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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文化基因的思考——以江西地方文化为例


五四运动是100年前由青年学生发起,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救亡图存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其实是由罗家伦、傅斯年为首的新潮社和以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为重要骨干的国民杂志社掀起来的,两刊会员都反对军阀、反对侵略,主张澄清政治、复兴民族。

有人认为,五四运动中北京地区有罗家伦、匡互生、许德珩、傅斯年、段锡朋、张国焘、梅思平7大学生领袖。此处胪列的7人都是城区高校的学生领袖,而未计算郊区清华大学的。五四运动参与者时为清华大学学生梁实秋说:“五四运动时期,清华大学学生领导人之最杰出者为罗隆基。”许德珩也说:“学联开会,经常出席的各校代表计有……清华的罗隆基、陆梅增。”可见,罗隆基不仅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也是北京地区的重要领袖,可与前述7人并列。因此,当时北京地区有8大学生领袖。

五四运动前期中心在北京,但因受段祺瑞政府打压而很快濒于衰亡。为了扩大影响,5月底段锡朋与陈剑脩、周炳林等同学秘赴上海,拟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藉以集合群力,向军阀政府施压,五四运动的中心逐渐转到上海。据李玉阶《上海学生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介绍,上海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最初是何葆仁,后来是程天放。加上何葆仁和程天放,当时京沪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是10人。

五四运动10大学生领袖的姓名和籍贯分别是:段锡朋,字书诒,江西永新人;罗家伦,浙江绍兴人;匡互生,湖南邵阳人;许德珩江西九江人;傅斯年,山东聊城人;张国焘,江西上栗人;梅思平,浙江永嘉人;罗隆基,江西安福人;何葆仁,福建厦门人;程天放,江西新建人。

五四运动10大学生领袖后来的人生异彩纷呈,结局也悬殊迥异:有的成为共产党的缔造者,有的成为民主党派的创始人;有的成为学术大师,有的成为巨商大贾;有的变为国民党的高官,有的沦为可耻的汉奸。本文对他们日后的人生轨迹不作研究,而试图对他们的文化背景略作探究。稍加分析可知,五四运动10大学生领袖里有5人为赣鄱学子,又罗家伦在江西进贤县出生成长,傅斯年祖籍永丰县,也与江西有渊源关系。因此,可以说五四运动10大学生领袖二分之一强为江右儿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省会南昌五四运动最主要的学生领袖袁玉冰是泰和县老营盘镇人。

五四运动京沪学生领袖大部分与江西有关系。非常有趣的是,五四大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革命主要领袖也不少祖籍江西。例如,《毛泽东传》说:“韶山毛氏祖籍江西。”《刘少奇传》说:“刘家的祖籍是江西省吉水县。”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说:“一世祖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明代洪武十三年(1380)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胡耀邦女儿李恒《思念依旧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说:“据考证,我的先祖是明末时为躲避战乱,筚路蓝缕,由赣入湘,定居浏阳的。”

五四运动京沪学生领袖二分之一强为江右儿女,共产党早期革命领袖也不少祖籍江西。这种现象实在令人掩卷深思。现将他们与江西的关系简单列表如下,以便作进一步分析。


据上表统计可知,五四运动京沪学生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袖与江西具有密切关系。古称庐陵的吉安在其中所起作用尤为突出:五四运动北大兼全国学生杰出领袖段锡朋、清华学生杰出领袖罗隆基、南昌学生杰出领袖袁玉冰3人全都来自吉安一隅之地,深受庐陵文化熏陶;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都祖籍吉安,同享庐陵文化阴泽。笔者不揣谫陋,试对此现象略陈鄙见,聊作管窥,以期抛砖引玉。

江西向来被称作“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东南西三面环山而北枕长江,在地理环境方面自成一体。随着隋朝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唐代大庾岭的凿通以及赣鄱流域发达的水运系统,江西变为南中国的枢纽地带,成为沟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近道捷径,在前工业时期成为我国南北东西的交通孔道。历史上社会动荡时期,江西成为北方移民南迁的重要承接地,他们及其后裔先后由于各种原因再从这里向东西南北辗转迁往其他地区。这应该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外省领袖祖籍江西的重要原因。

在五四运动中,段锡朋本来是北京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却在最困难的时期挺身而出,敢作敢当,足智多谋,赢得大家的由衷钦服。正如李寿雍所言:“五四运动不是书贻一个人发动起来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是最主要的领导人。”五四运动另一主要学生领袖罗家伦也说:“当年在知识青年中始终其事的实际领导者,除了书贻而外,没有哪一个当得起这名称。”段锡朋是五四运动的核心学生领袖,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袖与庐陵文化关系的原因,或许可从他身上得到启发。

段锡朋很尊崇汉宋太学生陈蕃、李膺、陈京的风骨,开口闭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脩的文章气节”,这是他投身于五四运动的主要原因。可见,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确与庐陵文化有密切关系。

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陈寅恪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古今学术大师都认为,欧阳脩的确曾经在我国历史上起到端正学风、导民化俗、振衰起敝、扭转乾坤的重大作用,可谓庐陵文化的表征。

陈寅恪说:“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庐陵文化虽然多以欧阳脩、杨万里、解缙,周必大、胡铨、欧阳守道,杨邦乂、欧阳珣、文天祥,邹守益、罗洪先、欧阳德等人为代表,其基因实乃由唐代杜审言、刘行思和颜真卿3人播种。

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河南人,曾任吉州司户参军;刘行思即青原行思,吉安本地人,是禅宗七祖;颜真卿是陕西人,曾任吉州司马。他们3人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博学忠贞之士,中华民族的脊梁,行化庐陵的元勋,新旧《唐书》《吉安府志》《宋高僧传》《五灯会元》等国史地乘、外传内典,对他们的丰功伟绩有详细记载。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为国人熟知,这可反映杜审言爱国爱民的思想。美国常青藤盟校耶鲁大学史德林纪念图书馆正门墙体上方镶嵌着8块象征人类古典文明的石碑,从左到右分别是:新石器洞穴壁画、埃及象形文、巴比伦楔形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古希腊文、中国汉字、玛雅文。其中标示中华文明的汉文碑刻节选出自颜真卿撰并书《颜氏家庙碑》:“卿兄以人臣大节,独制横流,或俘其谋主,或斩其元恶。当以救兵悬绝,身陷贼庭,傍若无人,历数其罪。手足寄于锋刃,忠义行于颜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颜真卿与中国文化之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儒道佛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而禅宗是中国化最彻底的佛教宗派。作为真正的禅宗七祖,青原行思的禅宗理念最为纯正。青原行思的禅宗理念大致可以概括为“靖居·弘济”“青原·参同”“庐陵米价”“不落阶级”“圣谛不为”5个方面:“靖居·弘济”指的是忠贞爱国和救世济民,“青原·参同”指的是以《易经》为基础会通华梵,将中外文化融为一体而实现三教合一,“庐陵米价”指的是注重实业产殖和民生国本,“不落阶级”指的是追求社会公正和人民幸福,“圣谛不为”指的是脚踏实地和知行合一。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赞颂青原行思所说“邈矣西方教,流传遍中垓。如何皇极化,反使吾人猜。剥阳幸未绝,生意存枯荄”即此意。

在杜审言、刘行思和颜真卿3人博学慎思、忠贞爱国、注重国本、救世济民、会通华梵、知行合一思想的哺育下,吉安逐渐形成重教兴学的社会风气,成为儒学重镇和禅宗祖庭,历史上仁人志士辈出,打造了以“文章节义”为特征的庐陵文化,这或许是诸多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和中国共产党领袖渊源于此的重要原因。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与江西的密切关系,文化因素可能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征诸历史可知,五四运动京沪学生领袖集中出生于幕府-罗霄山脉江西一侧,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领导人则大量来自于湖南一侧。对历史进行深入考查可以发现,幕府-罗霄山脉在唐以后我国革命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不仅爆发多次民众起义,而且是大明帝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大政权的滥觞地。这应当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或与该地区为禅宗渊薮有关。

禅宗是佛教阶级基础下移,而文化上与道教、儒家相互融合的产物。儒道佛三教在本质上并不敌对排斥,而是互通共融,却大致对应着上中下三个社会阶层。隋唐是我国古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政治核心逐渐东迁,经济中心日趋南移,社会重心缓慢下行。禅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它将佛教的阶级基础,从以往依赖社会中上阶层转而依赖社会低下阶层,并作他们的代言人。禅宗主要的生成壮大基地即幕府-罗霄山脉,“五家七宗”中的多数诞生于此地,俗语“行走江湖”最初所指即这段历史。

禅宗在我国文化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链接作用和下行上升的转化作用。我国学术发展的轨迹为三代易学,春战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元理学,朱明心学,满清朴学。三代官学散为春战子学,春战诸子百家骤变为汉初“独尊儒术”,尔后经过六朝道教的润滑作用,儒学在隋唐下行为禅宗,禅宗又在宋明上升为理学和心学,明末清初大学问家药地大智(案:即方以智)“三教归易”的青原禅学即上述演变的总结。

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明代著名理学家邹德溥赞扬青原行思说:“仰传无相之衣,于初祖为耳孙;俯传无尽之灯,于西江为鼻祖。”整个湘赣的地区禅宗都深受青原禅学影响,其博学慎思、忠贞爱国、注重国本、救世济民、会通华梵、知行合一的原初理念,既是对此前优秀文化的发扬,也被后来优秀国人所继承。这些理念早已润物无声地镶嵌在幕府-罗霄山脉两侧居民的基因链中,或许是他们屡屡“拯黎民于水火,救家国于倒悬”的绵绵动力,进而使他们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革命中自然地脱颖而出。五四运动发动中下层民众救亡图存、改造社会和强国富民,其所引进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看作我国历史上长期“会通华梵”运动的嬗变和升华,以及“不落阶级”运动的延续和扩大。

五四运动通常被认为造成我国传统文化断裂,从儒家立场来看这种观点或不无道理。但从禅宗立场来分析,五四运动实乃社会弄潮儿承扬华夏文化精髓,吸收欧美文化菁华的时代发展,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在工业时代的凤凰涅槃。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和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领袖的文化基因之剖析,或许可以弥缝我国现代革命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鸿沟。




 

1.赵映林:《罗家伦与“五四运动”》,《教师博览》2011年第5期,第27页。2.齐悦:《段锡朋与五四运动》,《同舟共济》2018年第11期,第32页。3.《五四运动99周年纪念:七位学生运动领袖不同的人生》,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99433906747930934&wfr=spider&for=pc。苏原《尘封的“五四主将”》(《中国报道》2009年)、周安平《五四运动的学生总代表》举有段锡朋、傅斯年和罗家伦三人。

4.梁实秋:《清华八年》,光明网 2001年4月28日。

5.齐悦:《段锡朋与五四运动》,《同舟共济》2018年第11期,第37页。

6.齐悦:《段锡朋与五四运动》,《同舟共济》2018年第11期,第32页。

7.智效民:《段锡朋——亦儒亦墨亦真诚》,《博览群书》1999年第7期,第39页。

8.(宋)苏轼:《欧阳永叔居士集序》,载(宋)欧阳修《欧阳永叔全集》上册,朱荄阳重编,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

9.陈寅恪:《赠蒋秉南序》,氏著《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82页。

10.陈寅恪:《论韩愈》,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32页。

11.(明)王守仁:《青原山次黄山谷韵》,氏著《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80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源自于安源路矿大罢工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这是大家熟知的。据吴之邨《华林小史》考证:“大明帝国的开国元勋刘基,字伯温,曾于元至元二年(1336)至六年(1340)之五年间,出任江西瑞州路高安县丞等卑职,沉浮下僚,长期密切接触环华林山弥勒教信仰文化圈中心地区的白莲教教义、教仪、教团、教阶、教徒,对其日后参加元末红巾军起义,辅佐白莲教徒朱元璋创建大明王朝产生深刻影响。地跨欧、亚大陆的蒙元大帝国轰然倒塌,其多米诺效应实自江右华林山始。换句话说,大明帝国是从华林山走出并踏上历史舞台的。”(参见《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第86-98页。)

13.(明)邹德溥:《大修青原净居寺疏》,载(清)笑峰大然纂《青原志略》,段晓华、宋三平校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

 

  此文刊于《民主与科学》2019年第4期

(作者习罡华,系九三学社社员、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