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日益加快，引起整个世界的瞩目。美国安永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05年到2011年间，从100亿美元飙升至约730亿美元，投资遍布全球178个国家，涵盖多个领域，跃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国家的第5位。未来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计划年均增长将在17%左右，特别是资源能源类投资将处于迅速增加的时期。然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诸多风险，包括：

一是国际政治风险。由于西方国家的捷足先登，留给中国的多是经济效益较差或政治风险较高的投资地区和领域。数据显示，在占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高危或高风险国家的投资额占1/5。二是来自“下层”的风险加剧。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高度依赖“上层”执政政府，近期有调研表明，这种外交引导下的投资方式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高冲突国家的民众忌惮政府集权，将怨气发泄于与政府关系十分密切的中国企业。据统计，近两年来，全球共发生涉及境外中资企业和人员的安全突发事件198起，造成139人死亡。三是投资审查风险有所增加。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境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正常投资活动的疑虑日渐增多，中国企业面临的限制措施和众多审查的风险有所增加，尤其是有国资背景的企业。四是文化差异冲突风险隐现。中国企业往往不甚了解或是忽视投资所在地的文化环境，处理不好与投资对象国和当地社区的关系，引发风险。此外，中国部分高收入者在境外购买地产和奢侈品消费时表现出轻浮和狂妄，影响了国际形象，也成为海外并购道路上的障碍。

目前，中国企业在缺乏国际化竞争经验的情况下，海外投资面临以下问题：

一是海外投资思路不清，管理效率不高。政府缺乏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规划和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投机性、盲目性、无序性，导致投资区位过于集中、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投资行业集中、投资动机以资源获取型为主、投资方式单一、投资质量不高等许多问题。同时，缺乏系统性的海外投资管理及政策措施。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不健全，零星破碎的支持政策总计不到20项，同时各个部门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从各自的管辖权和管理目的出发，缺乏沟通联络，导致审批重叠、内容繁琐、过程复杂、管理低下。

二是对投资风险的认知和防范不足。缺乏对政治风险的足够关注度。国内对海外投资风险评估的侧重点仍然在经济领域，而对地区冲突等特殊风险的研究严重不足，过高估计执政政府的能力，习惯性忽视包括反对派、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等民间社会的能量。另外，我国投资的资源能源类项目地往往地处偏远，其原住民通常是最为脆弱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变化的承受力弱，知识文化水平低，长期直接依赖自然资源为生，难以适应生活环境和生计的改变。我国企业多采取一次性补偿方法，不擅长可替代性生计的提供和培训等长期维稳措施的运用，极易加剧一些地区原本激烈的矛盾。

三是缺乏应对风险的有效手段。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厂后，往往从国内带出庞大劳工队伍，目前有超过100万的中国人在非洲工作，仅安哥拉就超过30万人；而欧美企业只派出核心管理团队，一般在当地雇佣劳工，拉动了当地就业，这种“差距”加剧了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而我国企业一方面适应了国内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也缺少擅长文化整合和人力资本整合经验的人才，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经济建设。同时，我国企业缺乏保护海外投资利益的足够能力和手段。西方世界往往把中国公司海外投资视为超越商业层面的威胁并做出强烈反应，我国企业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处于被动，难以作出积极有效的反应。

为此，建议：

一、转变思路，采取更加灵活务实的投资策略和投资方式。尽量回避可能引发政治敏感的一些领域，大幅加强直接针对民间的战略性社会投资，注重通过“软实力”纠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些偏见；重新认识和充分利用国际和当地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让西方世界意识到，中国并非要“买下世界”，而是要融入世界。转变企业海外投资中的“抄底”心态，不能仅停留在购买设备、厂房、土地、技术等“置家产”阶段，还必须优化资源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及市场结构；强化企业风险意识，让企业认识到防止损失比盲目追求扩张更重要。应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转型“软经济”投资，应着力开启国际商品期货、海外并购、股权置换、品牌推广等投资方式和领域。同时，对“内政”等概念与时俱进地进行界定，不应再将与“中国企业投资相关事项”纳入不干涉“内政”范畴。

二、扩大投资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一是在政府“上层”路径之外，增加“民间直接实施路经”，确保投资直接普惠于当地，特别是企业经营所在社区的居民。欧美企业在高冲突地区投资时非常重视下层利益及风险，因为项目的存续期很可能长于冲突地区政府的执政期。如英美资源公司新近开始实施“社区持股”措施，将待开发的矿业投资项目的至少1%股权无偿让与周边居民，该股权红利每年进入专门设立的“社区投资基金”账户，项目存续期间，公司派专业理财人员与村民代表一起共同管理基金；项目开发结束后，公司完全退出基金的投资和管理，转由社区支配和管理，社区利益与公司被捆在一起。我国企业可以借鉴此类经验，充分研究如何协调包括当地民众、政府、反政府力量等各方利益，在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二是海外投资引入一定比例第三国资本。既寻求第三国企业巨头联合投资，还可借鉴国际经验，由政府牵头，同国际性第三国保险公司合作，引导企业购买与防御政治风险相关的保险。通过联合他国风险共担者，引导国际舆论，降低风险。

三、完善海外投资风险预测和损失补救机制。一是帮助企业科学考察和评估东道国投资环境政治风险。构建包括管理监督、服务促进和风险保护在内的海外投资协调机制，由专长于政治科学而不仅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测算各国政治制度稳定指数和政治风险指数，在计算交易价格时，把显性和隐形的价格都考虑清楚。二是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预案。既做好“走出去”的预案，也做好“撤回来”的预案，把风险防范意识放到第一位。三是设立资源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利用外汇储备、国企利润以及公共财政资金作为资金来源，以缓解海外投资企业失利所造成的资金短缺，弥补国内资源缺乏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