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10月8日在京主持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转基因农产品的机遇与风险”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出席会议。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介绍有关情况。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生理与生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武维华，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万建民，九三学社社员、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研究所所长肖新月在座谈会上建言。
张桃林说，自1996年世界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应用以来，转基因安全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尤其在我国，争论更是不绝于耳。张桃林从六个方面介绍了有关情况。一是转基因技术是农业科技发展前沿。20世纪以来，遗传理论的突破实现了基因资源种内转移，以矮秆、杂种优势利用为代表的作物育种技术掀起一场绿色革命。目前以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为代表包括转基因育种在内的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农业科技和产业绿色革命。作为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前沿的转基因育种，就是通过从生物体中提取结构明确、功能清楚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以获得新性状，培育新品种。转基因育种与传统育种都是对基因进行转移和重组，不同的是传统育种一般为种内基因转移，而转基因育种则打破物种界限实现基因转移，拓宽遗传资源利用范围，更为精准、高效和可控。因此，转基因育种技术是传统育种技术的延伸、发展和新突破。二是农业转基因研究与应用发展迅猛。2014年全球种植面积达1.8亿公顷，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中82%大豆、68%棉花、30%玉米、25%油菜是转基因品种；种植转基因作物国家28个，加上批准进口的37个国家，商业化应用国家达65个；全球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达28种。目前，全球转基因技术研发呈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技术更加准确高效、投入大幅度提升的态势。三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可控。转基因产品是否安全关键看转入基因、表达产物以及转入过程是否增加风险，需要个案分析，逐个开展安全评价以确保安全。农业转基因技术安全性主要包括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制定了一系列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标准，是全球公认的评价准则。包括对转基因产品食用毒性、致敏性、致畸性，以及对基因漂移、遗传稳定性、生存竞争能力、生物多样性等环境生态影响安全性评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就是安全的。事实上，全球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已有20年，迄今未发生一例被科学证实的安全问题。四是我国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科学规范。我国遵循国际通行指南，建立健全适合国情并与国际接轨涵盖转基因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进口许可审批和产品强制标识等各环节法律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加强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组建由农业、医药、卫生、食品、环境、检测检验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建立由农业、科技、环保、卫生、食药、检验检疫等12个部门组成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在农业部设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加强转基因标识的管理，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签的标识》国家标准，对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棉花、番茄等5类作物17种产品实行按目录强制标识。我国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分级分阶段安全评价管理制度，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按照风险高低分成4个等级，按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安全证书5个阶段，在任何一个阶段发现任何一个对健康和环境不安全的问题，都将立即终止。五是我国农业转基因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全球看，转基因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争异常激烈。发达国家都把转基因技术作为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的重要方面，纳入国家战略重点。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应用在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快速扩大并不断向多功能、多领域拓展，正改变着世界农产品贸易格局，我国农业产业发展面临新挑战。从国内看，推动转基因研究与应用是我国既定战略决策，特别是作为我国农业领域唯一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实施以来，以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五大作物为重点，以抗病虫、耐除草剂、养分高效利用、高附加值、功能性等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培育为目标，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初步建成独具特色的转基因育种科技创新体系，整体研发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居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农产品刚性需求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并存，依靠常规技术提高单产越来越难，急需加快培育一批抗虫、耐除草剂、抗旱、耐盐碱等抗逆农作物重大品种，保障农产品的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急需加强研究，找到与产量、品质相关的基因，提高单产水平，改善品质结构，实现农业从传统的资源消耗型向环境友好、优质高效型现代农业转变。同时对转基因的争议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已变成了一个被反复炒作、过度放大，甚至妖魔化的话题，影响到转基因的健康发展。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既有公众科学认知问题，也有一些虚假报道与谣言被反复炒作的误导。当然，应该清醒认识到目前我国转基因监管机构、队伍、手段仍显薄弱，亟待加强，违规种植转基因作物的现象也偶有发生。此外，在转基因产品标识及管理方面，我国实行的是更加严格的按目录强制定性标识制度，无疑增加了标识的成本和监管的难度。六是我国农业转基因发展战略与重点任务。针对干旱、盐碱、病虫多发、气候变化等农业发展重大问题，实施抢占制高点战略、技术储备战略、产业应用战略，优先攻克抗旱、抗虫及耐除草剂等性状在主要农作物应用上的技术难关，培育转基因优质棉、抗虫及抗旱玉米、耐除草剂大豆等重大品种，带动现代种业发展加强技术研究，占领制高点；研究制定转基因品种审定办法，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强化转基因生物安全属地管理制度和研发者“第一责任人”责任，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安全；依靠宣传主渠道，积极运用新媒体，加强与公众沟通交流，扩大科普宣传覆盖面。
武维华说，党中央国务院对转基因技术发展战略的态度是明确的，这在相关文件中都有明确表述。国家同意设立“农业生物转基因研究重大科技专项”也表明对转基因技术研究发展的支持。2001年，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及一系列配套规章，但在实施过程中尚有许多不到位的现象。例如，我国目前已种植近6000万亩转基因抗虫棉，但种植地区政府部门并不承认其存在。政府部门在监管工作上总是“慢半拍”，经常是在媒体不一定准确的“曝光”之后再被动跟进，无疑加剧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又如，目前转基因生物安全试验申请报批及日常安全监管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而执行标准和具体办法各地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明令辖区内不准有任何转基因作物种植包括严格监管下的试验。这一方面在监管及公众认识上可能造成混乱，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转基因技术研发工作的推进。武维华就此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尽快推进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立法，同时重点建设科学评估体系、有效审批体系和负责任的监管体系。二是积极推进我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饲用粮食作物转基因品种，如玉米和大豆的种植。三是依法、科学、主动积极对转基因生物研发和应用进行严格有效监管并及时公开透明地公布相关信息。四是积极开展有公信力的转基因科普宣传，媒体报道应科学准确，树立公众对转基因的科学认知，营造良好科学氛围。
万建民说，2008年，我国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经过7年不懈努力，建成了独立完整的转基因育种研发体系，获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重大育种价值的基因，培育一批突破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为保障国家食品安全提供科技支撑，明显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差距、提升了国际竞争力。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在转基因研发和产业化方面进一步加大了投入强度，国际垄断倾向越发明显。万建民针对我国转基因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面临的问题，提出3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完善转基因生物产业化政策，以抗虫转基因玉米为突破口，加快转基因作物产业化步伐。二是强化基因克隆、基因操作、安全评价等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抢占国际制高点，提高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研发整体竞争力。三是继续加强转基因水稻研发，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加强转基因小麦研发，为保障国家口粮安全提供战略储备。
肖新月认为，转基因农产品及其加工衍生品生产链条长，涉及多个行业监管部门。由于终端产品用途不同，“安全”风险等级及其监管职责不同，应该区别对待。肖新月就加强转基因上市产品监管提出3点建议。一是尽快形成转基因上市流通农产品质量控制标准。按照先有产品后有标准，先有企业标准后有国家标准，强制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并举，科学合理、公正有效的技术质量标准形成过程和管理特点，实现依标准检验、依法律监管。二是按食品及各类产品用途制定“安全”评价标准，按级别标注管理。“安全”评价标准包括上市许可审评技术规范和上市后监管检测标准。当务之急是评价标准和独立第三方评价机构，按产品中转基因成分，划分风险等级并分类，规定各类别阈值范围及其检测方法。评价标准发布后，由生产者按规定标识转基因产品，不是转基因产品免于标注或自愿标注“非转基因产品”。三是加强对转基因食品标识宣传与管理。信息公开发布，产品公开标识，让公众有知情权，自由选择权；加强转基因食品检验检测技术能力建设，为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座谈会上，共有12位委员和3位专家学者发言。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滕佳材参加会议并与委员互动交流。会前，九三学社中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进行了专题调研。
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张庆黎、陈元也出席了座谈会。（穆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