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诚，1913年4月出生于河北省遵化县，党外爱国人士、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职业教育工作者。她一生不畏强权、刚直不阿，为了追求真理，不屈不挠，特别是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勇往直前、不惜牺牲，展示了一名九三人的铮铮铁骨。李维汉（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王克诚为中国革命所作贡献曾给予高度评价。

一

1934年，王克诚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在进步教师吴藻溪（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之一）、黄松龄（解放后曾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等人的引导下，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35年12月，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1986年2月时任南开大学电子科学系教授的王淑贤回忆：“王克诚在北京读书时，我和她在一起。在一二九运动中，她非常积极，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挨了当时镇压学生运动的警察的殴打。”她还因此被逮捕关押。1936年，由高钦（中共地下党）介绍，她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组织学生宣传抗战积极奔走。吴藻溪对王克诚与反动势力针锋相对、绝不妥协精神非常钦佩，两人由相识到相知，1937年，由师生结为夫妻，成为一对革命伴侣。

一段时间，王克诚协助吴藻溪开展世界科学社工作，并处理《科学时报》日常事务。由于《科学时报》宣传抗日、宣传革命、宣传科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侵占北平后的第二天，“世界科学社”就被取缔。从中共地下党处预知敌情的吴藻溪、王克诚提前脱离险境，由平绥路绕道太原，转石家庄抵武汉，并在董必武及中共湖北省委的指导下，与张执一（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伯刚（解放后曾任湖北省政府秘书长）、马哲民（解放后曾任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黄松龄等，在武昌组织了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

1937年10月，全民抗战如火如荼。为培养训练革命力量、促进抗日，吴藻溪、王克诚按照组织要求，到崇阳建立促进会分会，并接受中共崇阳地下党负责人王佛炳（1941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领导。在崇阳，他们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战学校。学校学生以农村青年为主，前后有60多人，分为文学组、政治经济组、农艺组。吴藻溪主讲政经、文学、农学等课程，王克诚主讲外语、数学和哲学等课程，王佛炳等参与教学，进行阶级教育。以后，这所学校黄仁生（又名黄石生，曾任长寿县教育局局长）、黄中南（辽宁省法院工作）、廖宗光（参加武隆县征粮工作队，在剿匪时牺牲）、沈维新等10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由王克诚负责，组织了崇阳儿童抗敌服务团，开展抗战宣传，在街头田间传唱“流亡三部曲”、演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在农村书写“拥护共产党的抗战纲领”、“拥护八路军抗战到底”、“拥护毛主席抗日主张”等激进标语。

他们的活动引起县长郎维汉等顽固分子的极端仇视和恐惧。郎维汉等扣压吴藻溪、王克诚的书报信件几十捆，后来又密谋杀害吴藻溪。吴在群众掩护下，离开崇阳，经武昌到重庆。而王克诚继续留在崇阳，以通信方式在吴藻溪指导下，独挑重担，继续坚持办学，极大地蔑视了郎维汉之流。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王克诚离开崇阳，到重庆与吴藻溪会合。

二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支持下，世界科学社在重庆很快恢复活动，《科学时报》复刊。王克诚参与了恢复工作。这一时期，为广泛发动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活动，邓颖超、刘清扬（周恩来入党介绍人，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经常在重庆求精中学开展演讲活动。每次演讲，国民党特务警察如临大敌，将会场团团包围。按照党的要求，王克诚多次参加多数活动，表现从容不迫，为发动妇女抗战起到示范作用。

为团结广大沦陷区来重庆、有科学技术专长的青年，按照董必武指示，徐冰、吴敏（杨放之）、吴藻溪、熊雯岚、张申府、邹明初、王克诚、周建南(解放后曾任国家一机部部长)、漆文定等发起成立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壮大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组织与前期成立的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都设在打铜街川康银行后院巴克新建筑工程师事务所内，一切对外联系均用“巴克新”的名义，其活动经费也由“巴克新”筹集负担。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活动非常频繁，活动地点分市区、李家沱、沙磁区。王克诚负责市区工作，较好完成任务。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组织采取高压政策。吴藻溪、熊雯岚、王克诚将一部分“黑人”（没有在国民党当局登记备案、取得合法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先后转移到四川邻水隐蔽。

1945年3月，重庆妇女界在重庆夫子池集会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邓颖超、李德全主持大会。国民党新生活运动总干事殷某亲自组织一批特务流氓分子前来捣乱。王克诚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广泛发动妇女参加大会。熊雯岚、吴藻溪、漆文定等也参加了大会，表示支持、声援。

1945年夏天，根据中共南方局“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在科技界要作好准备工作”的指示，在1939年春天成立的“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王克诚参与了发起工作。

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团结进步知识分子，争取中间派，成为国共两党政治角力的重要手段。周恩来向吴藻溪提出，在这大分化的关键时刻，要把不愿为国民党独裁政权卖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根据这一指示，在邢西萍（徐冰）的具体指导下，1946年1月8日，吴藻溪与许德珩、褚辅成、张西曼等筹组九三学社，并于当年5月4日正式成立九三学社。王克诚参与筹组工作，是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在吴藻溪的介绍下，她还于当年8月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1946年2月，重庆进步人士在较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在现场，国民党特务组织捣乱，毒打李公朴、施复亮，打伤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60余人。事件发生后，吴藻溪、王克诚立即指示蒋宗仁（巴县教育局视导员、进步人士）逃脱事件现场，第一时间将消息报告赴会途中的周恩来，使之迅速作出应对措施。

1948年春，九三学社重庆分社在重庆宾馆附近五洲药房集会，研究发动学生上街游行，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会议决定：王克诚负责南泉大专院校，何鲁（九三学社重庆分社负责人）负责重庆大学及唐家沱载英中学一带学校，税西恒负责重华学院及南岸一带地区中学，蒋宗仁负责动员巴县一带中小学，左昂（九三学社重庆分社负责人）负责游行时医疗卫生。由于王克诚的发动，西南学院师生在运动表现尤为突出。

《新华日报》、《新民报》多次报道王克诚签名，或慰问较场口、沧白纪念堂事件受害者，愤怒声讨美、蒋倒行逆施的活动情况。

三

在崇阳，王克诚与吴藻溪创办中国人民抗战学校和儿童抗敌服务团，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并深刻认识到发动青年参加抗战、参加革命的重要性。按照中共南方局关于“通过学习，立即行动”的指示，吴藻溪、熊雯岚与潘梓年研究，于1939年2月在“巴克新”成立了农村合作函授学校。王克诚任专职教师，讲授会计课，并负责教务处工作。在教务处，她收集整理学员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答复，对学员进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教育，让他们坚定长期抗战、抗战必胜的信心。

学校编印的《战时农村工作方案》、《合作经营原论》等七种教材内容丰富，实用性较强，每天有来自大后方，甚至内蒙、广西和沦陷区青年学生来信100多封，提出寄函授讲义、解答疑难、介绍工作等要求。王克诚负责来信回复，在寄发教材时，夹带中共宣传资料，为中共联系和发动群众提供了新的渠道。

按照南方局指示，由新华日报支持，以农村合作函授学校、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为基础，农村科学出版社成立，熊雯岚任社长，吴藻溪任主编，漆文定任经理，王克诚、陈英任总务，黄仁生负责收发。通过农村科学出版社署名，《新华日报》经常公开出版部分宣传品及书籍销售。这些工作得到周恩来的充分肯定，他要求吴藻溪、熊雯岚、王克诚等“继续广泛联系群众，扩大影响”。

周恩来的勉励让大家倍受鼓舞。不久，邹明初、吴藻溪、熊雯岚、王克诚、漆文定、朱鸿贤、赵超凡等又创办战时工商讲习班。讲习班学员基本上是店员和手工业者，夜间上课，在授课的同时，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搜集市场经济信息情况、物价措施，交中共南方局经济组负责人许涤新作经济分析用。

农村合作函授学校和战时工商讲习班活动频繁，引起国民党特务警觉、加强监视。为了不暴露“巴克新”真实面目，1943年，农村合作函授学校先后迁江北双碑邓家花园、杨家院子、重庆朝天门民众教育馆，改名重庆实用会计专修学校，学校工作主要由王克诚主持。不久，学校迁到南泉文钦路1号，原“8.13”中学校址，更名为实用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邹明初任董事长，孟宪章、王克诚等先后担任校长。

由于触及南泉一些地方势力以及他们所依附的国民党大员陈立夫、陈果夫的利益，国民党特务蹲守校门两侧和文钦路3号二、三楼，昼夜监视学校师生活动，千方百计捣乱。王克诚此时身患肺病，带着几岁的孩子，除了担负教学、行政工作，还要与这些人周旋。她多次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制止特务的流氓行径。陈立夫支使南泉恶霸刘尧夫向重庆地方法院控告，“这个学校尽搞共产党的事”。但推事官雷启汉主持正义，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巴县教育科两次调动军警查封学校。全校师生在吴藻溪、王克诚的带领下，高呼“不准摧残教育”口号，撕下封条。还有一次，国民党地方政府公然派军队包围学校，声称抓捕地下党员赵琪。在王克诚的掩护下，赵琪迅速离校，让他们没有抓到一点证据。

国民党特务对王克诚恨之入骨。她生下女儿吴平南不到一星期，特务企图在夜间对她实施秘密逮捕。每到天黑，她不得不躲到附近山林野草中露宿，由此患下严重哮喘病，终生不愈。特务还寄恐吓信，用信纸画手枪，包裹子弹，有一次，竟在食物里投放毒药，妄图彻底摧垮她。吴维扬（王克诚子）有一段回忆：“在学校门口，特务用枪顶着妈妈的头叫嚣，‘若再跟着共产党跑，老子就打死你。’但妈妈面不改色。”这段历史阴影一直留在王克诚记忆中，晚年患癔想症，她经常声称有特务要下毒害她、暗杀她，为一些人不理解，甚至嘲笑她是疯子，实在可悲可叹。

中共南方局对实用学校与反动派的斗争及时给予了支持。1946年4月，吴藻溪在重庆中正路（现新华路）百龄餐厅宴请学校的赞助者英国进步学者李约瑟博士、班以安先生，董必武出席，郭沫若、张西曼等作陪。董必武在席间公开指责国民党，“连个学校都不让办，还讲什么民主。”这一讲话在社会上起到很大反响。

1946年5月3日，《新华日报》公开发表文章《南泉实用学校遭军警捣乱》。国民党特务和南泉地方封建势力受到社会公众的严厉谴责。

四

“我们总感到所办的几所学校都是临时性的。”（吴藻溪1974年回忆）随着抗战胜利，邹明初、吴藻溪、熊雯岚、王克诚、漆文定深深感到，反对国民党卖国、内战、独裁，重庆地区需要一所比较正规的高级院校，作为“党开展统战和学运工作的重要阵地”，而实用学校已具备转为大专院校的基础和条件。经吴藻溪、熊雯岚向徐冰汇报后，中共南方局拿出300元银元，作为创办大专院校基金。董必武还指示：“不要让他们（国民党反动派）找到了主根”。

实用学校首先改建为“实用工商专科学校”，随后成立“西南学院”。遵照董必武指示，并报他同意，西南学院董事会聘请孔祥熙为名誉董事长，作为“挡箭牌”，其他董事大都是社会名流和进步民主人士。邹明初任院长，吴藻溪任教务长。学校领导、教职员和学生中，中共地下党员多，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盟、农工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同志，民主进步力量占绝对优势。王克诚长期任学院校董会常务董事，教师兼女生部主任。此时，部分英美国进步人士也支持西南学院。经校董会研究同意，王克诚筹创了“罗斯福图书馆”，作为团结美国人民的象征。

西南学院刚创建，时值北京发生“沈崇事件”，全国掀起反美“抗暴”运动。王克诚等先后请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来校作报告，动员学生订阅《新华日报》，启发学生思考。熊复又派曾德林以《民主报》记者身份到校进行发动。1947年1月6日，重庆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西南学院师生表现尤为突出。此时，按照周恩来、董必武安排，吴藻溪已到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军事、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为保全家免遭不测，王克诚带着孩子留在重庆。在这种情况下，她依然始终与进步师生走在一起。

曾任西南学院女生指导的邓祯芸（中共地下党）曾回忆：1946年春，王克诚“参加了民盟组织，人们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她言行靠近共产党，学院的部分职工及不少学生，都以为她是共产党员，凡属西南学院外来的共产党人对她都不隐瞒身份。”

蒋介石、陈立夫、朱家骅等视西南学院如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蒋介石曾密下手令，查封西南学院。教育部、四川省教育厅、重庆行营、巴县政府及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等更指西南学院系非法设立，为民盟大本营，不准立案。国民党特务以焚烧校舍相威胁，胁迫乡民不得租房或卖菜给学校。

王克诚、邹明初与上海吴藻溪保持紧密联系，并及时作出应变和反击。董必武还指示上海的吴藻溪，以党处理“皖南事变”和“宣化店事件”的精神，转告王克诚等坚守西南学院阵地，及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非法勾当。

1948年，国民党重庆当局强令西南学院改为为陪都工商学院，邹明初被逼走，进步师生相继离校。王克诚不得不独立支撑局面，斗争环境非常艰苦。但她始终保持革命本色，对校方反动人员的任何挑衅都还以令色，直到重庆解放，西南学院复名。

五

1949年2月，受中共川东地下党委派，黄石声（1947年曾在西南学院半工半读）到南泉与王克诚取得联系，在陪都工商学院秘密开展学生工作。在学校，他们重点做学生工作：扩大和依靠进步力量，团结教育争取中间学生，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从抓思想政治教育和改善学生伙食着手。在王克诚等人的支持下，工作局面迅速打开。

4月21日，重庆暴发“争温饱，争生存”“四•二一”学生运动，以学院师生为骨干，南泉地区各院校师生在南泉游行，并举行“活命晚会”，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有个好地方”等歌曲，宣读祭蒋政府文。

进步力量的发展，引起学校反动头目及其特务分子的疯狂反扑。5月，他们在学校搞“整风运动”，突袭检查进步学生。由于事前王克诚通报消息，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在她的掩护下，一批暴露了的中共地下党都及时撤离，有的转到华蓥山、石桂、丰都、彭水、武隆等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黄石声后来回忆：“王克诚等老师用各种机会，将学校反动当局的消息告诉进步学生，及时采取对策，配合战斗。王克诚老师还通过同很多社会关系，保护了一些进步同学的安全。”

6月1日凌晨，国民党当局派重兵包围西南学院，疯狂抓捕近30名师生，被捕人数为重庆大中学校最多，还有10余人列黑名单，当夜幸未在校住宿。王克诚临危不惧，立即将情况报给校董会，并安排列入名单的蒋宗仁撤离，通过他通知在上海的吴藻溪。一时间，《大公报》等公开揭露国民党军警特务的罪恶行为，邹明初等在国民参政会、重庆市参议会上控诉，并诉诸国际舆论，同时，促成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张澜、章伯钧、郭则沉、甘祠森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李宗仁、居正、张笃伦等亲自出面，迫使国民党重庆当局释放了“六.一”被捕的部分师生。

王克诚还先后掩护川东第一工委书记邓照明（曾任职国家物价总局局长、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部书记）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房东饶国模在南泉木桥新村隐蔽。1948年暑期，特务迫害邓祯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王克诚精心策划下，邓家安全撤退。

重庆解放前夕，王克诚等安排学生去彭水、武隆、龚滩、南川等地迎接解放军。11月底，在解放重庆南大门南泉的战斗中，西南学院组织进步师生冒着枪林弹雨开展支前工作，向解放军提供情报，为重庆解放作出了贡献。重庆解放前夕，王克诚与部分进步学生躲到巴县公平乡，以避难应变。

重庆解放的第3天。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在重庆召开文教界座谈会。王克诚代表西南学院教授会出席会议。她还向川东行署教育厅厅长姚大非汇报了西南学院的斗争历史，控告特务分子曾扩情等人的反动罪行，使他们得到应有惩处。

重庆解放后，西南学院学生大多由西南局派遣到各工作岗位。考虑到第二野战军伤病员无地就医，1950年4月，经董事苗迪青、楚图南与邹明初、王克诚商议，暂时停办西南学院，将校址借给川东行署卫生厅办医院、卫校和荣军学校。

1950年12月，王克诚出席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并向大会报告重庆分社工作。在会上，她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候补委员兼妇女委员。她还担任川东行署财经委员会高等顾问兼委员、西南革命大学教授、重庆财经学院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她调任四川财经学院教授，并长期担任成都市政协专职常委。

1997年10月，王克诚同志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84岁。成都市政协为她举行追悼会，对她给予高度评价。全国政协秘书长彭友今出任治丧委员会委员。（郭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