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张西曼是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较早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积极进行传播。此外，他还是一位民主战士，宣传民主思想，主张民主革命。他所说的“民主”，与孙中山提倡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关系密切，是对传统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一次反抗，对于创建新社会有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民主”思想还有利于发挥民众集体智慧，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凝聚力量。

关键词：张西曼；民主；官僚主义

“民主”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词语。经过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国人民对“民主”充满了向往，希望通过民主革命，打破传统社会的旧面貌。同时，也希望通过实现民主，团结民众，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因此，很多不同身份的有识之士，为了实现中国的“民主”而不断努力，这其中，张西曼就是重要的一位。

张西曼（1895—1949），字百禄，湖南长沙人，我国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之一，《民主与科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张西曼的父亲张梓林供职于清朝太医院，是一位热衷于维新运动的官员。他的二哥张仲钧是老同盟会会员。在父兄的影响下，张西曼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参与到近代革命运动中去。在他短暂的一生中，除了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的未来指明方向外，另一个贡献即是反对官僚主义和独裁统治，努力倡导“民主”观念。为此，他在1945年创办《民主与科学》杂志，担任社长及主编，呼吁民主，反对独裁，倡导科学，反对愚昧。《民主与科学》的创办，获得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科学家的认可，如马寅初、邓初民、华罗庚、柳亚子、孟宪章等人均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民主与科学》逐渐成为这些进步人士发表言论的重要阵地。

张西曼有关“民主”思想的文章，主要有：《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原载1938年《全民周刊》一卷十一号）、《“民主”与“科学”是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原载1945年1月《民主与科学》一卷一期）、《“民主”是根除“官僚主义”的特效药》（原载1945年10月《民主与科学》一卷九—十期）、《〈民主与科学〉杂志创刊周年记》（原载《民主与科学》一卷十一、十二期）。在上述文章中，张西曼集中论述了“民主”思想出现的背景、“民主”的内涵、“民主”的作用，深刻揭示了“民主”对于近代中国发展的意义。

“民主”一词，古而有之，如《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 成汤 。”再如《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但是这两处文献中“民主”的意思为民之主人，前者指君主，后者指官吏，与后来的“民主”意义完全不同。直到晚清时期，“民主”的意义才发生了转变，郑观应 《盛世危言·议院》：“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这里的“民主”与“君主”相对，指人民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在清朝以前，“民主”仅是一种理念，尚未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潮。

中国近代的“民主”思想主要从西方学习而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的不少进步人士踏上了救亡图存之路，他们在严峻的生存危机之下，开始思考向西方学习，除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之外，国家政治体制的建设也是重要的学习对象。

张西曼早年留学俄国，有着扎实的俄文功底。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张西曼深受震动，曾致信孙中山，建议他接受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1922年之后，孙中山到达上海，张西曼又专程前去拜见，建议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主张，张西曼被孙中山任命为中俄联络员。而孙中山后来即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诠释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并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中，民权是其中之一，即认为国家政权并非统治阶级的特权，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张西曼极为认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在《“民主”与“科学”是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一文中说：“国父在多年研究近代民主政体的优劣和苏联十月大革命的伟大成就后，揭橥了一个‘民众有权，政府有能’的精义。他绝不愿民众仍然成为不识不知的‘阿斗’群，而热烈号召着他们成为有才有识、自求多福的、现代的、集体式的‘诸葛亮’之流的主人公。”“民众有权”即“民权”，而这又与“民主”关系密切，只有民众有权，才能当家做主，也只有人民当家做主，才有真正的“民权”。

对于“民主”之于国家发展的意义，张西曼认为，古今中外的一些开明君主如唐太宗、彼得一世、明治等，曾通过努力，让自己的国家变得强盛一时，但最终不能避免“人亡政息”的天演定律。毕竟，有能力的君主只是个别，一旦政权落入昏庸无能的君主手中，国家就会危险。当前社会要想发展，就不能再延续古代的愚民政策，而是应该让百姓变得有思想、有能力。他以中国的古语为例：“中国社会原有句非常警惕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成语，这就说明了民众的不可欺力。前贤也有‘民犹水也，载舟覆舟，是所同惧’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类宝贵生活经验体会出来的警辟教训。”说明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少数贤明的君主身上，而应该充分尊重广大民众，施行民主政策，发挥民众的集体力量。

张西曼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极具警示意义，不仅是对封建君主专治的否定，更主张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他高度赞扬了国外施行“民主”政策的国家：“一切民主国家的英明政府！英、美、苏、法、捷、波等！得着它们广大民众主人的热烈支持，尽量动员了人力、物力、同时争取民主盟邦，团结奋斗，力求保障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民族以至全世界进步人类自由生存的不受伤害，确是最后的光荣胜利在望了。”认为上述国家之所以得到发展，就在于他们可以动员所有的人力，团结奋斗。西方的这些国家对当时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张西曼认为，只有实施“民主”政策，中国才会战胜强敌。他说：“我们虽然深信最高当局在国家民族创痛剧深之后，已经采取了有效的部署，然而我们更深信只有发挥真正民主的力量，才能克服方兴未艾的危难。更深信只有发挥真正的民主力量，才能争取一切有关的民主盟邦的同情合作，共同消灭日寇穷凶极恶的大陆政策下一二千万精装的陆军主力。”这里所说的“真正民主的力量”，指的是发挥中国民众的集体力量，而不是单纯依靠上层领导阶层，这与此前他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打败外地入侵之外，施行“民主”政策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消灭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辛亥革命虽然摧毁了封建主义，但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并未完全脱离传统社会的桎梏，仍然沿袭了很多旧社会的弊端，官僚主义即是重要的表现。为此，张西曼引用美国农学家李博士的话：“欧洲封建主义消灭以后，产生了资本主义，所以科学昌明，生产发达……中国在封建主义以后，却产生了官僚主义，所以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均被缚束，窒息。”所谓官僚主义，即指脱离群众、贪污腐败的作风。张西曼总结为八个方面：公文主义、形式主义、奴隶性、低能、投机性、贪污性、残贼性、其他。

为了更好地揭示“民主”对于肃清官僚主义的作用，张西曼又专门撰写了《“民主”是根除“官僚主义”的特效药》一文，对封建社会和北洋政府时期的种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予以揭示。他说：“本来国父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就是对内要消灭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如果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不消灭，那就必然反消灭了千百万人血肉造成的民主革命。”可见，民主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因此，张西曼总结观点为：“官僚主义是历史传统的祸国殃民的病根、死症”，并发出号召：“我们生在这民主战胜法西斯恶魔的光明的今日，生在这伟大的人民世纪，生在这灿烂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旗帜号召之下，生在这新旧民主国家周围环绕之中，我们还能够仍旧忝颜无耻地一任那落后的疯狂的、自私的‘官僚主义’的毒害继续作崇么？我们要发挥我们的集体警觉性，要恢复我们伟大‘中华民国’国民的人格和职责，就得赶快团结起来，高高举起平等自由的‘革命民主制度’，来根除‘官僚主义’的万恶黑暗！”

作为一名进步知识分子，张西曼毕生都在为了实现民主而奋斗。他所倡导的“民主”思想，在近现代中国反抗外敌入侵、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臧克家在1993年《祝贺西曼同志文集出版》一诗中，称赞说：“民主战士，进步思想。追求光明，胸怀坦荡。文与其人，永放光芒。”对他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者：杨化坤 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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