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我出生在一个败落的书香门第，父亲坐馆并在中学任教，他在1934年病逝后，由于家境清寒、无力升学，我便由仲兄振宇介绍入上海舆地学社充当练习生，该社是陈铎老师主办的，他原任商务印书馆舆地部主任，是他和当时商务其他几位地图专家所创设。屈指数来，我自开始学习绘图起，迄今已逾70寒暑，想不到我与地图结下了不解之缘，竟成为我终生热爱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适在家乡。“八一三事变”，上海战起至9月间战局稳定后，我绕道苏嘉铁路返回上海，随即被派往香港，从事香港地图的调查和编绘。底图是香港华民政务司编的，我依据图上的地形进行核查和填读街道名称，有些地方是采取步量和目测，经过近一年时间始编绘完成。

1938年秋，我由港返回上海，这时仲兄振宇和四兄纬宇均在上海，大家深感敌寇泯灭人性，到处烧杀，掳掠奸淫，实行非常残酷的“三光”政策，造成无数难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颠沛流离，惨不忍睹，我们感到无比的愤怒。在国家危急、命运存亡之秋，全国人民无不关心国事，都迫切需要详尽的地图，以供随时查阅参考。由于当时几家出版地图的单位，均因战争受到影响，以致市上供应的地图奇缺，而读者的需要尤为殷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兄弟三人立即合资创设亚光舆地学社。根据读者的迫切需要，拟订编绘出版计划，首先集中力量编制《袖珍中国分省详图》，夜以继日地积极赶制，争取早日出版供应。我们打破了绘图常规，改用毛笔书写图字，因纬宇早已练就一手蝇头小楷的基本功，这样大大加速了成图的时间。我们把功夫用在图面的编绘上，对水陆交通沿线的地名，尽量加详，以符合读者的需要，因之该图出版后，深受书业同行赞许和广大读者的欢迎，为当时最热销的读物，在销路上不胫而走，初步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

从1939年到1941年，我们先后增加了编绘人员，充实编绘力量，陆续编绘出版了《东南各省详图》、《袖珍世界分国详图》、《小学中国地图》等十多种地图，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竟连续不断再版供应。但由于战事迅速蔓延，战区不断扩大，水陆交通阻塞，上海几成孤岛，因而运输极端困难，正常邮寄已告中断。我们为了供应内地广大读者，抓住机遇，先后派人在昆明、重庆等十多个城市设立办事处，广布供应网点。在上海集中造货，想方设法，在战火纷飞中，分期、分批、分路派专人押运。此外，我们还把地图先运至香港及广州湾，再转运至内地。总之，我们冒着危险，想尽一切办法把地图运到大后方，使内地读者能够得到需要的地图。后来闻悉，当时延安和广大解放区内用的地图也都是我们所供应的，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我们的业务正逐步走上了正轨，但好景不长，到1941年冬太平洋事变（珍珠港事件）突然发生，日寇侵占了租界，仅剩的“孤岛”亦全部沦陷。我们获悉已被敌人列入逮捕的黑名单中，当时感到非常惶恐，为了保存力量，我们决定全部内迁，并将部分图版设法带进内地，准备继续出版。当时选择由溧阳、屯溪绕道至金华，再经闽北、赣南至衡阳、桂林、贵阳而达重庆，在途转辗四个多月，数历险境，可说是艰苦备尝了。

1942年夏抵渝后，我们一面在制印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设法重印了《袖珍中国分省详图》以及单幅中国图和世界图等几种地图，以供应读者的急需；一面根据当时的形势，编绘出版了《中印缅地区形势图》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形势图》等新图，前者将我国抗战时有名的“史迪威公路”在图中标出，这是当时对外惟一通道，外援军需物资均从这条路线运进来，从印度、缅甸直达我国滇西；后者是美、英盟军在法国西海岸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缓和东线德寇对苏军的压力。这些在当时都是大家瞩目的问题，所以这两幅新图的出版，受到读者的重视和好评，起到了宣传和扩大影响的良好作用。这时，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先生亦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他对当时战争形势的分析非常精辟，估计盟军反攻时有可能在我国沿海登陆，他提议和我合作编制我国沿海重要地区的地图，从辽东半岛至海南岛的广大海域分成七幅地图，采取中英对照方式，后因日寇迅即投降而中止了这一选题的进行。

1942年秋，经友人介绍，我认识了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他当时在沙坪坝中央大学任教。顾先生是研究历史地理沿革的权威，他对编图很有兴趣，他说史地结合有很多学术工作可做，我们对顾先生的学问很为敬仰，邀请他合作，共同在北碚创建“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并请著名地理学家李承三先生一起参加，由他们两位担任正、副社长，我担任总干事。我们编制1：300万中国底图、《中国通俗历史演义》和《史地小丛书》等稿件，编制的主旨是为普及史地知识做出努力。未及一年，该编纂社因内部意见分歧而解散，但我与顾先生的合作始终未变，直至1952年他调任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时才分离。在十年共事中，由于他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特别是诲人不倦的精神，诚挚可感，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

1943年邹新垓和丁君匋先后来重庆，陈铎老师也从桂林来，都是搞地图出版的同行，大家有意合作，决定筹组股份制的“大中国图书局”，作为地图出版发行的机构，并请顾颉刚先生担任总经理兼编辑所所长的职务。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才在四川北路正式成立了“大中国图书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获得了最后胜利，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我和纬宇于10月初乘首航江安轮赶回上海，立即筹划恢复生产。我们根据新资料加紧整理、修改存沪的图稿、图版，陆续出版供应。由于全国机关、学校及广大读者均急需新内容的地图，所以这时我社编绘出版的《中国分省精图》、《世界分国精图》以及中国和世界挂图等十多种参考图，还有几种中、小学地理教学挂图，都连续再版，但还是供不应求。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多时间里，我们出版的新图已达50多种。在编绘力量上先后增加了凌大夏、张家驹、马宗尧、刘思源、刘寅年、金启宇等同志。这些同志都是编绘能手，又富于经验，对我社地图质量的提高起到很大作用。特别是我和这些同志在长期共事合作中，由于意志相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还开始注意培养一批年轻力量，其中如尹正寿、杨柏如、诸岳嘉等同志，后来都成为地图事业上各方面的领导力量。这时我们编制出版的《中国地理教科图》和《世界地理教科图》是重点品种，采取了分层设色方法，其内容的繁简与当时中学地理课本密切配合，是供中学教学的用图。

我还担负了大中国图书局1：200万《中国分省地图集》的编制工作，本图由顾颉刚先生担任主编，付角金先生担任审订，我和凌大夏、张家驹、金竹安等担任具体编制工作。内容以伪国防部陆地测量总局的1：100万《中国地形图》为底图，以省区分幅，地形分层设色，省、县界线在地形色上加套紫色色边，图中政区划分亦较清晰，每幅图后均编有近万字的详细说明，分别约请地理名家褚绍唐、卢村禾、陈尔寿、宋家泰、金祖孟、杨纫章等先生撰写，各类总图编制亦较完备，附有地名索引，图首还有顾先生写的序言，全部图稿编绘工作，历时近三年始告完成。至解放前夕，地图色版和说明排版亦均告成，但因当时战事关系未曾付印。新中国成立后又因行政区划变更，内容改动颇多，一直搁置未曾出版。我原保留一份付印清样，在十年浩劫中被红卫兵抄没，地图原稿及图版原存顾先生处，亦为科学院红卫兵抄去，经数次追询，均未查获，这样一部有分量的图集，竟埋没无闻，是无可弥补的损失，真后悔当初没有及时付印，哪怕少印一些作为资料保留，也是极有价值的，现在回忆起来犹深感沉痛。

大中国图书局于1948年底解散了编辑部，当时我们感到编绘力量散失甚为可惜，不如集合力量，编制一些质量较高的图集，以实现我们进行学术性工作的多年宿愿。经与顾颉刚先生和凌大夏、张家驹等同志研究，决定共同创建“华夏史地学社”，并请著名地理地图专家付角金先生参加，由顾、付两位先生分任正、副社长，由我担任总干事，采取合作制。当时编制出版了《上海市里衖详图》，同时还编制了《简明中国地图》、《简明世界地图》等五大种图稿，交由亚光出版。此外，还编制了《袖珍中国分省图》稿，后因参加私私联营而中止。这本图曾经精心设计，并吸取国外先进方法，在40多年前就采用“出血式”，竟未能编成，深感惋惜。

1949年5月上海获得解放，全市人民欣喜若狂，我和纬宇于6月初即设法专程前往北京，目的是向各有关方面联系搜集新资料，并经顾先生书函介绍，拜访了胡愈之、叶圣陶两位先生，承对地图出版工作给予支持语多慰勉，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因当时政府机构正在筹建中，所以有些问题还不够明确。我们回沪后，积极从事新图的编制工作，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都焕然一新，行政区划有很大变更，交通设施亦日新月异，旧有地图已根本不适用，全国迫切需要新内容的地图，这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同时也给我们带来新的机遇。我们首先集中编绘力量，在三百万分之一《中国分省地图》底稿的基础上，抓紧改稿和重编部分新稿。根据报上发表的专业性资料，编制经济建设和水利建设等新图。全国共分各类总图、各省区分图、各重要都市图等三部分，均附有详细说明，条分缕析，内容较为完备，是一本综合性的参考图集。1950年出版问世后，曾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如《解放日报》和苏联科学院《自然地理》杂志及《文汇报》等均有专文介绍，备受赞许。这本图还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视，他老人家20多年中一直在使用这本地图作参考，图幅空隙处都有毛主席的亲笔批注。1975年，毛著办公室曾派专人来地图出版社联系，提出复制该图第五版的版本100册。我社随即派出专人，分赴全国各大学校和图书馆搜集到60多册，回来后将毛主席批注的原图用扫描方法照下来补印后，上交毛著办公室，这对我们地图工作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鞭策。现该图陈列在国家历史博物馆中。

1950年，我们学习了当时世界闻名的东德戈塔地图社出版的粗线条地形教学挂图，其线条粗犷，主题突出，地形立体感很强。以前曾听付角金先生谈及，他早年留学德国时曾在该社学习，对该社出版的地形教学挂图推崇备至，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立即按照该图的粗犷风格，编制出版了我国各大行政区和世界各大洲的地形教学挂图，出版后受到学校普遍的欢迎，为我国出版这类粗线条地形教学挂图开了先河。

1950年9月，我参加出版总署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和亚新地学社邹新垓、世界舆地学社屠思聪一起向总署领导提出地图出版工作应由国家来领导的问题。当时的总署领导嘱咐我们：在努力搞好地图出版工作的基础上，首先把全国地图出版单位组织起来，搞私私联营，创造条件来争取公私合营。这一指示极大地鼓舞了我们，返沪后，我们立即召开地图出版同业的会议，到会的计有东方舆地学社、上海舆地学社、大众舆地学社、大陆舆地学社、大中国图书局（出版部分地图）、华夏史地学社、寰球舆地学社、国光舆地学社、新光舆地学社、新中舆地学社及北京的复兴舆地学社等，连同我们三家，共计14家。我们传达了出版会议和金灿然同志的指示精神，同时学习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大家认识到地图本身有很强的政治性以及地图事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重要性，编绘地图用的各种资料又牵涉到国家和国际上的问题等。总之，私人分散经营，不但存在许多困难，而且还难以符合各方面的要求。因此，为了地图事业的发展，必须联合起来，先走上集体化道路，创造有利条件，进而争取早日走上公私合营的光明大道。大家统一了认识，原则上一致表示同意联合。但在商谈具体问题时，又遇到许多具体问题，在筹备阶段的大小会议中，我们几个人任劳任怨，不惜舌敝唇焦，反复陈述利害得失，协调各方面的意见来解决联合起来的各种问题。于1951年元旦起先成立私私联营的地图联合出版社，每家先派一人至图联工作，借虹口京华印刷厂为临时社址。鉴于图联初期在经济上有困难，我主动提出将当时亚光社最为热销的“中乙”和“世乙”两种挂图无偿地让予图联出版，来维持每月的开支，以促进合营的早日成功。至1953年元旦，各单位始行撤销，全部合并进来，成为私私合营的企业，同时租用上海外滩麦加利银行二楼为社址，核实股金共为30亿元（旧人民币），随即整顿机构，健全组织，公推邹新垓任社长，屠思聪、金擎宇为副社长，葛绥成为总编辑，金振宇为经理部经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不仅在编绘印制地图质量上有所提高，而且全社同人在思想上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争取早日走上公私合营铺平了道路。我们于1954年5月间又一次向中央及华东出版行政机关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中央出版总署考虑了地图联合出版社的请求，旋即批准所请，决定与国营新华地图社实行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的地图出版社。当公方代表沈静芷同志于10月11日来沪召开全社员工大会，当众宣布私私合营地图出版社与国营新华地图社合并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喜讯时，全体同人无不情绪激动，精神振奋。我们几个人特别高兴，感到没有辜负领导所嘱咐的筹办使命。这一幕幕的往事，现在回忆起来，犹历历在目。但如今人事已非，邹、屠两位在十年浩劫中均不幸病逝。他们两位在地图事业上的贡献和业绩，使我们缅怀不已。

地图出版社合营后，组织机构做了初步调整。我被安排为经理部副经理兼出版部副主任。当时我颇感为难，因多年来搞地图编绘比较熟悉，对经理业务是门外汉。同时，合营后企业范围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这副担子不轻，因此，思想上产生了畏惧。但又考虑到既是党的需要，理当顾及全局，克服困难，服从调配，因此我终于将此职务承担起来。长期以来，我在党和社长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现将工作中的几个主要方面回顾如下：

1、教学地图随课本发行，解决了供需间的矛盾。我社开始时出版的《小学地图册》等教学地图，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征订，但一般订数偏低，许多学校反映购买不到，问题是我们按书店提供数不敢多印，所以当听到反映后想再加印时，又过了学校的教课时间，因之，在供需上存在比较大的矛盾。我看到这种情况，就向领导建议教学地图必须随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本一起征订，方能解决印制在时间上的矛盾问题，领导同意了这个建议，派邹新垓和我一起去人民教育出版社地理编辑室联系，商定配合中小学用的课本地图和暗射地图全部由我社出版供应，并列入该社教科用书计划表中，同时布置征订，在数量上即可满足学校教学的需要，做到学生人手一册，又加强了我社制印生产的计划性，且中小学教学图册的印数巨大，几占我社出版计划中码洋指标的三分之一，因而也大大增加了出版业务的收入。

2、与国营541厂建立协作关系，解决我社初期地图制印的困难。由于我社地图印数增长飞速，如第一年为81000色令，第二年即增长为153000色令，而第四年又猛增至494000色令，而我社当时尚未建立印刷厂，这样给地图制印生产带来很大困难。我们了解到541厂因国家原有固定任务减少，有多余印刷能力，该厂从德国进口的几台四色机均无任务。在社领导的支持下，经与该厂领导多次联系，消除了他们对地图制印技术不熟悉的顾虑，同时主动提出派人驻厂帮助解决印刷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样就和该厂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协作关系。1956年底，我社经理部全部迁至该厂办公，为我社后来在该厂建造新的办公大楼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我们还和天津的543厂、上海的中华印刷厂等建立了长期特约制印的关系，从而解决了我社初期地图制印生产的困难。

3、调整地图发行关系，解决地图倒运和课本地图分区发行的问题。我社大部分地图开始时在上海印制，交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在北京印制的地图也运到上海办事处，再交上海书店，这样在发行的环节上出现了大量的倒运现象。同时教学图册的数量激增，发行时间又太集中，所以上海发行所也感到困难，因此在社领导的支持下，经与书店反复协商，决定采取参考地图全部改由北京发行所发行，中小学教学地图册及暗射地图等分北三区、南三区发行，分别由北京发行所和上海发行所承担的新办法。经过长期执行，大家信守了这些规定，无形中形成了制度，在工作上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以上这些工作的顺利完成，应归功于党的领导。

我于1978年退休后，重操地图编绘的旧业，先后与老友陆先鑑、章高炜以及杨柏如、表弟等合作编制了十多种地图，分别交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上海新文化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测绘出版社以及我社等单位出版。同时我关注读者对地图的需要，提出编绘计划随时向社领导反映，并树立“退而不休”的思想，为自己喜爱的工作贡献出微薄的力量。

在我们国家一日千里、飞跃发展的今天，老百姓对地图的需求，在质量上无疑必将越来越高，在品种上必将越来越多，在数量上必将越来越大，因而地图出版事业的前景肯定是十分广阔的。际此纪念我社成立50周年大庆时，我以垂暮之年，犹能躬逢其盛，感到无比欣慰，并衷心祝愿我社在新领导班子的领导下欣欣向荣，更加兴旺和辉煌。 （ 金擎宇，生于1918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地图专家，原经理部副经理兼出版部副主任，九三学社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