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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九三”精神
提升人生价值
九三学社长兴支社
周述尹
1988年，经人介绍我加入了九三学社。当时只知道九三学社入社条件起码要中级以上职称，属层次较高的民主党派之一，此外了解甚少。作为新社员，我参加了九三湖州市委举办的新社员学习班，听了社市委领导的辅导报告，才进一步了解到九三学社的宗旨是要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终生。从此，如何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九三社员，成为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我出生在宁波市一个典型的医学世家，有众多亲属在国外，所以长期受到“海外关系”的困扰。从高中到大学，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全班前茅，原以为能考取重点医科大学，却被“照顾性”地录取到浙农大植物保护系；原以为我最适宜搞科研工作，大学毕业时又被分配到基层的农业生产单位——长兴县农业局下属病虫害预测预报站，长期从事田间病虫观察调查工作。在认命和自卑思想的影响下，工作20多年来虽然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但鉴于身处基层的工作层次和条件限制，总认为这辈子业务上很难再有长进。入社后在争取做名合格九三社员的思想促进下，开始有了想改变一下现状的想法。特别是看了一些资料介绍，了解到当时社中央主席、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在“四人帮”极左思潮肆虐时，还不顾个人安危呼吁加强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研究；现任社中央副主席王选，在当时被判定身患不治之症，被人专政，每月只有40元劳保工资的处境下，坚持开展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最后一举成功，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等情况后，内心感到难以平静。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已大不相同了，粉碎“四人邦”后党和政府对科技工作又非常重视，再自暴自弃，无所作为，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老一辈科学家的殷切期望。有了信念就有了动力和方向，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水平，89年和92年我先后到浙江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参加了二期进修；围绕生产上发现的问题，我正规立项开展了一系列基础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94年我主持的水稻病虫综合防治课题被评为长兴县建国以来十大科技成果之一；我撰写的二篇论文分别在全国性学术刊物《植物保护》和《浙江农业科学》上发表，并被中国植病学会华东区分会收集论文摘要汇编，被浙江省昆虫植病学会评为学会优秀论文。为此我还先后被授予浙江省侨界十佳、湖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称号。我的一些事迹，还被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编入“我爱你中国”一书，并正式对外出版发行。
1992年，我被推荐到九三学社长兴支社主委的岗位上，职责要求我从一名普通社员，向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代表人物转变。开始时感到压力很重，后来我参加了社市委在湖州市委党校举办的，第二期民主党派基层干部学习班，通过对中国民主党派
“参政党”的产生、角色、地位和作用等一系列理论学习后，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在支委会一班人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支社首先从抓组织自身建设着手，支委成员有的放矢地考察、动员、吸收年轻、有潜力和层次较高的科技人员入社；规定支委必须坚持参加支社的定期学习、调查研究和下乡服务等活动，通过发挥支社代表人物作用，促进了支社整体参政议政水平的提高。在长兴支社第二届期间，当时已有20名社员，其中有11人次分别担任了省、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老主委金崇瑜和我，还分别担任了省人大代表、县人大常委会付主任和省政协委员、县政协付主席。以1995年为例，这些社员在三级人大、政协会议上提交的建议和提案，共达30余份，列长兴县四个党派之首。
为了在角色转换中起到带头作用，我在参政议政中，要求自己保持科技人员实事求是和坚持原则的作风，发挥自身农业科技方面的特长，利用担任县侨联主席和政协付主席提供的条件，每年都要深入乡镇和生产第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并亲自撰写有一定质量的调查报告。例如，在省政协提交的，关于开发太湖浙江沿岸经济带提案，经省有关部门批准启动；要求将长兴县列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建设县的提案，又经九三省委交全国人大代表转呈后，被国家计委和农业部批准立项。1997年我被评为省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积极分子，我提交大会的“基层农技推广队伍面临两大难点”材料，被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列为大会发言材料。我提交九三省委的调研文章，多篇被刊登在社省委调研室编印的“意见与建议”内刊上，其中《对经济欠发达乡镇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建议》一文，社省委还写了编者按，上报省委省府和社中央等领导部门。由于长兴九三支社在参政议政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由我执笔的《发挥民主党派代表人物作用，做好基层组织参政议政工作》一文，还被浙江省统战理论学会收集，发表在“浙江统战理论文选”（第十集）上。
回顾十余年来入社后的变化，自己从一名基层农技人员，成长为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从一名普通九三社员，成为有一定参政议政能力的九三学社浙江省委参政议政特约研究员，主要得益于“九三”精神的激励和鞭策。我要继续发扬“弘扬民主、崇尚科学、自我教育、不断进步”的九三光荣传统，在退休后仍要继续发挥余热，以实际行动纪念九三学社成立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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