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非监禁刑的主要形式之一，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对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罚精神，构建新型刑罚执行体系，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自2003年以来，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从试点到全面运行，其制度、机制、机构和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重新犯罪率一直处在0.2%的较低水平, 在改革完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降低刑罚执行成本的同时，促进了社区服刑人员顺利融入社会，取得了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社区矫正制度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随着工作的深入推进，社区矫正也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立法支撑不足。2011 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 》和 2012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社区矫正的规定太过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现行规定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互协调配套和衔接不足，缺少统筹社区矫正整体工作的社区矫正法，法院认定犯罪并处以社区矫正执行的判决权缺乏法律条文支撑。

二、执行主体定位不明。《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规定，公安机关为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确定由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帮教工作，即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司法部门作为工作主体没有刑罚执行权，而公安部门有刑罚执法权却难以顾及社区矫正，导致实际工作中对一些不遵守矫正纪律、不服从监管的矫正对象缺乏强制措施，影响了刑罚执行的统一性。

三、工作队伍力量不足。一是缺乏专职队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10月，全国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近350万，解除社区矫正人员近300万，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50万左右，占监所服刑人员总数的40%。由于缺乏专职工作队伍，社区矫正工作主要由基层司法所兼职负责，全国共有基层司法所4万余个，专兼职工作人员不足13万人，在承担司法调解、普法宣传、法律服务、维稳综治等多项工作后，难以完整、准确和有效地履行非监禁刑罚执行的职能，确保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准确性、有效性及其公信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二是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缺乏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机制，现有志愿者队伍大多为村社干部，民众对矫正制度的认识和理解普遍比较陌生，基本靠基层行政力量强制推行，“群众监督”成为空文。

四、执行方式过于简单。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普遍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时间不长，缺乏心理干预、管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技能，实践中，矫正工作大多限于定时报到、汇报思想、听报告、参加公益劳动等，矫正项目单一且低效，既未体现作为刑罚执行方式的本质属性，也未实现实施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社会适应性帮扶，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的初衷。

为此，建议：

一、加快社区矫正的立法进程。一是尽快制定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工作职责、工作程序等加以规定。二是依据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社区矫正队伍、工作考核、应急管理、监管安全、异地委托、教育矫正、矫正衔接和帮扶工作等制度。三是允许各省出台一些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依据。

二、理顺社区矫正主体关系。一是可以考虑赋予司法部门特定执法权，让司法部门的工作重心一部分向社区矫正倾斜。二是可以推广上海探索的集中执法模式，组建区县一级的标准化社区矫正中心，选派民警进驻，并以此为平台承担主要执行职责，兼顾指导和帮助基层司法所做好日常监管和帮扶。

三、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基层司法所社区矫正专职队伍建设，向社会公开招录一批有专业特长的人员充实到社区矫正岗位，定期组织法律、心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二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培育一批从事社区矫正的规范性社会组织，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专业化的社区矫正服务。鼓励引导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队伍以及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参与社区矫正工作。通过媒体宣传，让社会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目的、意义，扩大社会影响面，提高社会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可度。

四、探索科学的社区矫正措施和工作方法。一是采取多元化工作方式，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更加注重心理疏导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职业规划指导培训等。二是采取分级分类帮教机制。推广上海“三分教育”机制，根据矫正对象犯罪类型和原因为主要标准，采取同一类型配套一个矫正项目的方法，提高教育矫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根据不同矫正阶段配套不同的矫正措施，提高矫正对象在刑意识和立足社会能力；根据矫正对象考核等级，配套专门矫正方案。三是逐步推动“互联网+社区矫正”模式，构建集社区矫正对象的基本资料、矫正教育方案、已取得的教育效果、目前存在的问题、矫正资讯于一体的信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