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是李维汉诞辰120周年。从1948年至1964年底，李维汉一直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除了在1962年至1964年底，受到错误批判被停止工作之外，13年间，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呕心沥血。在九三学社发展历程中，有两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李维汉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无缘新政协“创始会员”到被认定为“正式会员”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次日通过的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显示，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国共产党和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23个单位134人组成。具体组成单位及顺序为：中国共产党（7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7人）、中国民主同盟（7人）、民主建国会（5人）、无党派民主人士（6人）、中国民主促进会（4人）、中国农工民主党（5人）、中国人民救国会（5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5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4人）、中国致公党（4人）、中国人民解放军（7人）、中华全国总工会（7人）、解放区农民团体（7人）、产业界民主人士（7人）、文化界民主人士（7人）、民主教授（7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6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4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4人）、国内少数民族（6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7人）。

由此可见，当时的23个新政协“创始会员”中并不包含九三学社。134名代表中，虽然有九三学社社员3人，但他们均分散在其他界别，其中许德珩和梁希分别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授位列于“民主教授”界；侯外庐作为历史学家位列于“文化界民主人士”。然而，3天后的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协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中，在45个参加单位中，九三学社却赫然在列；510名正式代表中，九三学社有5名，另有1名候补代表（筹备会规定，参加新政协单位代表名额不满10人者，得推荐候补代表2人；不满5人者，得推荐候补代表1人；候补代表得列席新政治协商会议）。不是新政协“创始会员”，筹备时并未在册，成立时却被认定为“正式会员”。这是怎样一个变化过程？

1949年9月21日—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5名代表、1名候补代表出席会议。前排左起：黎锦熙、许德珩、袁翰青；后排左起：叶丁易（候补代表）、吴藻溪、薛愚

九三学社代表签名簿（潘菽因出访苏联未能参加会议，签名系许德珩代）

“包罗万象的天书”里有了九三学社

话还得从1948年说起。新政协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飞快，后来改在北平。从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间，中共中央邀请秘密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共20批约350人。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城工部改组为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作为首任部长，负责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在广泛协商的基础上，李维汉向中央提交《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并附《提议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单位表》，经周恩来审改、毛泽东审定后，委托中共中央代表分别在哈尔滨、香港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多次协商，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就新政协筹备会重要问题达成共识。决定由中国共产党和赞成“五一口号”的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6个小组。李维汉担任主要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第一小组组长，副组长为章伯钧，组员有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等23人。许德珩还同时担任负责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三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周恩来）。

李维汉担任主要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第一小组组长，组员23人。图为第一小组成员名单，第二排右起第三位为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

周恩来担任负责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第三小组组长，许德珩担任副组长。图为邀请许德珩参加第三小组会议的函

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与代表提名方式有两种，即组织或个人推荐、本人申请。所有提名须经筹备会第一小组审查，然后再提交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研究决定。这期间，一共收到30件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李维汉在会上提出处理这些请求的指导思想。他说：“首先要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方面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李维汉还确定一条“最重要”条款，即“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

图为邀请许德珩参加第一小组会议的函

本着这样的原则，在周恩来运筹帷幄下，李维汉率领第一组认真甄别把关，协助周恩来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深入调查研究，经常为一个代表人选的确定多方协商、再三斟酌。同时，他还向申请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反复进行说明解释，做了大量协调工作。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形成了1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5个方面、45个单位662名正式（候补）代表的名单。这份名单具有极大代表性和广泛包容性，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空前团结。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当中央统战部同中央组织部把代表人选和各项统计印成一本很厚的资料报送中央时,毛泽东看到后高兴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名单剔除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革新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的党派。同时又体现团结的广泛性，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这些组织中有民主运动史，在解放战争中有实际表现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人士，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作参会单位及代表名额的说明

当时许德珩代表九三学社向筹备会提交了由他和黄国璋、薛愚、潘菽、笪移今等5人具名要求参加新政协的申请，并附上《九三学社工作报告》。报告介绍了九三学社成立经过、所做工作和发挥的作用，其中特别说明了身处国统区的九三学社无法像在香港的其他民主党派一样及时公开声明，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

九三学社向新政治协商会筹备会秘书处提交的参会代表名单

李维汉率领第一小组对九三学社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核。李维汉还与作为组员参与第一小组工作的许德珩进行谈话，当面核实有关情况。在认真详细了解基础上，李维汉代表第一小组向筹委会提交的审查意见认为，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抗战时期一批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在重庆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改名为“九三学社”。由于处于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直到1949年1月26日才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五一口号”。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为争取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应邀请其参加新政协。

1949年6月16日，周恩来向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原来未邀请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因为在哈尔滨确定单位时，期待这两个团体进行秘密工作，因此没有邀请参加”。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九三学社成为参加新政协45个组成单位之一，其中正式代表5人、候补代表1人。经九三学社推举，筹委会协商确认，许德珩、潘菽、黎锦熙、袁翰青、吴藻溪为正式代表（由于潘菽出访苏联改为薜愚），叶丁易为候补代表。另外还有梁希、茅以升、严济慈、涂长望、陈鹤琴、侯外庐、储安平（候补代表）、孙荪荃、樊弘、张雪岩、王之相、卢于道、谢家荣等13名九三学社社员以其他界别代表身份出席会议。

新政治协商会筹备会关于九三学社参会代表名单的回复

短短3天即做出如此重要决定，这是一种何等的信任！这信任源自于许德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即与毛泽东相识并结下的深厚友谊；源自于红军长征刚到延安时的雪中送炭；源自于重庆和谈期间毛泽东对许德珩夫妇酝酿成立九三学社的支持勉励；源自于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时与中共旅欧支部周恩来、李维汉等的精神结缘，以及后来在重庆期间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默契合作，还源自于毛泽东与黎锦熙、黄国璋、汤璪真、董渭川、鲁宝重等师友同窗之情。

参加新政协是九三学社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标志着九三学社作为中国民主党派之一，其革命历史被社会所公认；使九三学社从此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一员；为九三学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可靠政治保障。

“我们希望九三学社继续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对于自身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问题出现了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在新生的人民政权下，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任务已经完成，因而失去了存在必要性；另一种认为，几个民主党派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没有根本区别，可以合并到一起。先是沈钧儒领导的中国人民救国会提议解散，并形成书面报告征得中央统战部同意。因为其会员都在北京，12月18日，救国会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会上大家都同意解散，签名后就解散了。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全文发表了救国会解散宣言。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在内部酝酿解散。

九三学社这时也开始酝酿解散。由于九三学社社员散布在重庆、成都、广东、杭州各地, 当时这些地方还未解放，电讯不通畅, 要解散必须征得各地方负责人同意，这就需要一个过程，因而未立即宣布。

中国人民救国会宣布解散时，毛泽东已于两天前出访苏联，回国后听说此事深表惋惜，当即对中央统战部提出了批评，并指派李维汉，转达他不同意九三学社解散的意见。

李维汉专程来到九三学社，立即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李维汉说：“政协召开以后，也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九三学社的朋友曾考虑了一个问题, 就是九三学社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是不存在的。”他接着说：“九三学社的朋友在解放以前，是与各民主党派的朋友一样，在反美反蒋及为民主的各项运动上尽了力的。在整个革命当中是有贡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时候，九三学社是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一样，一同参加了这个会议。中国整个的历史 ( 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 ), 政治协商会议是有了总结的。总结以后的任务，不是停止，而是发展。中国的政党很多，本来不只是现在参加政协的，还有一些反革命的政党，已由历史注定而由政协宣布了他们的死亡。参加政协的，则是革命的政党, 政协就要他们继续发展。至于救国会的解散, 并不是我们的希望一一当然民主党派自动地解散,不是含有不好的意思，乃是从善良的动机出发的。解散这件事，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不相符合的, 我们也希望九三学社继续存在。有些朋友说：是存在还是取消？我们希望不取消。今天的会议当然不是讨论这样的问题，会议所讨论的是如何巩固与发展的问题。发展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 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物，包括一个政党、一个团体在里面，它既然应该存在，就应该得到发展，在逻辑上结论也应是如此的。周恩来在统战部招待会上说，希望各民主党派采取巩固发展的方针。发展的方针是相同的, 至于如何发展？ 向哪方面发展？ 各党派有所不同，因为各个党派有各自的特点。 这个特点不是重新创造的，而是从过去的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

李维汉说：“九三学社的朋友，多半是青年学生的教师，所以是用嘴巴和笔杆做教育工作和对社会作宣传工作的，不但在学术上面, 对青年起了教育的作用，而且在过去反美反蒋民主运动以及在解放军取得胜利、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共同纲领及其他法令制度制定以后，在政治上，也是对青年对社会起了教育作用的。所以个人学识方面是教师，政治上也是教师。这样的一个团体，已经有了他自己的面貌和特点。一般地说，党派团体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他自己所以成功的面貌与特点的关系。今后的发展很自然地是在原有面貌与特点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如果这样做的话, 发展的范围和领域还是很宽广的，比过去要宽广得多。”

李维汉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转达的一席话，使与会的九三学社社员感到无比温暖，打消了解散的想法，增强了继续前进的信心。1950年3月，九三学社恢复了中央理事会。新的中央理事会中，除原有理事外，严济慈、孙承佩、薛愚、方亮等被推举为中央理事。许德珩任主席，梁希任副主席。新的中央理事会在九三学社恢复工作、整理内部、健全机构和发展社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0 年 3 月16日，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会议持续了1个多月。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建国初期统战工作方针任务和各方面统战工作基本政策。周恩来在4月12日和13日连续作了两次报告。第一场报告主要讲国内外形势和如何处理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和上下关系问题。第二场报告主要讲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周恩来特别在报告中指出：“各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政党标准来衡量。各民主党派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都有而且必须有进步分子，这样才能与我们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进步分子组织，若都是进步分子，还有什么意义呢？那种认为民主党派会“给我们找麻烦”的观点是错误的。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阶段是四个民主阶级的联盟。有些工作民主党派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民主党派成员在我们帮助和教育下，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吗！”

毛泽东在听取李维汉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后说：“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现象，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要向大家说清楚，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才行。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一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民主党派的经费问题，民主人士的旅费问题。要给事做，尊重他们。当做自己的干部一样，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现在许多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出的气不外是两种，一种是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对有理的应接受，对无理的给他们讲道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批评，我们连蒋介石都不怕，还怕民主人士的批评？充其量让人骂娘。人家拿《共同纲领》来和我们斗争，就让他斗，让他争。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批评，他当面不能说，背后一定说，结果就会闹宗派主义。所以一定要敞开来让人家说。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是团结、建设、进步”。

当年12月1日至５日，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李维汉应邀出席会议并两次讲话。他传达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讲话。李维汉说：“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为实现《共同纲领》，为稳步地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各民主党派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中共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同时又必须在组织上尊重民主党派独立性，与民主党派诚恳地协商、建议和说理，必要时进行适当批评，而不是从组织上去控制”。李维汉说：“九三学社是学术界的新民主主义党派，和普通的民主党派性质有所不同，这是九三学社特有的性格。由于九三学社性格的特殊，所以工作也不能和普通的民主党派完全一样。它是要把人民所需要的学术和政治结合一起，去促进国内学术界精神上的解放，以求服务于人民。”

1950年12月1日至５日，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图为与会代表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位为李维汉

这次会议是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具有全国代表大会的性质。会议确定了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的中心工作，研究了九三学社组织巩固与发展的有关问题。会议明确九三学社作为新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即各民主党派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均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九三学社的历史使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巩固和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建设崭新强盛的人民共和国而努力。此次会议标志着九三学社迈进了新的历史阶段。

时光荏苒。这段历史已经过去66年，李维汉也已经离开我们32年了。但是，九三学社将永远铭记那些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做出贡献的前辈，永远缅怀那些为九三学社健康发展鼎力相助的先贤，戮力同心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穆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