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庆文:黄河流域农业文化遗产的类型、价值与保护

发布日期:2019-01-10     来源: 民主与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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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黄河流域农业文化遗产保育了生物多样性,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掘、保护、利用和传承农业文化遗产,对于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流域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其悠久灿烂的农业文化历史,加上不同地区自然与人文的巨大差异,创造了种类繁多、经济与生态价值高度统一的农业文化遗产。这些农业文化遗产保育了生物多样性,发挥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发掘、保护、利用和传承农业文化遗产,对于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黄河流域主要农业文化遗产类型及其现实意义

草原游牧系统

在黄河流经的青海、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区域,草原游牧系统是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体的产业与文化表达,包括内蒙古乌审草原游牧系统、内蒙古伊金霍洛草原游牧系统等。

传统的草原游牧系统具有提高草地生物多样性及群落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对内蒙古草原游牧系统不同放牧方式的定量研究表明,游牧的多样性指数、丰富度指数均高于两季轮牧和定居,群落内种群数量结构关系较定居放牧更为复杂和稳定。这说明,农业文化遗产中的游牧方式不仅可以增加草地的生物多样性,还可以提高群落的稳定性。

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加剧、自然灾害频发、草地超载过牧等的影响,黄河上游存在不同程度的草地退化问题,而传统的草原游牧系统有助于黄河上游草地退化问题的解决。

旱作梯田系统

旱作梯田系统是在干旱少雨的丘陵山坡地上,沿等高线方向修筑的条状阶台式或波浪式断面的田地。比如山西壶关旱作梯田系统、陕西黄土高原旱作梯田系统等,都是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蓄水、保土、增产作用十分显著。同时,旱作梯田的通风透光条件较好,也有利于作物生长和营养物质的积累。

黄河流域土质疏松、坡度陡峭、植被破坏严重,加之风蚀、水蚀等强力搬移作用,致使流域内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尤其是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旱作梯田系统为黄土高原在开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解决水土流失问题提供了借鉴。

传统水利工程

黄河中上游的西北干旱地区,年均降水量稀少,水资源非常缺乏。为解决农业生产的缺水问题,劳动人民建造了许多引黄灌溉水利工程,包括宁夏黄河引水灌溉系统等。宁夏引黄灌溉始于秦代,盛于汉代。秦渠、汉渠等12条引黄古渠系历经2000多年,仍发挥着滋润沃土的作用。如今,宁夏平原引黄古渠纵横交错,渠道总长1284公里,引黄灌溉面积约551万亩。

黄河中游地区,为拦截泥沙、保持水土,劳动人民创造了淤地坝灌溉系统。淤地坝水利灌溉系统已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陕西、内蒙古、甘肃等省(区)分布最多,是在水土流失地区的各级沟道中,以拦泥淤地为目的而修建的坝工建筑物,其拦泥淤成的地叫坝地。在流域沟道中,用于淤地生产的坝叫淤地坝或生产坝。“沟里筑道墙,拦泥又收粮”,这是黄土高原地区群众对淤地坝作用的高度概括。研究表明,淤地坝在拦截泥沙、蓄洪滞洪、减蚀固沟、增地增收、促进农村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可以发挥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

林农牧复合系统

黄河中下游地区,部分地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立地条件较差,劳动人民通过种植适应性较强的乔木改变局地气候和土壤条件,使得在林下或林边种植农作物成为可能,发展了多种多样的林农牧复合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陕西佳县古枣园、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以及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山东乐陵枣林复合系统等,就是典型代表。

历史上黄河泛滥,形成了黄河故道的沙地地貌。为在恶劣的生态条件和贫瘠的沙土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协调防风治沙的生态需求与发展农业的生产需求,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利用桑树抗低温、耐高温、耐盐碱、在干旱半干旱荒漠也能生长发育的特点及其强大的防风固沙保土功能,发展了“以桑治沙”模式,成为中国鲁西北平原黄泛区防沙治沙的典范,不仅保障了区域生态安全,而且为当地人民的生计安全提供了食、衣、药、用等多方位产品。

沟垄耕作系统

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地区,春季干旱多风沙,夏季降水集中。沟垄耕作系统是在等高耕作基础上的一种耕作措施,即在坡面上沿等高线开犁,形成沟和垄,在沟内和垄上种植作物或者牧草,用以蓄水拦泥、保水、保土和增产。沟垄耕作是一种水土保持复合耕作法,有改变地形、拦蓄部分径流、相对增加土壤蓄水、提高水分利用率、减少土壤流失的作用。同时有利于作物通风透光,充分发挥边行优势,提高光能利用率,达到增产目的。沟垄耕作具有投资少、操作简便、易于推广、拦蓄水土效益显著等特点,是解决干旱低产地区缓坡地水土流失的一项主要措施。

旱地节水保墒技术体系

起源于甘肃兰州一带的砂田生产系统,是用不同粒径的砾石和粗砂覆盖在土壤表面而成,是我国西北干旱地区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一种世界独有的旱地节水保墒技术体系。

黄河上游的青海、甘肃和宁夏等区域,海拔较高,属大陆性气候,冬冷夏热,冬春干旱,夏秋多暴雨,年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而砂田生产系统由于地面有砂石层覆盖,既能渗纳雨水又可减少蒸发,从而可提高土壤的蓄水保墒能力。另外,砂田生产系统对于防止土壤的风蚀和水蚀,降低盐碱,减少病虫、杂草危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黄河上游干旱地区的种植业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路径。

间套轮作农耕技术体系

间作是指在同一田地上于同一生长期内,分行或分带相间种植两种或两种以上作物的种植方式。早在公元前 1世纪,我国就有关于瓜豆间作的记载。黄河流域的间作农耕技术体系包括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绿肥作物、饲料作物的间作等,林粮间作则以耐受性较强的桑树、枣树或泡桐等与一年生作物间作较多。套种是在前季作物生长后期的株行间播种或移栽后季作物的种植方式。

间套作可提高土地利用率,由间作形成的作物复合群体可增加对阳光的截取与吸收,减少光能的浪费;同时,两种作物间作还可产生互补作用,如宽窄行间作或带状间作中的高秆作物有一定的边行优势,豆科与禾本科间作有利于补充土壤氮元素的消耗等。黄河流域的旱地、低产地、用人畜力耕作的田地可以广泛采用间套作技术。

轮作是在同一块田地上有顺序地在季节间或年际间轮换种植不同的作物或复种组合的一种种植方式,是用地养地相结合的一种生态农业措施。黄河流域的旱地多采用以禾谷类为主或禾谷类作物、经济作物与豆类作物、绿肥作物的轮换,有的水稻田实行与旱作物轮换种植的水旱轮作。轮作可以消灭或减少病菌在土壤中的数量,减轻病害,是综合防除杂草的重要途径;两类作物轮换种植,还可保证土壤养分的均衡利用,避免其片面消耗。此外,轮作还可改变土壤的生态环境,调节土壤肥力。

特殊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技术体系

物种资源是物种进化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甘肃岷县当归种植系统、甘肃永登苦水玫瑰农作系统、宁夏中宁枸杞种植系统、河南灵宝川塬古枣林、山西稷山板枣生产系统等,已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如陕西佳县古枣园,其中枣属植物有两种:枣和酸枣。因其分布范围、生态条件、品种用途、栽培方式、繁殖管理办法等差别较大,现存8个枣的品种群共30个地方品种。包含着从野生型酸枣、半栽培型酸枣、栽培型酸枣到栽培枣的完整驯化过程,不但为我国作为枣树原产地、驯化和规模化种植发源地提供了有力证据,也是未来枣产业发展的重要种质资源库。

农业文化遗产蕴含丰富的物种资源,也形成了多样的特种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技术体系,这些无论是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是对于培育新的抗病品种、为人类提供食物源、为医疗卫生保健提供药用生物及生物生存环境资源、为工业提供原料等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黄河流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加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

尽管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陕西佳县古枣园和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等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甘肃岷县当归种植系统、甘肃永登苦水玫瑰农作系统、宁夏中宁枸杞种植系统、山西稷山板枣生产系统和河南灵宝川塬古枣林等也被列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但黄河流域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目前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与保护。例如,迄今为止,青海省尚没有一项中国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与青海深厚的农业历史及学者的认知都不相符。

建议尽快开展黄河流域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并在全面评价其多功能价值、濒危性与保护紧迫性的基础上,做好中国甚至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

做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示范与推广

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不同,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活着的”遗产,具有活态性、适应性、复合性、战略性、多功能性、濒危性等特点。尽管在黄河流域已有多项农业文化遗产得到认定,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农业文化遗产潜在的生态、经济与文化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基于多重价值的多功能农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建议以流域内全球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基础,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的示范工作,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背景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途径。通过“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的开发,提高农产品价值;通过功能农业、文化农业、休闲农业、农产品加工等的发展,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潜在生态与文化价值向现实经济价值的转化。

与此同时,系统梳理和总结黄河流域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技术体系,包括农业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农业生态保育技术、农业环境治理技术、自然灾害防御与气候变化适应技术等,并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结合,探索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并在流域范围内进行推广,以促进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和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

(闵庆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生态与生物资源研究室主任,九三学社中央资源环境专委会副主任;刘某承: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人资环专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杨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本文发表于《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