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裴文中（左一）与张森水（右一）在贵州 裴申供图

1958年，裴文中（右一）在周口店第1地点参加发掘

裴文中与张森水在办公室

人物简介

裴文中（1904—1982），河北丰南人，九三学社社员，史前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和地层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27年毕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29年起，主持周口店遗址的发掘，是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发现者。其后发现、确认北京猿人的石器、用火证据等，为周口店是古人类遗址和世界文化遗产地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曾主持山顶洞、周口店第15地点等遗址发掘，获得极有价值的山顶洞人化石及大量文化遗物；开展的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察、研究，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人才培养和博物馆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年仅25岁的裴文中发出了一封考古史上最著名的电报。他让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了龙骨山上的“北京人”。

正是这个足以令任何一个发现者名垂青史的头盖骨，让很多人知道了裴文中。

但是，这一巨大成就的光芒也常常掩盖住他在其他方面的贡献。

对裴文中而言，“北京人”只是他科学之路的起点。

“顶着被砸饭碗的风险”

自觉很不适宜从事科学研究，不知为何入了北大地质系，毕业即失业，去周口店只为讨个营生的差事……

这位北京猿人发现者的经历，是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叙事作为开头的。

裴文中从不回避这段过往，以至于他在“6年开掘工作之总回顾”（《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第四章）的起始部分，就吐露了实情，且颇有自嘲的意味。“我在未赴周口店之时，有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无所知……我第一次赴周口店之时，那是专门接洽食物而去的，接洽完毕之后，有一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拣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拣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

小儿子裴申回忆说，几乎从未听父亲主动提起过属于他的那个轰动世界的“事件”，大概是他自认为只是一个被“选中”的幸运者，不值得大书特书。

那是在周口店遗址系统开掘后的第三年，山中工作的推进让裴文中颇有“鸡肋”之感。就在准备结束当年的发掘工作时，忽然发现了一个狭小的洞口，四周可以看到许多化石，这才决定延长几日。也就是在这个洞中，埋藏着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

裴文中更愿意把这次发现归功于布达生、德日进、杨钟健等师辈在古生物学、考古学专业方面的悉心指导。

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高星看来，“如果说，北京猿人的发现是偶然因素占了上风，那么裴老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现并采集用火遗迹，又从这里的出土物和地层中辨识出石制品，则靠的是异于常人的学习能力和开拓精神”。

1931年，裴文中在发掘鸽子堂时，找到了2000多件石英片和几十件其他岩石做的石器。他认定，这是北京猿人使用的工具。

这一论断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大量质疑，其中不乏当时的学术权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对史前人类技术和开发原料能力的认识都还十分粗浅。”高星坦言，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量采用石英材料做工具几乎没有先例，且客观上，由于原料材质差，上面的人工痕迹确实难以辨认。

按照裴文中自己的说法，初出茅庐的他是顶着被砸饭碗的风险在搞石器。

为了给出科学的论证，他选择独辟蹊径，采用模拟实验的方法，并对人工打击、使用所产生的疤痕和自然破损痕迹进行显微观察与比较。他发现了当时人类开发该种石料的独特方法——“砸击技术”，这在中国考古文献中尚属首例，在世界上也具有开创性。

这些努力最终得到了来自法国的旧石器考古权威步日耶的拍板定案。

而在那之后，裴文中在巴黎进修和研究期间,又将石器的制作实验和人工与非人工标本的对比观察进一步推向系统和成熟。

“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触摸到现代流行的以模拟石器的制作与使用方式为核心的实验考古学，和以解析石器功能为宗旨的微痕研究的根系。”高星说。

发现化石材料只是考古学研究的第一步，辨别真伪人工制品并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才是关键。正是这项极为重要的基础研究，让裴文中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奠基人。

错了就是错了

周口店第1地点石器的发现，使其性质随即发生了巨大改变。那里不再是单纯的古生物化石地点，而正式成为古人类文化遗址。为此，裴文中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田野方法的改革。

回想3年前的工作，他竟用“太无方法”来批评自己。杂乱无章的“散挖”，常常让找到的化石失去效用，因为无法清晰知道一件标本究竟从哪一个层位掘出。

1932年起，他开始借鉴当时安阳殷墟和西阴村的发掘方法，采用探沟和打格分方相结合的方式，让每件标本的考古学信息得到完整、准确的记录。

在高星看来，改革后的周口店发掘建立了当时国际一流的田野操作规范，为后来对遗址的深入研究和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裴文中在发掘周口店第1地点的同时，还发掘了山顶洞人地点、第13地点和第15地点。从那时起，他便尝试提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早、中、晚三期演化模式。

直到1965年，他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文中，把北京猿人文化、蓝田猿人文化和匼河文化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代表，将丁村文化作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代表，而将萨拉乌苏、水洞沟、山顶洞遗存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并增加了以“沙苑文化”为代表的“可能的中石器时代”。后虽有微调，但这一基本序列框架保留并沿用至今。

其间，裴文中一度把水洞沟和萨拉乌苏两个遗址的材料合并称为“河套文化”，并作为中期的代表，但后经亲自考察、深入研究，宣布取消“河套文化”的概念；他还曾把广西一些洞穴的石器遗存界定为“中石器时代”，后来发现了陶片，便改变了看法；他曾认为北京人的石器代表中国境内最原始的文化，但后来有了比北京人更古老的材料，他便放弃了原来的观点。

裴文中不盲从权威，也从不以权威自视。“错了就是错了”的科学态度，让后学们深感敬畏。

全能型学者

在周口店停工期间，裴文中曾和杨钟健等一起，考察洛阳—西安间的第四纪地质、仰韶文化遗址以及江南山洞中的堆积。裴申提到，这拓宽了父亲的研究领域，使他初次涉猎第四纪地质。

事实上，裴文中在考古发掘中的研究对象从来就不只是古人类，他还研究各种成因类型地层中的哺乳动物化石。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及其相关的生物地层学，是他除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裴文中的学生张森水曾在先生的传略中提到，他记述过哺乳动物大量的新属种，对第四纪哺乳动物演化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见解，还建立起了若干个生物地层学标准剖面。

例如，裴文中通过分析中国境内发现的哺乳动物化石，根据区域组分的差异，把中国境内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地理分布划分成了四大区——华北区、华南区、淮河区和东北区，第一次勾画出了一个中国第四纪的生物地层框架。

他通过中外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对比研究，探讨了第四纪哺乳动物体型增大和缩小的过程。过去，古生物学认为，在每一个古生物的小分支中，都是从小体型开始，以后体型逐渐增大。当它达到最大体型阶段，这一分支就灭绝了。但裴文中对这一定律作了必要的补充。他敏锐地找到证据，指出第四纪时，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环境中，还有一些哺乳动物的体型是缩小的，这同样是生物的一种或一个小的分支开始衰亡或者行将绝灭的表现。

裴文中学术生涯涉猎之广度和深度，让他有了全能型学者的称号。

微光仍在

裴文中诞辰一百周年时，张森水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提到过这样一个细节。先生独爱一句口头禅，“做事就得好好做”。

这是裴文中一生所向，以至于裴申在采访中坦陈：“父亲多数时候根本顾不上家。”

裴文中把时间全部交付给了他探索的田野，并且，不遗余力地播下希冀的种子。

高星说，建国后，全国的专业考古人员加在一起不过十来人，人力资源远远落后于不断涌现的考古遗迹。

1952年11月，北大考古教研室成立，裴文中兼任教授，主讲史前考古学。他至死仍在为考古学科的发展奔走呼吁。

1952—1955年，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在北大举办了4期考古人员训练班，班主任都是裴文中。

1956年起，由裴文中和贾兰坡组织，古脊椎所又数度在周口店举办古人类—旧石器考古田野培训班。

在张森水眼里，那些上世纪90年代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和第四纪哺乳动物研究、年龄50岁以上者，都得到过裴文中的指导或从他那里受到教益。

90年前，裴文中推开了一扇看似热闹实则冷清的门，用尽半生成为后来者的领路人。就算生命已灭，微光仍在……

记者手记

高星在裴文中逝世前一年入读北大考古系，当时只听过先生的名字，却不知此人会对自己今后的学术生涯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他从未见过裴文中，但从他的家人和导师张森水那里，得知了裴文中的点点滴滴。

“今年去柳州、杭州至安徽和县考察；明年将去满洲里和贵州工作。”这是裴先生逝世一个月前提到的工作计划。他一生重视野外工作，在野外的考察，除了带烟和鱼竿外，别无他求。

高星记得一个细节。张森水告诉他，当年在河套考察，刚到靖边，县委书记就在招待所前迎接。一行人下车后，县领导并没有和裴老寒暄，反而与一位最先下车、衣冠楚楚的先生攀谈，问寒问暖。后来才明白，原来县领导从未见过教授。裴老穿补丁衣服，像个老农，实在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

裴老听后只是哈哈一笑，说了一句“这有什么！”

裴申也说，父亲热爱自己的事业，因为他总说，“搞我们这一行的，不到野外现场，等于白活”。

时光进入1979年，裴文中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步履维艰，但他还总想着去野外，就算家人极力劝阻也无用。“张森水你陪他去吧，大不了，你把骨灰盒抱回来就是了。”师母的话，张森水一生难忘。

“野外之于裴老，就像鱼儿离不开水。”这些事，高星虽只是听过，却足以帮他勾画出一个鲜活的形象。

在这次采访中，除了裴文中，高星提到最多的就是张森水。这也让我对他产生了一些好奇。

这位古人类研究室曾经的室主任是裴先生最得力的助手。高星笑言，导师和他聊天，总是三句不离裴老。他一辈子都以裴老为榜样，在野外拼命的劲头，甚至是刚正不阿的性格，都像极了裴老。“张老师说裴老是乡土科学家，他又何尝不是。”

“今年是张老师走的第12年了。” 高星抬了抬眼，声音变得有些低沉。

让他遗憾的是，老师走得突然，且是因为常年在外，积劳成疾，却忽视治疗，最后几乎就是倒在了野外。那一年，老师76岁。

“我常这样想，裴老仿佛就活在张老师的身上……”

那一刻，采访中断了，我只看到对面一双通红的眼睛。的确，没有什么比活成你所敬仰的人那样，更动人的了。

过了很久，高星说，感谢这次采访，让他再一次回忆了这么多。“只要想起，你就会觉得没有理由去懈怠，没有理由去放弃，没有理由不在师辈已经指出的方向上继续好好做事。”

我也想感谢“寻找新中国科学奠基人”这个栏目。

几代科学家传承的故事告诉我们，精神真的是可以不死的！它带给人内心的涤荡是真的！它的意义是真的！

人物生平

●1904年1月19日，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小集西纪各庄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

●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23年，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

●1927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到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

●1928年，被派往周口店，参加了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工作。

●1929年，主持并参与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在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

●1931年，确认石制品和用火痕迹的存在，为周口店古人类遗址提供了考古学重要依据。

●1935年，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史前考古学，师从步日耶教授。

●1937年，获得巴黎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成为法国地质学会会员。回国后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正，兼周口店办事处主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史前考古学。

●1950年，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

●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研究员。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首批学部委员。

●1957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称号。

●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

●1979年，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同年，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名誉常务理事。

●1982年9月18日，于北京病逝。

（记者 胡珉琦，本文转载自《中国科学报》 2019-11-29 第4版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