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经常听到启功先生的大名，可惜我在物理系读书，无缘看到先生的风采。一九八零年二月我随我的祖父许德珩先生参加九三学社春节茶会，初识了启功先生。启功先生在会上发表的为知识分子正名的讲话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说知识分子翘尾巴了，我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不尊重。人是没有尾巴的，假如人有尾巴，翘尾巴就说明他的腰没有直起来。后来，我到启先生在小乘巷的寓所拜访他，看到这位大学者住在两间小南屋中，生煤炉取暖，心中很不是滋味。先生与我侃侃而谈，没有一句抱怨生活条件不好的话。我把我的见闻报告给祖父，他沉思片刻后对我说，你再见到启功同志时，代我问候他。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政治运动之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祖父也许有所顾虑吧。两年之后，经我祖父推荐，启功先生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九三学社出席全国政协的委员名额已满，启先生是以特邀委员身份出席会议的。一九八三年，我祖父提议增选启功先生为全国政协常委并要求将他出席会议的界别调到九三学社。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启先生与我祖父的过从越来越密，我也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启先生了。

启先生是位乐观幽默的学者，教书和书画是他最大的爱好。除了喜爱上饭馆享受美食之外，他对于生活是随遇而安的。即使在被划为右派分子并且被责令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时期，先生仍然乐观地生活。先生告诉我，他与黄药眠教授等各位右派分子不能再上讲台教书了，学校派遣他们到校园周边的街上拾马粪。四十多年前，北师大所在的北太平庄十分荒凉，周边多为农田，马车是当时重要的交通工具。启先生等几位右派教授在马路上徜徉，占据了大半个马路，遇有马车路过时他们就对车夫说，劳驾请您把粪兜倒在这儿吧。把马粪装到粪箕里面后，他们背起粪箕继续边走边聊。一次他们谈兴正浓，听到身后有车的声音并且越来越近，他们顾不上回头，大声喊道，劳驾请您把粪兜倒在这儿吧。过了一会儿不见动静，他们回头一看，停在他们身后的是一辆人力车。几位学者忙不迭地向拉车人道歉。还有一次劳动中，启先生对一位被他称为马列主义老太的左派女士说，劳驾您把手上的东西放到南边吧。对方答道，我们南方人只知道左右，不分南北。启先生立刻反驳道，如此说来你为什么不说你是左方人而说南方人呢？

在与先生交往的二十多年中，他也曾两次心情沉重地向我讲述往事。一次是先生回忆起他在辅仁大学教书时家里来电话说先生的姑姑生病了，他马上坐车去给姑姑请大夫的故事。先生的父亲早逝，为了抚养这个单传的男儿，先生的姑姑终生未嫁。先生对于姑姑是十分尊敬的。另一次是先生说起同为九三学社成员的魏建功先生曾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人羞辱魏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失足。魏先生误认为此事系启先生所为，一气之下将启先生所赠书法字幅撕毁并声明与启先生绝交。启先生沉重地对我说，“你说我怎么会写那样的信呢？”

先生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其墨宝的价格随之不断上涨。有些人趋之于利，模仿先生的手迹，假冒他的作品出售。后来甚至发展到街边的地摊上都挂着假冒的启先生的墨宝售卖，一幅字的售价仅为几十元。对此，我十分看不过去，我婉转地告诉启先生说，听说有一些人仿造您的墨宝在潘家园市场售卖，一件条幅只卖三百元。启先生笑着对我说，你不知道，还有更便宜的哪，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接着，先生给我讲了个故事。一次先生到琉璃厂去，有画店请先生为他们刚刚收进的、署名启先生的几幅字鉴定真伪。先生看过之后对画店的人说，这几幅字写得比我好，闻者几乎喷饭。有人借机向先生讨教如何鉴别先生法书的真伪，先生答道此事容易，你看到字写得好的那就是人家写的，看到字写得差的就是我写的。看我忍俊不禁，先生对我说，我说的不都是笑话，伪造我的字的人他们天天练习那几个字，当然比我写得好。听了先生的这番话，我原来想好的请先生呼吁打击造假者，维护本人权益的设想早已雾散云消了，心中却增加了对先生的景仰。

有时候先生又是十分较真的。我在先生家里曾经遇到某人自恃有钱，打听到先生的寓所，进得屋来之后摆出大把的钞票，要买先生的墨宝。先生不客气地对来人说，我是北师大的教师，写什么不写什么要听学校的安排，请你与学校联系，把钱交给学校。

在贫寒的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启先生凭着刻苦和勤奋的精神自修成才。承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的提携，他以中学学历出任辅仁大学的教职，启先生在一生中十分重视教师的工作。在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之后，我祖父曾想请启先生专职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长，以扩大九三学社的影响。祖父命我代他就此事征求启先生的意见。听我说明来意之后，启先生连声说：“使不得，使不得。请你报告老夫子我的教职万万不能辞掉，谢谢他的美意。”接着，先生低声神秘地对我说：“今天我把北师大的教授辞掉，明天荣宝斋就把我的字从墙上摘下来。”我向祖父复命，祖父听后笑笑，此事就作罢了。利用生活安定的晚年多做一些学问，多带几位研究生是先生最大的希望。为了使先生的工作时间不受外界干扰，北师大以校长办公室的名义布告：每日上午为启先生的工作时间，下午三时以后接待访客。但是仍有个别不懂事的人在上午打扰启先生。听到有人敲门，启先生就从里面敲门上贴着学校布告的玻璃窗，提示来人注意，不要再打扰他的工作。在耄耋之年，先生仍然勤于授业，先生所题北师大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确为先生一生的写照。

世人称先生为书法大家当之无愧。他别具一格的字体是那样的清秀超俗，就象徐悲鸿先生笔下的奔马，李可染先生绘制的漓江山水，都牢牢地贴上了作者的标签并在艺术的园地中占有一方之地。无论落款写的是谁的名字，从间架结构和笔画上你可以判断出这是启先生写的字。先生在与我祖父的交往中经常谈论与书法相关的话题。一九八四年春节启先生来访，他与我祖父谈起了书画与长寿的关系，他们说到了齐白石、黄宾虹和陈半丁各位方家。启先生讲了一个笑话。半丁先生童颜无须，其子多须且面相苍老。一日父子二人外出时同乘一辆公共电车。有人为半丁先生之子让座，半丁先生却坐了。那人问半丁先生，我为这位老先生让座位，你为何坐？半丁先生笑道：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启先生的名气大，求字的人无数，其目的五花八门。有一次我去拜访先生，看到先生正在写字。这本是习以为常之事，先生经常需要写很多的应酬字，被先生戏称为“刷”。先生看到我进来后神秘地对我说，你先坐一会儿，我正刷汽油票呢。经询问先生后我才知道原来北师大的汽油定额不够用，权威部门说如果学校申请增加汽油定额须以启先生的字来换。因此先生闭门认真地为学校刷起“汽油票”来了。还有一次我去先生家拜访，看到先生正在与一位老者交谈，见我进来，先生向我介绍说，这位是中华书局的刻字工人，是刻铅字的，人家的字才叫书法呢，与他相比我的字算不了什么。我曾承蒙先生手赠其书画作品集，每次先生都要写上“许进同志指正”几个字。我说，启先生，我在您面前是个不会写字的孩子，您怎么能写指正呢？先生答道，这样写是对别人的尊重。先生总是以若谷的胸怀澹泊名利，谦和待人。

一九八三年先生以荣宝斋顾问的名义访问日本国，先生事先向荣宝斋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须经过北师大批准，另一是日方解决教科书问题，最后是本人身体状况允许。访日归来先生给我讲了一件令他自豪的经历。为了防止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右翼分子干扰先生的生活，宋之光大使安排他住在使馆分馆即使馆的宿舍区。一日启先生与日方人员一同乘日方的车到使馆分馆，日本人和车辆进入中国使馆需要办理手续，经许可后才放行。讲到这里先生提高了嗓门，模仿当时的情景说，当时正在下雨，在日本人办手续时，我冒着雨，昂首挺胸走进了使馆，我真正领略到了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先生根据在日本的见闻谈了他对于日中关系两点看法，一是这次看到日本的右派势力很大，田中首相因之倒霉的“洛克希德事件”在日本政界其实不足为怪，不能说没有右派在拆亲华派的台。另一是日本社会的物质极为丰富，但是精神文明甚为缺乏。政府想借宣扬武士道来加强统治。他们篡改教科书事出有因，对此我们不能谅解。二十多年前，先生对于日本国政治形势的精辟分析令我脱离历史事件本身从宏观的角度理解事件产生的原因和复杂关系，茅塞顿开。

我最后一次冒昧地打扰先生是请他为中共贵州省委、省政府出版的画册《中南海情系贵州高原》题写书名。一九九八年夏，在召开中共贵州省委代表大会的前夕，省委、省政府决定出版一本纪念各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和关心贵州的影集，定名为《中南海情系贵州高原》。省领导希望启先生能为这本画册题写书名，贵州的同志找我帮忙。我来到启先生的“浮光掠影”楼，向启先生说明了来意。先生对我说，这几天天气太热，我昨晚整晚没有睡觉，美尼尔症有些犯了，我向你请假，过几天再写吧。我这才发现刚才急匆匆地光顾说话，未注意到先生疲惫的面容，我十分歉疚地说，启先生，您老人家向我请假我岂敢承受，您多保重，过几天我再来。过了几天，天气稍凉，我再次拜访启先生，先生拿出那天他记下的书名，问我是横写还是竖写。我说横写吧。先生研了几下墨伏案认真地写了起来。我知道先生的眼睛患有眼底黄斑症，但是不知道先生的眼疾当时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眼疾和苦夏的折磨使他写得十分缓慢，九个字加落款竟写了四十分钟。期间景怀先生进来两次，好象是请启先生去吃晚饭，看到先生专注的样子，他没说什么就出去了。先生一边写还一边开玩笑地说，老话说拉屎不能瞧，写字不能描。我现在是又瞧又描。我有痔疮，每次大便后必须检查一下。我的眼睛不行了，写字只好描描画画了。对于先生的幽默，这次我是一点也笑不出来了。我内心中只有一万个后悔和愧疚，早知道先生的身体如此，我决不能给他老人家增加痛苦。写完之后先生发现字写得不十分直，准备重写一幅，被我坚决地谢绝了。先生坚持完成他特有的“涂脂抹粉”程序，才让我把题字拿走。“涂脂抹粉”即加盖印章，为了防止未干的印泥被蹭掉，在印迹上用爽身粉涂一下。拿着这幅启先生用心血和汗水写成的字，我诚为先生的为人所折服。我深深地向启先生鞠了一个躬并对老人家说，我今后决不再给您添麻烦了。先生仍然是那样慈祥地笑笑，拉着我坐下，把我家中的各位都问候了一遍才让我走。贵州省委、省政府送给他一千二百元润笔，他分文不收，只是将贵州同志带来的两瓶茅台酒收下了。

去年的十一假期中，我们夫妇带着子女去拜访启先生。当时先生卧病在床，不愿让孩子们看到他的病容，只让我自己到他的卧室去看他。我来到先生的床边向他叩安，先生对我说，我不能起来跟你说话，真对不起。看到先生苍老的面容，我心中十分难过。为了不影响他老人家休息，我只说了请他安心养病，祝他老人家早日康复、健康长寿等几句话就告辞了。几天后，先生就入院治疗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先生。今年春节我照例去给先生拜年，看到客厅里坐满了客人，我有些茫然。景怀先生把我让进启先生的卧室，让我坐在启先生的床上，他说你先坐下，我慢慢地跟你说。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切地看着他。景怀说，春节前启先生坚持要出院回家，我们只好按照他的意思把老人家接回来了。不想刚回来两天就发生脑血栓，我们马上把他送回医院，现在正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呢，医院不让任何人进入重症监护室。客厅里面是学校和各个单位的人，大家在商量万一启先生发生意外怎么办。我对景怀说，现在的医疗技术治疗先生的脑血栓没有问题。今天是发病的第三天，如果发病一周之内病情能够得到控制，启先生是能够康复的。我对景怀说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宽慰他不如说是我心中的期望。

先生终于去了。从感情方面讲，我无法接受从兹与他老人家云山远隔，不能谋面的现实，但我的内心中真诚地希望操劳了一生的先生早日解除病痛、脱离凡尘、安静地休憩。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先生道德文章的崇敬并敬送先生远行。我借先生在十年前所撰缅怀我祖父一文的结尾结束本文，“我仅以这一掬心中血，眼中泪，写这小篇芜杂的草稿，以为回向!希望尊敬的读者，不把这几件看作是普通的小事!”先生那天真童稚的笑容永远留在我的心中。（许 进 原文刊载于《百年潮》200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