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长望先生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新中国首任气象局局长、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1934年，在英国留学的涂长望先生接到竺可桢先生发来的短简，告诉他国内急需气象科研、教育方面的高级人才，征询他意下如何。涂长望先生立即复函，表示愿意回到祖国，为发展中国的气象事业而努力奋斗。在一起的外国友人很是不解，问他：“你已经学完了博士课程，只要完成了论文研究，博士学位就到手了。白白牺牲了应得的博士学位和留学公费，你不后悔？”涂长望先生回答得很坚定：“只要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不后悔。”就这样，凭借聪颖、勤奋好学和其研究成果“中国雨量与世界气候”在1930年成为英国皇家气象学会第一个中国籍会员的涂长望先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和千千万万的同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归国后，他应竺可桢先生之邀，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任研究员。1935年借聘到清华大学任教时，他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是最受学生喜爱、敬重的教授，并被选为北平文化救国会理事。
　　抗战中，中央研究院院部迁到重庆上清寺。涂长望先生所在的气象研究所迁到靠近上清寺、面临嘉陵江畔的半坡上的曾家岩。曾家岩是日机轰炸的重点，在随时都会挨轰炸的情况下，人们难以安心工作，甚至正常的生活都无法得到保证。气象研究所里好多人连书箱也没有打开，只有涂长望先生和受他影响的一些同事，坚持努力工作并不断做出科研成果。这期间，涂长望先生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在极其简陋的设备条件下收集资料，潜心研究中国气团的性质、分布、特点和影响，写成了《中国的气团》等一系列论文。《中国的气团》这篇论文较全面地论述了当时天气学中重要研究课题，即气团和锋面相互间的关系。涂长望先生不仅对中国的气团分类有着独到见解，而且就各种气团之间的锋面活动与我国天气气候变化的关联也做了深入研究，他的创见及就此所进行的研究成果直到今天对我国天气学的发展和天气预报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是气象学中很重要的文献。而这仅仅是他在1935—1945年间发表的30多篇学术论著中的一篇。涂长望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所进行的研究，密切联系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大的气象问题，不仅吸收了英国、挪威、美国气象学派的精华，还结合国情，开辟了我国三维空间气象学研究途径，为中国的气象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涂长望先生的科学精神带动了他的同事、他的学生，在经常发生空袭警报的混乱环境下，他们不仅静心地进行着科学研究，同时还直接为抗战中的中国空军进行气象服务。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空军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且不说装备简陋，技术落后，就连在空勤、地勤方面也需要白手起家。与高空飞行相联系的中国高空气象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能不说都是与涂长望先生及他的同事们的工作分不开的。不错，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气象科学已是向高空进军的尖端科学，国际上的高空气象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把那些理论应用到我国的气象环境中需要做大量的调查、分析，需要做大量的理论上的研究、探讨和链接，许多工作是开拓性的。比如，自由大气是离地面一公里以上的大气，它们的运行与地面的空气运行规律有很大的不同，而自由大气的运行，直接影响到飞机的飞行。涂长望先生利用高空探测的资料，对中国自由大气气候状况进行了理论的探讨，用英文写下《中国自由大气气候状况的初步研究》一文，为当时的空军作战提供了气象依据。而这些高空探测资料的取得，涂长望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是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的，同事史镜清先生就是在风筝探空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进行的另一项繁重的工程是，需要把德国气候学家柯本的气候分类方法引进到中国来，对中国的气候作出科学分类。但是，这项科研成果的转让是有条件的，因为这是当年德国为开辟欧亚航线，花了不少钱进行高空气象观测得来的。得到它，只能通过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进行交流。为此，涂长望先生以自己多年来对中国高空观测所做的系统总结写成题为《中国高空探测的一些成果》的论文，这篇论文经由竺可桢先生审阅，在德国发表。该篇论文赢得了德国高空科研成果得以在中国交流的机会，涂长望先生利用高空探测资料对中国高空大气的气候状况所做的理论探讨，不仅对中国的航空事业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应用价值，而且为中国年轻的空军和盟国苏联、美国支援中国的空军的飞行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当他听说延安要建立气象台，需要书籍时，当即收集一批气象图书和资料，想方设法送到了延安。延安气象台的建立为中国西北地区的抗战活动提供了宝贵的气象支持。参加中国抗战的美军飞行员曾说，延安气象台的工作是中国做得最好的气象台。后来，当抗战胜利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时，延安气象台也做了大量工作。而这一切都包含着涂长望先生所提供的帮助和所付出的艰辛。
　　涂长望先生去世时年仅56岁，一颗耀眼的巨星过早地陨落了，实在令人扼腕痛惜。他的一生向往光明和进步，诚如郭沫若先生1962年在哀挽他的诗中所云：“努力一生无懈怠”，“才干堪推第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