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然（1893-1975）先生是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发起人之一，也是张学良将军的亲信、幕僚和挚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王卓然追随张学良流亡关内，在长达13年的抗战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多有交往与合作，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发起创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武装抗日，收复东北”的号召，在各级党组织和大批党员、团员的直接参与、推动和张学良的认可与大力支持下，由王卓然与其它主要核心成员：阎宝航（中共党员）、孙恩元（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崇民（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杜重远、车向忱、卢广绩、王化一等流亡北平的东北籍反日爱国人士发起，于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的，以广大东北青年为主体，广泛吸收了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党派爱国人士，是具有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东北乃至全国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在救国会中，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爱国青年是占大多数的中坚力量，其中有张希尧、宁匡烈、郑洪轩、冯基平、李烈生(李兆麟)、宋黎等人，他们分别受中共满洲省委、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派遣参加救国会的工作，并建立了党支部。到1933年8月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强行停止公开活动的两年时间内，救国会率先树立起鲜明的抗日救亡旗帜，并走在全国抗日斗争的最前列。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迅速兴起与蓬勃发展，有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推动全民族抗战浪潮的不断高涨，建起了光彩夺目的历史丰碑。
在救国会建立之初，王卓然便与主管宣传工作的阎宝航创办了抗日救国报纸——《覆巢》，专登东北义勇军抗战和敌伪活动消息。1932年张学良将军指示将《覆巢》由三日刊改为日报，并改名为《东方快报》。《东方快报》从创刊之日起即登载大量抗日文章与消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之下东北民众的英勇抗日斗争，受到各界民众欢迎，日发行量达12000份，是当时国内发行量最高的报纸。
二、 主持东北大学，暗助“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933年3月，张学良任命王卓然为东北大学秘书长、代理校长，东北大学在“九·一八”事变后成为东北流亡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在王卓然主持东北大学期间，中国共产党也加强了与东北大学校内爱国人士的合作，积极与王卓然、杜重远、高崇民等人接触，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有了深刻的认同，也间接地扩大了党在东北流亡学生中的影响，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发展党员，壮大进步力量夯实群众基础，加强对东北大学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932年在东北大学南校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东大反帝大同盟”支部。1934年春，在北平市委的领导下，东北大学成立团支部。1934年夏，东北大学学生吴梦觉、郑洪轩、王兴让三人成立中共临时支部，开始培养党团员。在东北大学的教师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这些教师在授课同时，更重视向流亡学生讲授马列主义和国际形势，开展军事训练活动，号召同学不要忘记抗日复土的重任，在党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引导下东北大学的进步力量逐渐强大起来，成为学生抗日救国力量最集中的堡垒之一。
根据张学良的指示，王卓然以培养复土还乡干部为宗旨，结合对日斗争的实际情况，改革校政，整顿校风，并同企图争夺东北大学统治权的国民党CC派展开斗争
首先，王卓然倡导“读书救国”的教育思想，加强纪律整顿，树立学业与军训并重的校风，为培养复土还乡的干部，王卓然遵照张学良的嘱托“管训上要超党派，不论学生的思想是左是右，要一视同仁，启发大家的团结力与爱国心；注重学术、注重军训，要学生能拿笔也能拿枪”。
此外，王卓然还对东北大学的院系进行了调整。缩小政法、理工两系，为了将来联俄抗日、同日作战的需要，增设边政系俄文班和日文班。以期对苏联和日本有深入的了解，王卓然还建议系里安排学生到哈尔滨，与俄侨住在一起，以便了解苏联情况。俄文班前后共招生1百多人，后来这些学生绝大部分都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还有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 帮助和安排斯诺的陕北之行，出版发行中译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闻名遐迩，1936年6月，斯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碍，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在中外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本书不带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发布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首次从西方新闻记者的角度，实事求是地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不仅吸引了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也吸引了白求恩、柯棣华等许多国际反法西斯战士，不远万里到中国来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的侵略。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斯诺以一个西方记者的身份得以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是在张学良帮助和安排下，由王卓然先生及其子王福时的大力协助才得以进行的。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斯诺由陕北回到北京，将从陕北带回的会谈记录以及自己写的长篇报道等大量材料交给了王福时。由于当时国统区乃至国际上对共产党领导的陕北苏区的情况知之甚少，不利于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王福时便决心把这些材料汇编成书，这一想法也得到斯诺夫妇的支持。于是王福时迅速着手组织翻译、编辑的工作。1937年4月，也就是日本全面进攻中国之前4个月，中译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以下简称《印象记》)在国内秘密出版发行。该书除收录斯诺与毛泽东六次访谈的全部记录外，还同时发表了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毛泽东的长征诗词，红军长征路线图，红军军歌及韩蔚尔有关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苏维埃根据地的三篇报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收录了毛泽东与史沫特莱于1937年3月1日的会谈记录，这篇记录是毛泽东1937年3月10日亲笔写信给斯诺并请斯诺代为宣传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也摘引了《印象记》的部分内容，其中毛泽东与斯诺所谈对抗日战争的看法，也是《论持久战》的原型。《印象记》甫一问世便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先后在上海、陕西等地秘密翻印。这本书的原版当时只印了5000册，原版及多种地下发行的版本均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斯诺夫人写信给王福时，高度评价《印象记》的及时出版，说它“在中国有如闪电一击，使人们警醒起来”。它促使千百万人不辞艰难险阻，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跋涉到延安参加抗战。《印象记》出版6个月后，也即1938年1月，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才正式出版了斯诺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4月，该书由上海的进步文化工作者胡愈之等人翻译，以复社名义正式出版发行，中译名为《西行漫记》。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卓然等抗日人士也曾在斯诺夫妇北平东交民巷斯诺的宅邸避难。从《王卓然自传》和斯诺夫人致张学良的书信等历史文献的记录，也可以了解王卓然与斯诺夫妇的交往和关系，王卓然先生作为张学良的亲信，在斯诺的几次苏区之行和《印象记》的出版发行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 劝谏张学良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促成“西安事变”
1935年10月11日王卓然与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去上海曹河泾苏州第二监狱探望在押的杜重远。众人讨论了国内形势，一致认为：蒋介石推行“先安内、后攘外”和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华北，又命东北军参加“剿匪”，是想消灭共产党、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因此，东北人民要打回老家，抗日复土，必须停止内战，保存东北军这支实力。为此，众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沉痛的信，劝张停止“剿匪”，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并推荐高崇民去西安给张学良送信。
张学良还曾多次召集王卓然等东北军政要人商议，听取王卓然等人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意见，坚定和推动了张学良逼蒋抗日的决心，在“西安事变”前夕的1936年11月14日，张学良找到王卓然、阎宝航、卢广绩、吴家象、黎天才、王化一等人进行一次长达6小时的谈话，表示不愿再去打内战，要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五、举荐中共党员进入东北军领导机关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郭维城同志早年于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就读。“九·一八”后。郭维城作为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在燕京大学借读。当年暑期，又考入复旦大学。在那里，他加入了共青团，１９３３年４月，转为中共党员。１９３４年，郭维城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正当党组织考虑他去向的时候，郭维城给主持东北大学的王卓然写了一封信，经王卓然力荐，来到张学良身边工作。进入东北军领导机关，被任命为上尉科员，负责给张学良摘译英文报刊杂志。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后。由郭维城草拟了新闻通稿并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消息。事变第二天，郭维城奉命接收了国民党《西京日报》，将其改为《解放日报》，并主管《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特请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帮助进行国际宣传。郭维城还利用在东北军领导机关的特殊身份，及时掌握敌特动向，保护了大批遇险的同志。
六、在党的指导下建立“东北救亡总会”
“西安事变”之后，由于张学良被拘禁，在国民党不断渗透分化各路东北民众抗日救亡组织的形势下，为了贯彻执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各东北救亡团体的抗日力量，周恩来指示“东工委”书记刘澜波，要把东北人民和东北军团结起来抵抗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把进步的东北军官，东北人士组织起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致函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要求把现有的东北各级救国团体加以整合，“建立整个东北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在今天可以作为建立东北群众统一战线活动的中心”。
1937年6月，由刘澜波、车向忱、王卓然、高崇民、阎宝航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以下简称东总)，后东总迁到武汉，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又成立了新的主席团，王卓然是东总七位主席团成员之一。于毅夫（中共党员）负责东总的宣传工作，王卓然任东总机关刊物《反攻》杂志社长。东总的成立，积极推动了东北民众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领导东北民众各抗日组织继续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培养出大批爱国志士，奠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
七、结语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王卓然先生一直致力于积极推动和协助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先生在中共指导下继续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亡团体，直到抗战结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功不可没。（鞍山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王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