶果，其政治远见令在场的国府官员都汗颜。

见“正面进攻”拿不下薛愚，他们又提出：药专可以重开，但不必恢复从前之规模，也不必迁回南京，以留在盛产药材的巴蜀为宜。

教育部的想法是：只将药专作为研究机构而非教育机构，则药学研究迟早也会“青黄不接”而渐渐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教育部也就不用再与薛愚争辩了。

薛愚立即回应道，“今天的药学早已冲破了中药的范围，已经包括声、光、电、化各个方面，就以我们药专为例，所开设的课程就有34种之多，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就有20多人，助教还不在内——要有前进的眼光、发展的观点。”

薛愚对这些“居心叵测”的提议一一击破，向在场的官员略论药学发展，结论也是十分明确的：药学是科学的一个门类，绝对有进行教育教学的必要。

薛愚的“铁嘴钢牙”令教育部十分“头疼”，最终只得将裁撤药专一事挂起。薛愚趁热打铁，辗转找到曾经的老师，教育部的朱经农秘书长，历陈药专复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几日后，药专终于正式接到了“国立药专复员南京”的指示。

薛愚对自然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为新中国保住了一所重要的药学教育院校，为我国药学教育事业保存了火种。

营救地下党

除了对科学的追求，薛愚在争取民主与公义的斗争中也贡献了巨大力量。

薛愚故交、中共地下党员马适安于1932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关押在陆军监狱数年，薛愚获悉后立即决定营救。

无奈薛愚只是一介学者，并无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和办法。是时，国民党高级将领冯玉祥将军下榻南京旧部韩复榘处，薛愚想起同为教育界人士的王子元曾是冯玉祥旧部，便立即联络。王子元久仰薛愚大名，故热心相助。二人向冯玉祥面陈马适安的爱国事迹和窘迫处境，冯玉祥大受感动，亲自致信陆军监狱放人。

但冯将军的亲笔信竟未奏效，薛愚遂硬着头皮二请冯将军。冯再致信监狱，措辞亦更强硬，陆军监狱不堪压力，遂释放马适安。

在政治立场上，薛愚是不支持国民党的，他与冯将军也无交往，但薛愚发动了身边的诸多社会力量，最终借国府高官之力成功营救马适安，为追求民主和公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不曾吹落北风中

解放前开始，薛愚即积极参与九三学社的活动和组织建设工作，1949年，薛愚参与起草了《九三学社概要》，并代表九三学社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作为九三学社中央理事，薛愚受许德珩委托，于1950年前后为九三学社中央购置了颁赏胡同的办公地址，结束了九三学社长期以来“居无定所”的窘境。

1951年，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在薛愚的不懈努力下成立，薛愚连任四届主任理事，为北京市分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更帮助北京大学医学院社员队伍发展壮大。在薛愚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下，北医半个世纪来向全国和北京市人大、政协、九三学社中央和北京市委输送了方亮、叶恭绍、王序、韩启德、马大龙、屠鹏飞等骨干力量。

然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薛愚因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和对卫生部的一些批评而成为统战部“钦点”的大右派。此后，薛愚既无法继续讲课，论文专著也多不能出版，更经历种种不公正待遇，但他却淡然地说，“环境是艰难的,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是我为中国药学事业奋斗的决心是抑制不了的。至于我个人，则像疾风下的劲草，虽然风雨不停地袭来，但依然生活在人间”。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以此看来，薛愚确是一位英雄了。

除了对待生活的英雄主义，薛愚还颇具侠义精神。

1983年，薛愚次子薛钟灵在丹麦偶遇沈阳药学院的毕业生，谈及薛愚1957年在全国药学院、药房进行考察时，发现沈阳药学院重医轻药现象严重，便替药学毕业生说了几句话。谁知随后沈阳药学院便发生了毕业生不服从分配的事情，薛愚成了“罪魁祸首”被全国通报。但他的仗义执言也着实改变了那一届学生的命运，学生们无不感激薛愚，直言“老先生为我们、为药学界受了大苦”。

但薛愚自己却认为这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凡人做了一点善事”而已。实际上，薛愚在整个反右斗争中没有连累一位学者，对所有“罪名”大包大揽，为北医诸多年轻学者撑起了一片天空。

何用堂前更种花

薛愚一生如疾风劲草，从未失去过对生活的希望和对药学教育事业的热情，他将对子女继续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的要求写进遗嘱中，临终前仍然在病床上笔耕，为祖国药学教育事业建言献策。他只恨自己老得太快、身体太差，恨生活没有给他更多的时光为药学事业再多做一些贡献。

我未有幸见过薛愚，更无缘听他讲授一堂课。如果以授课课时数来评价教师的贡献，那么薛愚可能并不算出众，但如果以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新中国所有药学专业的学生恐怕都要尊称薛愚一声“先生”。故我亦将薛愚引为人生中重要的导师，这不仅是因为我在他构思并参与建立的药学教育体系中学习、读着以他的著作为蓝本编写的教科书毕业，更因为他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他的临大节而不可夺之风，皆我辈学习之楷模。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薛愚百折不挠的品格和不懈追求民主科学的崇高精神，永远感动和激励着广大药学工作者和九三人。（孔瑶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