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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不渝“九三”志
温州温医退休支社主委
殷嘉孟
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这个当时的大学生，就已经知道九三学社这个名称，知道这是一个由受人尊敬的教育界、学术界、科学家、医务界等上层人士，如王季午、周培源、陈立……等教授所组成的、以“民主、科学”为宗旨的民主党派。我对这些长者和这个组织怀着尊崇和敬仰的心情。可是，1957年的“极左”风暴，许多民主党派的著名的医务界、教育界、科学家、社会学家不幸纷纷落难，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得不敬而远之。谁知我这个历史清白，从学校到学校的共青团员，从未向党作过任何“进攻”的青年助教，竟然在到了温州医学院后三个月的1958年12月，仅三天时间，也会不明不白地被划为“右派分子”。我自知没有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坚信历史一定会还我一个清白，我忍辱负重地先以“右派分子”，后以“摘帽右派”的身份顽强地生活了二十一年，1979年2月，右派改正后，以退团身份成为一般的教师，似“孤魂”地游荡于人群之中。
拨乱反正后，1980年，民主党派刚开始恢复活动，温州的九三学社也恢复了活动。九三学社温州市委向我这个“孤魂”发出了召唤，征求我对加入九三学社的意见。由于五七年的风暴对我来说仍然印象深刻，我这个被打成右派达二十年之久的人，如今，如果加入九三学社，会不会因为参加民主党派而再次被戴上什么帽子，会不会对九三学社抹黑，而且，当时，“左”的阴影仍然笼罩在单位和社会上，就像改正错案还我清白这样一个应该向群众宣布的天经地义之事，在单位里仍因“极左”思想阴云不散而受到阻拦。因此，我对是否应该加入九三学社一事思虑再三，犹豫不决。就在这个时候，五十年代我所敬爱的老师、也是九三温州市委主委的钱礼先生（他也是五十年代在浙江医学院参加九三学社，并且在那时受到极大冲击，幸运地没有被戴上帽子的少数人之一）情真意切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对历史问题做出了结论，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能搞这种极左的事情了，否则国家将完蛋，你不参加九三，谁还该参加呢。”在他的开导之下，我毅然地于1980年填写了参加九三学社的入社申请书，并于同年12月被社中央以电报通知的形式，成为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批加入九三学社的四个人中的一个。
入社后，我虽然仍未真正落实政策，工资仍比同班同学低一级，但我以九三社员的身份而自豪，亦决不有辱九三这一光荣称号，一如既往地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我积极地发展符合入社条件的教师加入九三学社。在温州医学院党委统战部的同意下，在社市委的领导和其他社员的配合下，温州医学院的九三社员人数为各民主党派之最，成为除执政党外的第二大党。入社二十多年来，我在九三学社温州市委中并不担任什么职务，仅仅在医学院中担任院本部支社主委，以后担任九三学社温州医学院基层委员会主委，有的同志认为我是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最早加入九三的人员，为什么没有担任市里的职务。我认为我加入九三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宣传九三学社的宗旨“民主与科学”。如果想当官就应该加入执政党而不是加入九三学社，因此，我在发展符合条件的教师加入九三时，总是强调加入九三并不能当官，而是为了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建设我们的祖国，因为，我们的国家就是缺乏民主与科学而走了许多弯路。
我对九三学社也是“一往情深”的。记得温州市某党的主委因为要出国定居，动员我加入该党，并许愿说：如果加入该党，以你的年资、身份及职称，保证能接替他的主委职务和进入人大，接替他的副主任职位。我婉转地告知：“我生是九三人，死是九三鬼，不会改投门庭”。谢绝了他的好意。以后，医学院基础部的中共党组织也三次前来动员我加入中共，我不识抬举地以“我以前是共青团员，原来应该向党员的方向发展，可是，历史的误会，把我变成一个“五类分子之一，现在，我既已加入九三学社，我不能脱离在我困难时期向我伸出温暖之手的九三学社，况且，从一个摘帽右派升华到一个共产党员，我还不具备入党的条件”。保持了我纯粹的九三社员的身份。
退休前后，我以党派的身份担任第五届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被评为提案积极分子；受社市委的推荐，担任了六年温州市检察院的特约检察员，即使我的本职工作非常繁忙，并且还经常出差，但依然出席每一次的会议和至各县检察院的调研工作。1996年退休后，因为医学院基层委员会还没有换届，所以，我仍担负了一段时期的主委工作，1999年九三学社温州医学院基层委员会换届后，我仍然担任委员，负责退休支社的工作，此后，社市委委任我为社老龄委委员，虽然我已达七十岁，但是，我生来就是一个不服老的人，而且我的身体健康，我将抱着“小车不到尽管推”的精神，尽心为九三学社的宗旨“科学和民主”而终生奋斗，鞠躬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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