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九三人特别引以为荣的榜样，不能不提“两弹一星”元勋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他们。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有原子弹的国家；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21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多“精神”及政治语汇中的一个，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典型代表，是科教兴国的典型代表。这与九三学社崇尚爱国、民主、科学是高度一致的。
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给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其中九三学社社员有五位，他们是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王淦昌、邓稼先、程开甲主要功勋是参与原子弹研制和组织核试验；赵九章、陈芳允的主要功勋是参与人造卫星研制。
1956年春，党中央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新技术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方将供应我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我国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等。中苏“10·15”协定签订后，中央决定组建导弹和原子弹研究院，开始实施导弹、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生产、勘测靶场和建立特种试验部队的计划。同时，数以万计的朝鲜归国志愿军、大学毕业生、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来到一片戈壁大沙漠上安营扎寨。经过两年多的苦战，原来空荡荡的大戈壁上，矗立起星罗棋布的建筑，飞机场、发射阵地、技术区、发电厂、铁路、公路、医院、礼堂、通讯设施，以及大片的部队生活区。导弹试验基地奇迹般地建起来了。1958年冬，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开始建设；1959年春，马兰核试验基地开始建设。
但是，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我国政府，决定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苏方撤走了在导弹研究院工作的全部专家，带走了他们掌握的全部技术资料。听到这些情况，毛主席早有心理准备，语重心长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王淦昌：“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 刚刚起步的我国核工业，就遭遇了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严冬。有一位友好的苏联专家临别时说：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还有王淦昌。 王淦昌，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是九三学社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聂荣臻（中）与王淦昌（左）在青海核试验基地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0年，他组织并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为祖国争得了荣誉。1960年底，他谢绝苏方的挽留，回到中科院原子能所，并把在苏联省下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正在遭受自然灾害的祖国。1961年4月，王淦昌接受了研制核武器的任务。从此，他以身许国、隐姓埋名，放弃自己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工作，从事核弹研制的全新事业。他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第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他在主持指导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多年后，回想当年“愿以身许国”的初心，他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邓稼先：甘心当无名英雄 邓稼先，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他与九三学社有着特殊的关系，他是九三学社首任主席许德珩的女婿，他的才华、品德与修养，在九三人心中是神圣无比的！ 邓稼先 1958年，在接受研制核弹历史重任的那天夜晚，他对妻子许鹿希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因为纪律要求，具体工作我不能说，相信你一定信任我的。从此，在公开场合，邓稼先的名字连同他的身影都销声匿迹。他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他选择带领一批年轻大学生做助手，并动员说，干我们这个工作，就要甘心当无名英雄，一没有名，二没有利，还要吃苦，做出的科学成果又不许发表论文。 在核弹爆轰试验之前，必须解决理论问题。在国外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邓稼先率领理论部的十几人，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开展了大规模的运算。靠手摇和电动计算机，在爆炸力学、中子输运、核反应、中子物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攻克了核试验系统工程的关键理论。 1963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为争取时间，根据上级指示，邓稼先和他领导的理论部班子原封不动地转移到氢弹的研制上去。他又将自己的命运和氢弹研究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举突破氢弹技术难关，为成功试验第一颗氢弹建立卓越功勋。 1971年8月，邓稼先与挚友杨振宁在北京相逢，杨振宁问起中国原子弹是不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的疑问让邓稼先左右为难，邓稼先回答，确切的情况他会去证实一下，再经请示周总理后，依照周总理的批示，邓稼先连夜写信告诉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1971年8月16日，杨振宁即将返美，在上海大厦晚宴时，收到邓稼先写的这封信。这封短信给了杨振宁极大感情震荡，一时潸然落泪。 邓稼先长期甘当无名英雄，以身许国，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奋斗了28年。为了获取准确数据和爆炸标本，他身先士卒，出入于靶区第一线。1979年一次空投核弹试验出现故障，作为试验的签字负责人，邓稼先坚持要实地查明核弹具体情况，他毅然走进了那片意味着死亡的荒漠，因此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他知道他的体内摄入了大量的放射物质，知道过剂量的放射物质会危及人的生命，在他发现体内出现危险症状的情况下，仍然奋不顾身地顽强工作着。在医生强迫下，他检查了身体，此时，放射物质已经破损了他的肝脏，侵入了骨髓。为了完成任务，他毅然拒绝调京医疗的医嘱，执意留在核试验区。从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到1986年7月邓稼先逝世，我国先后进行了32次核试验，而邓稼先在现场指挥的，就有15次。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终因身内侵入放射物质过多，患直肠癌医治无效而逝世，终年62岁。临终前，他所关心的仍然是如何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并语重心长地说：“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以身许国，死而不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九三学社等单位为他举行了追悼会，称他为“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正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精辟指出的：原子弹不是武器，它是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杨振宁在他的回忆文章《邓稼先》中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该文被录入中学课本中，是每一位中国学生的必读。杨振宁用一首他小时候背诵的诗歌来赞美邓稼先、赞美戈壁滩：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 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程开甲：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领头人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研制过程中，包括邓稼先在内的大量骨干都是钱三强推荐的。同样是钱三强推荐的程开甲，也是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领头人。 程开甲，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1960年，程开甲接到命令，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院）副所（院）长，参加搞原子弹的研制，分管状态方程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两大块工作。1962年夏，为在两年内进行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程开甲被调到国防科委，任国防科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程开甲从1963年第一次踏进罗布泊到1985年，一直生活在核试验基地，为开创中国核武器研究和核试验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才智。他不但自己来到基地，而且于1969年举家迁往罗布泊，全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84年才回到北京。程开甲在20多年中主持决策、直接从事核试验及测试的全局技术工作和研究，解决了许多具体关键技术问题，是核试验成为原子弹的设计、改进和武器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程开甲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他创立了核爆炸效应研究领域，建立完善不同方式核试验的技术路线、安全规范和技术措施，保障了中国核武器设计改进和作战运用。程开甲是中国指挥核试验次数最多的科学家，人们称他是“核司令”。后来，程开甲被问及参加核试验最难忘的感受是什么，他激动地说：有了原子弹，中国人才真正挺直了脊梁。我们为核武器事业而献身，为的就是让我们的祖国能硬邦邦地站立于世界。我们做到了…… 赵九章：“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赵九章，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竺可桢、赵九章、钱学森等纷纷发表讲话、写文章，阐述发射卫星的重要意义，建议中国也应考虑研制卫星的规划设想，并及早准备。中科院将科学家的建议反映到党中央。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之，主管科技的聂荣臻副总理责成张劲夫等进行研制卫星的规划设想安排。为此，中科院成立581组，组长钱学森，副组长赵九章、卫一清。581组下设技术组，由赵九章主持。 1958年10月，赵九章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建议。三年困难时期，赵九章及时调整发展计划，把主要力量放到投入资金和人力较少的气象火箭，逐步开展其他高空物理探测，同时探索卫星的发展方向。1964年12月，赵九章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建议将发射卫星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这一建议受到周总理的重视。经中央专委会议研究批准，卫星发射正式立项。1966年1月，中科院成立卫星设计院，赵九章被任命为院长。 赵九章对中国卫星系列的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订，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在他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进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 陈芳允：为中国通信卫星发射成功起了关键的保障作用 陈芳允，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参加国家12年长期科学规划制定工作，并参加了新电子所的筹备工作。1957年，苏联发射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陈芳允对卫星进行了无线电多卜勒频率测量，计算出了卫星的轨道参数。1958年，他开始从事脉冲技术研究工作，研制成功把采样示波器做成可以携带使用的仪器，在国际上是首创。1960年，参加论证并提出了原子弹试验用的多道脉冲鉴别器的试制方案。1963年，与同事研制了原子弹爆炸测试用的多道脉冲分析器，交原子弹试验场使用。1964年，他和研究室的技术人员为空军研制出机载抗干扰雷达，装备了大量的歼击机。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飞机上使用单脉冲体制的雷达。1965年，陈芳允开始参加空间技术工作，担任卫星测量、控制的总体技术负责人，制定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的测控方案，并在卫星入轨点附近的地面观测站设置雷达和光学设备加以双重保证。1967年，陈芳允调到国防科委第26基地，从事卫星地面测控网的研制和台站建设工作。1970年，陈芳允研究了美国阿波罗登月飞船所用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后，他针对通信卫星的测控要求，设计了新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实现控制中心与卫星的及时联系！为中国通信卫星发射成功起了关键的保障作用。1976年，陈芳允调入国防科委测量通信总体所任副所长。 一九八六年，王淦昌（右一）、陈芳允（左一）等人上书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两弹一星”功臣们的作用极其重要，功臣们的业绩彪炳史册，功臣们的精神光耀千古，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国外学有所成，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而为了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们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毅然回到祖国，安于艰苦生活、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建设。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陈芳允、程开甲都是如此！就在是这样艰苦条件下，创造出“两弹一星”的惊人伟绩，创造了人间奇迹。此外，九三学社成员汤定元、朱洪元、李林等一批科学家也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工作。他们永远是九三学社的楷模！ “两弹一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九三学社要不忘合作初心，牢记使命，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做出无愧于新时代的贡献！ （昝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