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周培源先生是我国近代科学影响巨大、贡献卓著而又坚持真理的科学家。他在理论物理和力学上的贡献，学界了解得比较多，而对他在三峡工程论证上的严肃和科学的态度了解得比较少。本文希望通过回顾这段历史，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这位科学巨匠。

80年代末，支持三峡工程上马几乎成为一面倒的意见，1988年，有关决策者已经下了决心要上三峡工程。已经89岁高龄的周培源，率182位政协委员到湖北、四川考察，并且直接上书中央提出缓建三峡大坝的建议。他表达了一百多位政协委员的心声：“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不放心。”他说：“你光给领导同志送一面之词，让他如何做正确判断？几十年里我们深受其害，今天不能再说假话。”他还说：“关于三峡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

本文选载《从总体战略上论证三峡工程》《周培源与三峡工程论证》《三峡工程论证让父亲田方与周培源认识》三篇文章，以期读者能够了解周培源先生与三峡工程的渊源。

 

从总体战略上论证三峡工程

（周培源 刊载于《群言》1987年09期）

想在长江三峡建坝由来已久。早在1919年,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的实业计划中就提到：“自宜昌而上, 人峡行……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1932年挥震等三位工程师到三峡查勘, 提出《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勘察报告》,拟在葛洲坝和黄陵庙建水电站。这些都是按低坝考虑的。

40年代美国高坝专家萨凡奇来华,提出了三峡高坝方案, 计划水库蓄水位达200米, 比重庆的长江常水位160米高出40米,对库区大量移民和泥沙淤积等问题, 都未加考虑,主要为了发电,拟建1000余万千瓦的巨型水电站。在国民党时代,当然只能止于舆论。但为此派了一些技术人员到美国学习。

解放以后,50年代从防洪出发, 想要取得1000一1500亿立方米库容,曾提出蓄水位达235米更高的坝,引起水利和水电两方面的公开论争。由于水库掩没损失实在太大,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通过的议案中,规定兰峡水库蓄水位不得高于200米, 并提出了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指导方针积七项基本原则, 这个议案的正确性经过了历史的考验,因此,当时即使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三峡工程也投有推上马。

60年代的经济困难时期,主管单位曾考虑分级开发或分期开发方案,想缩少规模争取上马,也没有实现。

70年代初，由于看到上三峡工程有困难，违反开发次序，先建下游的葛洲坝工程，想以此促进三峡工程上马。70年代末,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主管单位又再次要求三峡高坝尽快开工,但在选坝会议上遇到了不同意见。

80年代初,为了减少淹没损失和投资规模,从发电出发,提出了蓄水位150米的低坝方案。在许多重大问题尚无结论、初步设计也未提出的情况下,主管单位急于作施工准备。后来由于各方面提出异议, 才予缓建。在最近几年的讨论研究中, 发现水库淤积影响航运, 又提出蓄水位160米、170来、180米以至坝顶高185米分期蓄水等方案, 实际上又回到过去曾经放弃过的高坝方案。目前在水位高低问题上, 也还存在不同的看法。

回顾这一段历史，三峡工程所以长期上不了，看来主要向题是仅就三峡论三峡，而没有从长江流域千支流总体规划，并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家实力的可能性，从经济发展战略上来考虑问题。

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与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的英明决定。但论证的主题不应是就三峡论三峡,单独论证三峡工程蓄水位150米或坝高185米的问题, 而应是论证先开发支流或其它优先方案, 还是先建三峡工程, 以及这一起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宏观决策问题。

长江是我国最大河流,是世界第三大河。长江流域已普查过的大小支流有1089条,其中河长100公里以上的有288条,500公里以上的有67条。如雅碧江、大渡河、嘉陵江、乌江、沉江、湘江、汉江、赣江等大支流,每条河的径流量都与黄河相近或更大。据水力资源普查,长江全流域可开发水电站共4469处，其中各支流就有4440处, 装机容量可达1.06亿千瓦，已开发的不过1000余万千瓦,仅占10%,还有90%没有开发。

三峡工程的装机容量可达1300-1800万千瓦,是一座超世界水平的巨型水电站。但是所需投资庞大(几百亿以至上千亿元),移民众多(100万人左右),工期很长(12-13年开始发电,18-19年才能建成) ,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中, 三峡工程起不了作用。

而这十几年正是我国能源和电力工业需要迅速发展的时期,只有先开发支流才能及时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既要建设近期迫切需要的水、火电站,同时又要兴建三峡工程,我国当前的财力物力是否能够承担,是否会因此导致基本建设规模又膨胀起来,影响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方针,这是首先应该考虑的宏观决策问题。

长江的洪水灾害很严重。为尽快提高防洪能力,以防近期可能发生大洪水造成巨大损失,也存在是首先认真加固加高堤防, 做好平原分蓄洪工程, 以及结合综合利用逐步兴建支流水库好呢？还是等待遥遥无期的三峡工程好呢？为改善长江航运, 是首先抓紧整治干支流航道,逐步提高长江水系的通航能力好呢(交通部门是这样做的?)还是依靠“高峡出平湖”好呢?所以,不论从发电、防洪和航运各方面考虑,也都存在先建三峡工程还是先建其他工程的宏观决策问题。何况三峡工程是要将长江这条横贯中国东西部大动脉拦腰切断, 其位置正处于高谷峡区通向中下游平原之处,关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影响,许多预见到或预见不到的重大向题,一时也难于彻底查清。如一旦发生意外问题,则将遗害子孙万世,这类复杂问题,决不是依靠外国人所能解决的, 也决不是像宝钢工程那样仅是经济、技术方面的某些失误所可比拟的。

因此, 为了解决这个宏观决策问题, 除水利水电工程中重大技术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生态变化、系统工程等问题。在决策过程中,需要认真贯彻重大决策问题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方针,只有贯彻真正的广泛的民主化,才能取得符合科学化要求的结论。为此,除了应当吸收水利水电专业有关的各种不同意见外,还需要请有关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环境专家、系统工程专家、各类科学家以及社会人士参加讨论研究,才能为决策科学化广开言路,取得集思广益之效。

历史上的错误作法,如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任意上纲上线,并扣上什么政治帽子，或被指责为“ 起哄”、“外行”；还有人借口进一步深化讨论,而要求“讨论的内容要窄一些”,等等,这都是与充分发扬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在三峡工程问题的论证中, 同样应当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大家畅怀发表各种不同意见。

对重大工程项目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好事,是很自然的,也是应有的科学态度。即使在基础科学如物理学或化学的实验中都有误差,在工程项目中所做的模型试验, 误差就可能更大,尤其要审慎对待。据三峡工程泥沙组专家组长说：“泥沙科学由于影响因子众多, 带有随机性(如紊动) 和变化频繁(如边界糙率和断面形态) ,目前精度还不高。”有的专家认为误差可能在20%左右。另外可以调查国内外已有水库的泥沙淤积经验, 但这种调查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带着主观成见, 则不如不去调查。

葛洲坝的建设在工程技术上是成功的, 但在规划上是有向题的。现在既已建成, 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它来吸取经验教训。比如,未作好规划设计就贸然开工,投资一再增加,工期长达18年之久；同时, 却挤掉了其它工期短、投资少、见效快的支流电站。葛洲坝水电站由于缺乏水库调节和受航运限制,发电出力变化很大,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但枯水期受流量限制只能发70-80万千瓦，又不能调峰；汛期受水头限制, 一般只能发150万千瓦左右,供电很不稳定。如果建支流电站,发电质量要比葛洲坝好得多,可以取得更早和更大的效益。葛洲坝虽然改进了水库回水区的航运条件,但对过坝带来新的困难,泥沙淤积对通航的影响如何，过几年又将如何？这些问题都应当认真总结，将对三峡建坝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总之，比较现实的符合国家实际情况的做法是，可以先将长江上游各直流的水电站逐步建设起来。这样，可以满足实现翻两番的要求，也为将来三峡上马创造条件。经过几十年，国家经济实力定会大大加强，科技水平也将大大提高，世界和平会有更加可靠的保证。几十年的教训是，千万不要急于求成，尤其不能怀有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流芳百世的主观追求，那样就会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再说一句：如果不经过各个方向的反复论证，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遗恨万年，后悔不及的！

多年来报刊上大量刊载主张上三峡工程的单方面意见，很少看到另一方面的意见。本专集主要汇编了持不同意见的部分文章，供有关领导和参加论证的同志，以及广大关心三峡工程的同志们参阅。

我在50年代曾是三峡上马的积极分子，那是主要看了我们自己所选的三斗坪花岗岩坝址，比过去萨凡奇所选的南津关石灰岩坝址要好得多，其他方面未作研究。近年来，多看了些材料，多作了些了解，特别是政协经济组作了详细的切实的调查，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我觉得这个问题关系国家千年大计，要慎而又慎。因此，才有上面说的这些看法。这也是我乐于为这本专集写序言的原因。（1987年5月16日 本文是作者为《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所写的序言。）

 

周培源与三峡工程论证

（田方 原载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杂志1995年第2期）

作者系国家计委咨询小组成员，中华全国记者协会特邀顾问，现居住北京。此文原载广东省政协《同舟共进》杂志1995年第2期。其编者按是：“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已于1994年底正式动工，但是由于三峡工程规模巨大、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大计，人们依然十分牵挂和关注它的技术问题。田方同志这篇文章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忧虑”

——编者

周培源基金会来函来人，邀我回忆撰写周老生前事迹。我和周老的关系，主要建立在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周老对三峡工程的看法虽与有关部门的观点相左，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何况一代科学宗师的真知灼见，更有留待后人鉴定的价值。记录下这段史实，还是很有意义的。

初识于三峡工程的论证

我有缘和周老相识，是在1987年5月。1983年我离休以后，在完成自选的《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中国人口迁移》课题后，很自然地转移到对三峡工程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一举世瞩目的超大型工程及其100多万移民，理所当然地涉及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人口迁移问题。特别是1984年3月原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同志曾经就《组建三峡特区政府实行库区新移民政策的初步设想》文稿，批示给吕克白同志和我，要求我们研究后提出意见，更加引发了我对三峡工程的重视。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的会议上，曾多次强调，要实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出于对三峡工程将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的关注，曾共同努力，收集资料，调研著述，并组织有关各方面专家学者撰写论文，准备编成专集，供决策部门参考。为此，我们觉得需要请一位有权威的科学家给予支持。有人介绍周老就是十分关心三峡工程，并有真知灼见的科学家。1987年3月间，我冒昧地给周老去信，请求他为我们编的论著写一篇序言。5月5日收到周老亲笔写的长达1400多字的回信。他首先表示赞成并支持我们编写这本书。“但是我还有些看法，提出和你们商榷。”他提了七点意见，其中特别强调了以下两点：（1）关于修改书名的问题。因为三峡工程不仅牵涉到能源决策，而且和整个长江流域，甚至全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与社会效益都有关系。根据书内选登文章的内容，可否请把书名稍作修改，概括得宽一些。（2）我们要明确要求把长江上游建坝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具体方案制订出来，和三峡建坝的方案相互比较，哪个方案比较合乎‘四化’的需要，然后作出决定。”此外，周老还对三峡大坝在丰水期和枯水期发电容量悬殊的问题如何解决；要重视大型工程的模拟试验与实践之间的误差；调查国外大型工程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要认真总结葛洲坝建设规划中的经验教训以及确切计算工程建设经费等问题，都提出了他的看法。

根据周老的宝贵意见，我们把原来定为《三峡工程和能源决策》的书名，改为《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书名问题，也就是究竟就三峡论三峡呢，还是从宏观决策上加以论证？我们就是本着周老这一指导思想，相继编辑出版了《论》、《再论》、《三论》、《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4本论著。

不应“就三峡论三峡”

1987年5月，周老为第一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所写的序言中，回顾了从1919年孙中山先生提出拟在三峡建坝的建议，1932年恽震等三位工程师提出的勘察报告，40年代美国高坝专家萨凡奇来华提出的高坝方案，以及全国解放后，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历次提出拟建三峡工程的建议和方案的整个过程后提出： “回顾这一段历史，三峡工程所以长期上不了，看来主要问题在于仅就三峡论三峡，而没有从长江流域干支流总体规划，并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家实力的可能性，从经济发展战略上来考虑问题。

“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的英明决定。但论证的主题不应是就三峡论三峡、单独论证三峡工程蓄水位150米或坝高185米的问题；而应是论证先开发支流或其它优选方案，还是先建三峡工程，以及这一超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宏观决策问题。”

周老在这篇序言中接着介绍了长江流域各支流极为丰富的水能资源以及众多可供开发的水电站后，提出了三峡工程所需的投资庞大、工期很长、移民众多；而且，“在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中，三峡工程起不了作用”的问题。

周老又从发电、防洪、航运等功能论述了晚上缓上三峡工程的科学依据后积极建议：“因此，为了解决这个宏观决策问题，除要研究水利水电工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生态变化、系统工程等问题。在决策过程中，需要认真贯彻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方针，只有贯彻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才能取得符合科学化要求的结论。”

最后，周老又语重心长地告诫：“过去的教训，是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主管部门尤其不能主观地追求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闻名于世。否则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再说一句：如果不经过各个方面的反复论证，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后患无穷，后悔不及！”

根据周老的指导思想，我们以编者名义，撰写了题为《从三个层次的总体战略上论证三峡工程》的“总论”，这三个层次就是：

“一要放在长江全流域综合治理开发的总体上；二要放在国家能源决策的总体上；三要放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总体上。”

我们还在第一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编列了“2000年中国水电发展的设想”、“长江流域干支流开发程序”、“得天独厚的四川水能富矿亟待开发”，以及“优先连续开发乌江水电的优越性”，接着，又在《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中专列了“别论”一栏，编发了“应加快长江上游支流综合开发步伐”、“澜沧江流域水电经济开发综合考察报告”、“加速岷江综合开发的建议”、“加速乌江干流水电梯级的连续开发”、“加速西南六大水电站开发的建议”等专论，由多位水电专家和地方水电部门用充分的事实说明，我国西南地区真正亟待开发的水能资源十分丰富；更说明周老要求多方案对比论证的建议，是很有说服力的科学观点。

从1987年到1993年6年间，在周老的亲切和具体指导下，我们连续编辑出版了4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共110多万字，集中120多位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正如周老为拙著《秋实集》所写序言中所说：“几年来，围绕三峡工程上马时机问题，国家广泛征求意见。对这样关系国计民生、子孙后代的特大型工程，能够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真是国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精神在论证中

出乎意料的是，正当第一本书行将问世之时，我们作为书的编者，尚未见到样书，主管部门的某领导却首先拿到了。消息传来，说有关领导不满意我们出这本书，不同意公开发行这本书。我们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理直气壮地进行申辩。我们从三个方面说明：（1）“为了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全面论证，避免失之偏颇，将不赞成早上快上的论述汇编成书，公诸于世，完全符合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精神；”（2）“本书已经编集了40多位专家学者的论文，和周培源教授的序言；已有国内外20多家报刊发了书讯；新华书店发出征订后，已有根多订户预订此书。公开发行已既成事实；”（3）如果中途夭折，突然停止公开发行，不仅难于向40多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订户做出交代；甚至使大家对党的十三大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产生疑虑，其后果是很不好的。”经过一、番申辩，第一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总算于1987年11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我们在问题取得顺利解决而向周老汇报时，他总是鼓励我们为了坚持真理，要有不怕挫折，遇难而进的勇气。

新书出版以后，反响之热烈，确实异乎寻常：《群言》杂志发表了周谷城副委员长读周培源序文有感赋诗四首；《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王淦昌教授为这本书写的“评介”；《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这本书不仅仅论证了三峡工程》的书评；《光明日报》发表了《来自反方》的述评；香港《文汇报》、《北京科技报》、《瞪望》周刊、《团结报》、上海《劳动报》等等相继发表了对这本书的评介以及对不主张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专家学者的访问记、社论和评论文章。报刊上开始透露了对三峡工程上马时机和建设方案的“第二种声音”。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外更多专家学者参与三峡工程论证的积极性。不少报刊发表了众多的“反方意见”。在专家学者们热情推动下和周老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又编辑出版了第二本《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周老又为《再论》撰写了《再序》。

周老在《再序》中指出，主管部门在建设葛洲坝工程中所惯用的“钓鱼”手法，人为压低工程造价，以所谓的“静态投资”（不计算利息和物价因素）计算法，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并针对性地指出长江泥沙为害，三峡库区地质复杂，环境生态问题异常突出，滑坡崩塌的严重威胁，以及库区移民搬迁规模之大，均为举世所无。“如果处理不当，势必影响安定团结。”最后，周者说：“我本人经过1988年9月政协视察团和182名政协委员共同去鄂川三峡地区考察以后，更加认为在党的关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精神指导下，三峡工程的论证及近期应否上马，终将取得符合科学决策的一致意见。”

周老又为《再论》提供了他向全国政协所写的题为《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议》的视察报告全文。阐明：一、长江的开发治理应该先干流还是先支流；二、三峡工程应该快上还是缓上。再次提出：“对于三峡工程这么重大的建设项目来说，不能只搞一个方案，而是同时还应有一个以上的比较方案……才有利于领导机关在决策时做出最佳选择。”根据周老《再序》精神，我们以“舆论”、“总论”、“专论”、“别论”、“外论”，于1989年3月出版，受到了当时还正在召开的七届二次人大和政协“两会”与会者的好评。

与此同时，首都新闻界一些知名的记者也参与了。他们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记者们访问了周培源、林华、孙越崎、乔培新、彭德、陆钦侃、侯学煜、罗西北、陈明绍、田方、林发棠等等，一本反对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由孙越崎题写书名的《长江长江》，便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时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已经确定了早建方案，要求这个特大工程在1989年动工兴建，但当时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具备动工条件，冒的风险太大，所以记者们和被访问的专家学者无不为之焦虑，都希望快速反映不同意见，对延缓这个工程上马时机发生一些作用。但由于没有起码的出版经费，只得发动义卖给予支持。我们被访问者都以至少50元一本义买此书，周老还乐于用500元一册的代价购买。

姚依林讲话缓解了快上之风

1989年4月3日，姚依林副总理在七届二次人大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主持招待会的李鹏总理委托，答记者问时说：“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目前治理整顿期间以及将来‘八五’期间，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见1989年4月5日《人民日报》）

上述我们编著的两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长江长江》中所反映的各种不同意见，只不过不同意早上快上，当然也都是“有道理的”。所以大家认为姚依林副总理的讲话，不仅代表李鹏总理，而且也是完全合乎实际、实事求是的结论。周老在医院里还打电话给我，说明他非常拥护姚副总理的讲话，并表示莫大的宽慰。姚副总理的讲话，使争论双方一度处于沉寂状态，缓解了早上快上之风。但不久后消息传来，有些身居高位的人在不同场合吹风，说姚副总理讲话不当，三峡工程仍应早上快上等等。

快上之风重新卷起

1989年8月间周老从新华社8月11日的《国内动态清洋》上看到，一些同志又在广州集会宣传“八五”期间乃是上三峡工程的最佳时机，从而推翻了姚依林副总理的讲话精神。周老对此十分焦虑，即以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的名义，于8月25日上书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首先提出，1988年9月他与182位政协委员视察鄂川两省后，对三峡工程“大家都很关心”，但也很不放心。“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三峡工程问题很多，近期不宜兴建。”同时，周老认为这期《国内动态清样》中所提出的几点认识与实际有些出入。“作为一名党员和科学工作者，对此我感到有责任向您总书记反映我所了解的一些具体情况。”周老分析了长江洪水四个来源后指出，“三峡工程仅能控制四川上游来水，对湖北、湖

南、江西各大支流的洪水都无法控制。所以三峡工程的防洪作用不大。”并且指出，根据水利部1980年确定的长江中下游平原防洪方案中种种措峋，如加高加固堤防，利用湖泊洼地等防洪工程，正是当务之急，都还有大量工作未做，大都没有做好。还指出，三峡工程巨额投资，既非在当前国力所能承担，且将挤占其他建设所需资金；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经科学院专家大力调研的结论是“弊大于利”，包括库区移民100多万人社会环境大难题，泥沙碍航问题，库区滑坡崩塌，诱发地震，人防安全等都存在潜在威胁。周老均以直言相陈，并建议“泽民同志最好能有机会去四川视察听取四川同志的看法。”

1991年淮河和太湖发生的那次大洪灾，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本来，这次灾情不仅和是否修建三峡工程毫无关系；而且，只有说明40多年来的治水方针大有问题，应当进行认真的总结检查，加以改进。可是，主管部门却借口那次大洪灾，强调非早上快上三峡工程不可。一股“早上快上”之风又重新卷起。

对国防安全的忧虑

三峡工程对我国国防风险太大，然而在三峡工程14个专题论证组中却没有一个国防组，只是在两次小组会上少数同志谈及国防问题。主管领导人认为，即使在现代化战争中，也可以预测战争征候，从而在敌人发动进攻前7天中把库区蓄水放泄到安全水位；即使遭到核武器袭击，大坝部分溃决，坝址到沙市间灾害严重，但从全局分析仍属局部地区性灾害云云。听到这样的观点，周老十分忧虑。认为这种粗浅的估计，既无科学依据，也是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因此，周老于1990年6月曾向中央军委领导建议，召开了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等科研专家参加的战略研讨。周老带病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者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并一致认为：在目前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一定要居安思危，将三峡工程的防护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大力支持“开发大西南”

在姚依林副总理讲话以后，我们和周老共同研究后认为，既然三峡工程在短期内、至少在‘八五’期间不可能上马，何况我们对晚上缓上三峡工程的积极建议，已经在两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中作了充分的阐述。现在应当站在更高的层次，从开发大西南富甲天下的水能资源入手，带动开发西南地区丰富的多品种的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振兴西南，支援全国。从这样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出发，无须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再作无谓的争论。三峡工程在开发大西南的全盘布局中自有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设想正好和周老、九三学社中央的工作安排完全一致。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在西南五省区党政领导的配合下，并取得了《开发大西南》电视系列片组委会的资助，组成了《开发大西南》丛书编委会，积极从事调研、组稿、撰稿等编著工作。在两年多时间内，把200多位作者撰写的著述编辑出版了包括“综合卷”、“地区产业卷”、“四川云南卷”、“贵州广西西藏卷”、“纪实卷”和“联合开放开发卷”，共230多万字《开发大西南》6卷丛书。为了取得九三中央领导组织上的支持，周老曾亲自主持在九三中央召开两次会议，进行具体安排，并聘请九三中央的徐采栋和赵伟之两位副主席担任丛书的顾问；责成九三学社所属的学苑出版社执行丛书的出版发行工作。

周老为丛书提供了他致江泽民总书记的信，以及《关于建立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的研究意见》稿，和国家计委对此问题贯彻执行的研究报告，周老还为丛书撰写了序言。指出：“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的要求，依据产业重点和地区布局的原则，加快大西南的开发，从而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特别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一项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紧迫的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战略任务。”序言分别以“大西南是一块亟待开发的资源宝地”、“大西南是我国人口众多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缩小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势在必行”、“大西南是维系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生态环境的根基”、“大西南是我国面对东南亚和南亚的前沿阵地”、“开发大西南的条件已基本具备”等专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述。这样一套集体创作的系列丛书的出版，对于我国在宏观决策中发展区域经济作出了一大贡献，受到了广大读者和西南地区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

三峡工程议案表决前后

1992年猴年早春，水利部、能源部和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等11个部门在军事博物馆联合举办了大规模的“长江三峡工程展览”；由水利电力等出版社编印了整套有关三峡工程的10本丛书共10万多册；更准备好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和长篇的附件，迎接即将召开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这次会议已将兴建三峡工程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对于这项举世瞩目、事关全局的工程，将要由与会代表抉择后作出决策。即使有上述主管部门作了充分的、精心的、肯定的准备，但是，作为要对全国人民负责的代表们，特别是利害相关的四川省、重庆市的代表们，不得不三思而行。他们带来了张广钦、徐尚志、杨尚时、邓明聪以及杜桓产等知名人士所写的《详陈兴筑三峡工程危害请考虑放弃方案书》和《我对三峡工程的几点意见》等文稿。到北京以后，代表们更读到了全国政协赴鄂川视察团团长周培源所写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议》。使代表们不解的是，同样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率团（20多人）考察三峡工程的报告，新闻媒体作大量的突出报道，而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培源率团（182位政协委员）的考察报告，新闻媒体却从未作过公开报道，原来主要的区别在于周培源的报告中写着：“基于以上考虑，我认为三峡工程快上不如缓上。等将来翻两番任务实现，国家实力增强，科技水平提高了，到那时再来考虑三峡工程的修建问题。”应当指出调者虽非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或顾问，又是86 耄耋 之年，仍然受全国政协的委托，不辞辛劳，长途跋涉，率团从北京飞成都，参观了都江堰，再到重庆，搭长江轮船沿江而下武汉。一路上，除了视察沿江7个市、地、县有关建设情况以外，又听取水利部“长办”和川、鄂两省及重庆武汉及沿江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汇报，阅读大量资料，和182位政协委员一起考察座谈。这是他亲自调查研究后作出的考察报告。但由于和主管部门意见相左，而未被置理。

代表们到北京以后，还看到了李锐所写的《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薛葆鼎所写的《上三峡工程必须落实的几个问题》，和国家计委第一咨询小组理论组14位离休干部讨论后所说的《三峡工程上马非当务之急》等等文槁。

 不少代表作出了审慎的思考和抉择。最后通过了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案，但仍有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没有按表决器。说明在人大代表总数中近1／3的未投赞成票。这在人大表决史上从未见过，是值得决策者再三深思的。为此，在邹家华副总理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中特别强调了：“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足够的重视，谨慎从事，认真对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三峡工程的建设更加稳妥可靠。”

本着这个说明的精神，我们原来考虑，根据周老早有打算，赶编一本《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向党的十四大献礼，赠送给十四大的每位代表，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关于三峡工程存在的不同意见，防止决策中产生进一步的失误。周老仍然给了我们明确的支持。但他因病住院，已经无力为《三论》撰写序言，而同意以他在1991年7月所写的《关于开发大西南，缓上三峡工程的建议》作为代序；同时，重新发表了周老作为全国政协赴鄂川视察团团长所写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问题和建议》。本来，有关出版社的领导同志积极热情支持出版《三论》，并要求在扉页上和出版社共同署名“献给党的十四大代表”，而且，书稿的清样也已排出。不料，此举却被有关部门视为不利于十四大的安全，不准作为正式出版物公开出版发行，只准作为征求意见稿，自费（3000元印刷费）印了1000本“内部资料”，似乎一有不同意见就会妨碍国家安全，这实在难于令人理解。像这样的艰难坎坷，我们当然不能向病中的周老诉说。但当周老得知《三论》一书还需自费支付印刷费时，就派他的司机申师傅送来了300元，并写便条表示支持。

坚持民主科学精神的一代宗师

6年来，不论我有事找周老，或是周老有事找我，都由周老接听电话。他思路敏捷，语言简明，最后总要客气地道声“谢谢！”从1987年5月到1992年10月，在此期间，为了支持我们主编的有关三峡工程和开发大西南的10本论著，我收到并保存的周老亲笔信函27件。几乎每个重大问题都有明确的指示。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直到文字、数字、标点符号，全都一丝不苟地加以指点。我们10本书的顾问林华、水利水电专家陆钦侃以及林发棠和我，先后到周老家向周老当面汇报请示达10次左右。尤其使我感动而不安的是，有多次临时需要听取周老的意见或者他有材料交我，他知道我用车不大方便，常是在他参加全国政协有关会议前后，亲自到三里河计委宿舍登上三楼到我家。而这时周老已经是86到89耄耋之年。直到1991年周老的女儿周如玲从美国回来得知后，到我家说明周老已年近九旬，健康状况欠佳，要我尽量少找周者请示联系。因此，近两年除了重大节日和林华等同志前往看望周老以外，就很少打拢他了。

6年来，在和周老交往过程中，使我深深体会到，周老作为一贯坚持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老一辈科学家，在三峡工程论证中始终以民主科学的态度来提出他的合理化建议。这和我们党中央一贯倡导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实践中，也是在不断前进的。

没有想到，在我离休之后，竟能遇上像周老那样一位对人体贴入微而又坚持真理的伟大科学家，真是对我莫大的鼓舞，大大激励我要更好地发挥老有所为的精神。1989年11月30日，他写信给我，既对我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表示祝贺；又极为赞同我为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所写的《延安精神不能失传》一文的观点，并为我题写了“实践延安精神的楷模”的赞词以资鼓励。

 啊！周老，您真是广大后生学人的良师益友！    

 

忆父亲田方与周培源的交往

（田红）

我多次参加过九三学社社史知识讲座，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协商，为发展科学技术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知道了九三历史上有诸多老前辈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秉承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他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每当这时，都会联想起父亲田方与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二十多年前认识交往的一段历史。今天重读史料，我决意把父亲与周老结识和工作交往的这个片段用文字写出来，以表达自己对前辈们的怀念与敬意。

父亲善于思考，勤于笔耕，1983年离休后为国家计委咨询小组成员，继续发挥余热。记忆中父亲总是坐在家里办公桌前写作，常常读书到深夜，有时晚上醒来也会看书一直到天亮。离休后的十年里合作主编出版的论著有17本，且内容均为对三峡工程论证、开发大西南、生产力布局和人口迁移问题等重大课题的研究。

父亲和周老正是结缘于对三峡工程的研究和再度论证阶段。

1984年3月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批示给吕克白和父亲，要求就“组建三峡特区政府实行库区新移民政策的初步设想”文稿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此时，父亲已经离休，但考虑到研究三峡库区问题与他离休后选择的“我国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中国人口迁移”研究课题密切相关，便欣然接受了组织上的委托，邀请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发棠等同志着手调研、收集资料。

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父亲与各方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接触，了解到对于三峡工程论证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1986年重新组织论证以来，争论更加激烈，问题错综复杂，已收集到的诸多论文从专家角度对工程涉及的具体问题和可能出现的困难进行了科学阐述。审阅一份份弥足珍贵、充满作者强烈责任感的论著，父亲深感肩上的重担，认真思考论文中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常常带着一些问题上门请教专家。记得那段时间家里电话、信件很多，来往客人频繁，有热烈的讨论，也有争论，学术气氛浓厚。

如何将调研收集到的问题和各位专家意见如实反映出来？

父亲与众多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大家同忧共力，纷纷超脱了自我，凝结了共识：三峡工程事关重大，涉及面广，影响深远，论证工作一定要科学严谨，尊重事实。他们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按照工作进度，广泛收集资料，调研著述，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撰写论文，准备编成专集，供决策部门参考。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正式会议上，多次强调要实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这种氛围促使父亲和林发棠等编委加快了调研和编著进度。在相关论文陆续收集齐备时，需要请一位有权威的科学家给予支持，这时，父亲得知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十分关心三峡工程的情况。1987年3月，父亲抱着试试看心情给周老去信，请求他为编著写一篇序言，5月即收到周老亲笔写的长达1400多字的回信，他首先表示赞成并支持编写这本书，还提出了具体意见。父亲与相关专家学者根据周老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完成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这本书。出版之后社会反响热烈，推动了国内外更多专家学者参与三峡工程的论证。

之后，在周老的直接指导下，父亲于1989年4月相继与人合作编辑出版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及《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续）等论著。周老虽年事已高，仍分别为论著作序，阐明缓上三峡工程的观点，坚持将不同意见编辑出版，进一步展开论证，与120多位专家学者“知情出力”，共同奉献了匹夫之责的一片爱国心。

对于缓上三峡工程的建议已经在几部论著中得到充分阐述，为此，周老与父亲和部分专家学者达成一致意见，应该考虑更高层次——从开发大西南水资源的发展战略出发，挖掘西南地区丰富的多品种的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振兴西南，支援全国。1989年5月，周老首先提出开发大西南和开展大西南生态保护研究，并作为九三学社参政议政的重要课题，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同意，列入国家“八五”计划。这时，周老又大力支持父亲与当时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的徐采栋、赵伟之两位副主席等，共同研究筹划编著了《开发大西南》六卷丛书。为了取得九三学社中央组织上的支持，周老亲自主持，在九三学社中央机关召开两次会议，进行具体安排，责成九三学社所属的学苑出版社执行丛书的出版发行工作。从周培源主席到九三学社中央以及广大作者无不对此呕心沥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91年2月周老为我父亲的《秋实集》题写书名，并于书评中将他们的相识与相知娓娓道来：

“……我和田方同志认识很晚，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几年来，围绕三峡工程上马时机问题，国家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对这样关系到国计民生、子孙后代的特大工程，能够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真是国家之大幸。不主张早上、快上的一方大都上了年纪，像我这样近九十岁的人，不仅要力陈自己的主张，而且还要组织众多的专家学者著书立说，让更多的人了解，真是心有余力不足了，所幸遇到田方同志，他在离休后注力于研究生产力布局和人口迁移问题，很自然地联系到三峡工程。虽然他也年逾七旬，毅然承担责任，邀集了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志，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仅用了一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之后，关心三峡工程的人越来越多，论争双方也很激烈，他和林发棠同志合作又编辑出版了《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谁能想到往往要靠一个庞大的理论联系实际干的事，他作为一个离休老人团结有关同志全担待了，而且干得如此有效！”

“前年，九三学社分担了考察研究西南开发问题的任务。田方同志虽不是九三成员，却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热忱，随‘澜沧江流域水电经济开发综合考察团’，沿澜沧江中下游考察三千多公里，组织考察团成员编撰成《澜沧江——小太阳》一书，系统地向国内外介绍、宣传了富有潜力的澜沧江流域，深受云南省人民政府和读者的欢迎。”

父亲在家人面前提及周老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为自己在离休之后能遇到这样坚持真理的伟大科学家感到莫大的荣幸，赞叹周老思路敏捷，语言简明，既尊重事实，又敢于讲真话，为周老专注、严肃的学术态度所折服。在他们交往的六年里，周老支持父亲编著了十本论著，从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直到文字、数字、标点符号等，全部一丝不苟地加以指点。还有一次令父亲感动不已的是，在1992年国庆节期间，周老得知《三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需要自费支付印刷费时，专门派人找我父亲送上三百元钱，附便条表示支持。父亲与合作者先后到周老家当面请教过十余次，而耄耋之年的周老也多次亲自登上三楼到我家找我父亲交谈或交与资料。此间父亲先后收到周老亲自书写的二十七封信，现已被珍藏在父亲老家的海宁市档案馆中。

重温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三峡工程论证工作中那些默默无闻的故事。历史留下了父辈坚持真理、尊重科学、主张民主决策的印记，愿这种精神永远传承下去。（田红 田方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