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与“五四”运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不仅学社的创始人许德珩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与重要参与者之一，而且诸多九三学社先贤们都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洗礼，九三学社自成立以来也一直牢记与秉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主”、“科学”与“爱国”的精神，成为“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与发扬者。在今天，重新回过头梳理九三学社对“五四”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更有助于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祖国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九三学社应有的作用。

民主、科学与爱国：“五四”精神的核心内涵

今天提到“五四”运动，人们脑海中首先显现的往往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场学生爱国运动，其实“五四”运动包含着“两个”运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从清末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思想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严复翻译的诸多西方政治哲学著作，在开启民智之后时代指针不可避免地转向了1915年——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至此，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登上了历史舞台，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等一系列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随之而来，中国现代第一次“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布克哈特曾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对“启蒙”有过经典论述：“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沙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沙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表现了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1]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自我，是新一代青年张扬个性主义思潮的理论来源，而新文化运动正是这样一场包含了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核心内涵的思想文化运动，自1915年开始，青年一代深受这一启蒙运动的影响，如果没有1915-1919年间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文化启蒙，很难想象5月4日那天会有那么多学生走上街头表达自己对国事的看法。

因此，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是一脉相承的，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 “民主”、“科学”精神的普及，使具备了自主意识的学生用和平游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胡适认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全国青年皆活跃起来了，不只是大学生，纵是中学生也居然要办些小型报刊来发表意见。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找到一架活字印刷机，他们都要利用它来出版小报。找不到印刷机，他们就用油印。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总共约有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虽然在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学生运动，是对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种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为一项政治运动，但是对传播白话文来说，‘五四运动’倒是功不可没的。”[2]经历了启蒙思想洗礼的学生们就这样成为了“新青年”，在那个启蒙与救亡同时并存的时代，爱国学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五四”精神也自那时起被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传承与发扬。在众多爱国青年中，九三学社先贤的身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北大，当时先后在北大就读的九三先贤们有许德珩、潘菽、杨振声、孟宪章、虞宏正、孙云铸、杨钟健、侯德封、魏建功、尹赞勋等人以及当时曾在北大图书馆短暂就职的张西曼等，上述人中走出了许德珩、潘菽等6位未来九三学社的主要创建者，虞宏正、孙云铸等8人未来新生的、九三学社的基础性骨干，也是新中国1955年首次评定的院士[3]。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先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既是当时的学生领导人之一，后来也成为因为“五四”事件而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九三学社的诸多创始人与“五四”运动这种特殊的关联也成为后来的九三学社将爱国、民主与科学作为核心理念的由来。

“五四”运动中的九三先贤

1915年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又在巴黎和会上失败，这些对于接受了启蒙思想、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相当自觉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一连串的打击，当4月底中国在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学生们群情激愤，于5月3日召集所有北京大专学校学生代表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后来一位北京大学学生的回忆中有这么一件事：“会场上当大众情绪十分紧张的时候，一个法律系学生谢绍敏，当众用口咬破中指，撕裂衣襟，用血大书‘还我青岛’四个字，向大众揭示，所有的到会人都肃然感动。接着便是一阵鼓掌和万岁声，全场顿现出凄凉悲壮的气象。”[4]这样的景象非常感人，一种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每一位爱国学子的胸中激荡。

许德珩先生当时只有24岁，是后来被派到上海、南京的少数北京学生代表之一，之后也成为鼓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在当地罢工的重要角色[5]。在5月3日晚间召开的集会中他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议通过了若干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即决定于5月4日召集所有北京的大专学生举行群众大会，决议后各校代表即返回准备。当时许德珩先生所拟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1919 年7月出版的《五四》（蔡晓舟、杨景工编）一书重现了游行当天集会的氛围：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天安门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可见，这次游行不同于一般“骚乱”，学生报以掌声、和以摇旗以及“步法整齐，仪容严肃”等并不妨碍“治安”，作为一种政治抗议的示威游行，其仪式已经基本确立，因此被作为文明社会的表征，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6]。

许德珩先生之后也多次回忆当时创办《国民杂志》的状况及“五四”事件的始终，为后人了解那一天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在5月4日下午火烧赵家楼之后，大多数游行示威的学生已经散去，不久，警察、军队和宪兵在现场及沿街逮捕一些未及离开或落单的学生，总共有三十二人，其中就有北大的易克嶷、江绍原、许德珩、杨振声、孙德中、潘淑等人。据孙伏园的回忆，当时许德珩与另一个同学两人被绑在板车上推出去，“许德珩同志说，他当时满心以为这是往天桥去的，所以一出步军统领衙门，板车向南推去，他心里想着：‘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话虽没有说出来，这心情却完全体会到了。”[7]许德珩先生自己回忆道，当时由于他想要维持秩序整队而行的同学才被逮捕，之后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牢房里，及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各摆着一个大尿桶，臭气满屋。每半小时还要听军警的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个身，以证明“犯人”还活着。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提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窝头。当晚许德珩先生在愤怒中口占了两首诗以表心意[8]：

（一）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二）

山东我国土，寸草何能让？工农兵学商，人民四万万。

为何寡欺众，散沙无力量；团结今日始，一往无前干。

许德珩先生的诗作代表了当天参加运动的所有青年学生的心声，为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九死而未悔，这种爱国主义情怀也一直在九三学社的发展过程中传承了下来。据《晨报》记载，自三十二名学生被拘以来，舆论愤激，众谓非立请政府释放不可，众校校长联名呈请保释，最终学生于五月七日被释放后各回本校，各校均开慰劳会，慷慨悲歌，有全体痛哭流涕者，会后并摄影纪念[9]。这就是“五四”精神——在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背景下，对民族国家之命运深沉的同情与深切的关怀，为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打上了激情与伤感并存的时代烙印。

九三学社对“五四”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1944年底进入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学技术界人士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许德珩、潘菽、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褚辅成、税西恒等人是其发起者。举行“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初衷即讨论民主与抗战的问题，发扬“五四”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逐渐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原名为“民主科学社”。后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1945年9月3日决议改名为“九三学社”[10]，并在1946年“五四”纪念日召开的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成立宣言，其中屡次提到对民主与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今日适为‘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五四’号召于国人者，为科学与民主，今时间过去虽已二十余年，而民主与科学之要求，实较前迫切，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谨此宣言。”[11]可见，九三学社在成立之初就秉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民主与科学的主张，并从自身成员特性出发，力求将民主与科学落到实处、解决当时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在成立大会上谈到九三学社缘起时说到的那样，“民主的新中国之建设，经纬万端，科学与近代工业之发展，人民生活之改善，基本自由之保障，与夫社会之改造，以期侪列于世界强国之林，要为急不可缓之举。本此要求，发起‘九三学社’，冀从世界之观点，科学之立场，对以上任务有所尽力，世有同志愿进而教之者乎？是所望也。”

九三学社成立于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新中国成立后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爱国、民主与科学的内涵也不会一成不变，必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诸位九三先贤们自那时起已经将目光转向了新中国的建设方面，继续发扬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是为了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打下基础。在“五四”运动时期，九三先贤们在救亡运动中为中国的未来做抗争，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们马上将目标转向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并持之以恒地以“五四”精神为旗帜，开辟了另一条发扬与继承“五四”精神的救国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九三学社对“五四”精神的传承是落在实处的，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九三学社都秉持着为国效力的务实态度，将爱国、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渗透在祖国各行各业的发展中，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继续高扬“五四”旗帜，将“五四”精神代代相传。（姬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