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共同道路上，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亲密交往的历史就是与中国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历史的缩影。
一、诚朴谦和的导师
每当我祖父回忆起他与李大钊同志的交往，眼前就浮现出大钊同志身着洗得退了色的布料长袍，以诚朴谦和的态度微笑着接待向他求教的学生，热情地回答大家提问的形象。在考入北大之前，我祖父阅读了大钊同志发表的很多文章。直到晚年，他仍能背诵《青春》一文中的很多警句。“冲决历史之桎梏，荡涤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我祖父说，每次背诵，都为大钊同志气势磅礡、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所鼓舞。
1918年5月，中国留日学生举行集会抗议中日签订秘密军事协定。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受到日本政府的镇压。他们愤然中止学习，回到祖国。大钊同志多次约集部分回国学生和北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到他的办公室见面，讨论问题。他们谈论的话题从国内外局势逐渐转为“直接行动。”
《国民》杂志社、《新潮》杂志社和《国故》月刊社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三个主要社团，它们各自团结了一部分思想接近的同学。国民社由学生救国会的一些骨干创办，以宣传爱国、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主要目的。大钊同志是国民社的导师。由于政治主张和思想倾向不同，各个社团的成员之间存在隔阂，互不往来。我祖父说，大钊同志不仅在思想方面引导青年走正确的道路，并且把不同思想倾向的社团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共同点团结起来，凝聚成为一股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力量。为五四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由大钊同志发起的少年中国会，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信条。我祖父与毛泽东、张闻天、恽代英等都是该会的会员，他们在大钊同志的指导下，把“创造少年中国”、“再造神州”作为理想。
1919年10月，国民社举行集会欢送我祖父赴法勤工俭学。陈独秀与李大钊先生莅临集会并发表讲话。陈先生在讲话中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钊同志鼓励大家说：“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次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
1927年初，我祖父结束了七年留法勤工俭学之旅，回到祖国。4月，他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教官。不久后，传来了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军阀杀害的噩耗，我祖父悲痛万分。他出席武汉各界群众追悼李大钊同志大会并在会上致悼词。
我祖父回忆说，大钊同志是北京大学，也是中国第一位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十月革命后，大钊同志成为了我国思想界的领袖。团结在大钊同志周围的青年，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二、与新文化运动领袖之间的一场误会
我祖父与陈独秀先生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误会。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聘请陈先生来校任教并担任文学院长。陈先生上任后开始整顿校风。他听说我祖父的班上有人经常旷课，由别人代为签到，感到十分气愤，决定给予处分。但是，他把处分误记到我祖父、俞平伯和杨振声三人身上。祖父曾经多次告诉我，他这个穷学生，学习十分努力，他怎么会旷课呢？课余时间他在图书馆或者教室看书，因为那里有碳火盆取暖，有油灯照明。当有同学到图书馆告诉他，学校的布告栏有处分他的牌子时，我祖父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跑到布告栏前面想看个究竟。当看到处分他们三人的布告牌和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俞平伯、杨振声同学时，我祖父按捺不住地冲上去，把牌子从布告栏摘下来，摔到地上，处分牌被摔坏了。陈先生听说处分牌被学生摘下来摔坏了，以为有人阻碍他整顿纪律，遂命人再挂一块处分牌。我祖父听说后又跑到布告栏前，再次把牌子从布告栏上面摘下来，摔到地上。他气愤地说，陈独秀，你出来，老子跟你拼命。陈先生不甘示弱，命人第三次挂处分牌。按照北大的校规，学生连续三次受到处分就要被开除学籍。事情传到蔡校长那里，他对陈先生说，这个学生敢于两次摔坏处分牌，其中一定有原因，我们是否先调查一下再处分他。经过调查，果然这三个学生是冤枉的，陈先生收回了成命。在五四运动中，陈先生给予学生们很多指导，他与我祖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27年2月，我祖父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回到广州。他在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任教。在广东军阀发动“四一五”政变之前，我祖父逃离广州，经香港来到武汉。当时，陈先生在武汉主持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约我祖父见面。师生相见后，陈先生端详了我祖父一会儿对大家说，还是老样子，没有变。我祖父的北大同学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结识的朋友恽代英和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认识的蔡和森、李立三等在场。一起吃饭时，蔡和森同志问我祖父在哪里工作，恽代英同志告诉他，在我哪里，已经安排好了。当时恽代英同志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总教官。陈先生和蔡和森同志闻听后都连声说好。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祖父移居重庆，在国民参政会任参政员。当得知陈独秀先生已经出狱住在江津的消息后，他曾经多次到陈先生的住处看望老师。武汉一别，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师生重逢，感慨良多。见面后，陈先生不再像当年在武汉时那样地拉着我祖父的手仔细地端详他，关心他的工作情况，他们的谈话内容也只限于文字训诂方面，不谈政治。看到老师容颜苍老，意志消沉，我祖父很伤感。不久后，陈先生就病逝了。
李大钊、陈独秀先生同被我祖父尊为五四青年的精神领袖。1982年，北京大学77、78级毕业生捐款在母校建立蔡元培、李大钊铜像，我祖父曾经到中央美术学院关心铜像的创作过程并为铜像敬题了铭文。
三、世界明灯与海龙王
1915年，祖父考入北京大学。次年，他因父亲病故而失去了经济来源。是蔡元培校长给他勤工俭学的机会，他才得以继续学业。为了节省灯油和烤火的木炭，一年四季的课余时间，他终日在图书馆和教室读书学习。那时，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毛泽东很愿意与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交谈，讨论时事问题。我祖父与毛泽东先生相识于当时的北大图书馆。
在一二九运动中，我祖父、祖母与在北平组织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共党员徐冰、张晓梅夫妇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并且彼此信任。1936年10月初，徐冰、张晓梅夫妇到我家做客。他们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延安的物资十分匮乏。干部指挥作战时没有表，冬天来了，大家脚上穿的还是草鞋，生活状况十分困难。我祖父、祖母闻听后当即表示他们要买一些物品送给毛润之。徐冰同志说，最近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你们要买东西就抓紧时间。徐冰夫妇走后，我祖父、祖母决定将家里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购买生活用品，送到延安去。为了避人耳目，由我祖母与张晓梅同志到东安市场买了十几块怀表、三十多双布鞋和一些火腿。东西买好后，交给张晓梅同志用一辆人力车运走。分手时，张问我祖母，是否需要毛主席亲笔写收条？我祖母回答说，我们送给毛润之的东西怎么能要收条呢？当时，延安的情况十分困难。10月31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了蒋介石到西安后表示“匪不剿灭绝不抗日”的情况，也报告说：“红军主力一般说来将不得不转向四川、湖北或山西方向寻求发展。“惟目前还要坚决同蒋介石在现地区作战，但物质方面万分困难，特别是已经分文没有，又不能发票子，张学良那里也没有钱借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同志曾经多次致电共产国际催促他们立即拨付援助款项，他在电报中说，“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冻死饿死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1936年11月2日，毛主席在收到这份微薄的礼物之后挥毫致谢，他在信中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1965年4月，我祖父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在杨家岭毛主席当年居住过的窑洞里面，我祖父久久地注视着案头那盏普通的煤油灯，他感慨地说：“这盏灯曾伴着毛主席熬过不眠的夜晚，很多著名文章就是在这盏灯下写出来的。这盏普通的油灯，一经毛主席启用就产生了巨大的效用。一个平凡的工具，作出了多少不平凡的贡献！”回顾29年前卢沟桥事变后，他曾经打算投奔延安的往事，他当场赋诗一首：
圣地今来到，蹉跎廿九春。艰难创大业，辛苦为人民。
窑洞依然旧，河山异样新。东方毛主席，世界一明灯。
1945年8月，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期间会见了我的祖父和祖母。我祖母与毛润之是新民学会的同志，1920年我祖母从上海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润之等新民学会同志到码头送他们上船。故友相见，十分高兴。毛主席对我祖父说，记得当年我们在北大好像还有一个组织呢。我祖父说，我们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毛主席对我祖母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呀！闲谈时我祖母问毛主席，我们当年曾带给你一些生活用品，你收到了吗？毛主席说：噢，那是你们送的呀，他们吃了，我也吃了。我祖父、祖母向毛主席介绍了他们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鼓励他们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数月后，九三学社正式成立了。
1956年5月，毛主席任命许德珩为水产部长。从此，许德珩被毛主席戏称为“海龙王”。
四、良师益友 永志斯人
我祖父与周恩来总理相识于五四运动时期。那时，我祖父与周恩来分别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运动活跃分子。后来，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我祖父与周恩来，徐特立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维护国家的主权。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祖父从北平逃亡到武汉，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周恩来同志建议大家不要都聚集在武汉，应该回原籍去参加抗战工作。我祖父听从他的建议，到江西省政治讲习院任教并担任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祖父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陪都重庆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和邓颖超等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与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参政员一起利用参政会的讲台宣传抗日、反对独裁、反对内战。我祖父、祖母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后，周恩来同志安排部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加入民主科学座谈会，为以后九三学社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949年3月，周恩来同志与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来到北平。我祖父、祖母与各界人士一道前往西郊机场迎接。大家见面后，周恩来同志亲切地握着我祖父的手说：“楚生兄，辛苦了。一别两年多，你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这番真诚的话语，令我祖父十分感动并且念念不忘。不久，周恩来同志又到北京大学府学胡同宿舍看望了我的祖父。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我祖父因为同意在九三学社传达中国民主同盟会起草的毛主席关于专家教授治校的讲话及推动九三学社快速发展而受到了批判。他对于加给他的“反党”罪名无法接受并拒绝检讨。他生前一直说，当时，有人替我打抱不平说，新中国成立之前人家跟着共产党，性命都不顾，新中国成立了，他怎么会反党呢？我祖父找周总理诉苦，他对周总理说，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怎么会反党呢？周总理劝导他正确对待运动，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谈话结束后，周总理把我祖父送到西花厅的门口并亲自给他打开车门，请他上车。周总理的举动令我祖父十分感动。他总是说，总理给我开车门，我还有什么怨气呢？后来，在一次批评我祖父的会议上时，周总理说，许部长，在南开时，我们很敬佩你。就这样，我祖父逃过一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单位的红卫兵要到家里来抄家。我祖母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报告此事。总理告诉我祖母，请她转告中央广播事业局红卫兵的头头，谁来抄许部长的家，就把他抓起来。我们家因此幸免于难。1968年初，我祖父患肠癌住院。总理亲自过问我祖父的治疗，将他从普通病房搬到干部病房，及时手术。术后不久，我祖父上天安门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他分别见到了总理和邓大姐，他们都十分惊奇地问我祖父，你怎么来了？我们以为你不能来呢。祖父回家后对我们叙述了这件事之后感慨地说，总理和邓大姐对我多么关心呀。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祖父与周总理同为天津市代表。在天津代表团的小组会上总理问我祖父说：“楚生兄，你从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我祖父回答说：“我在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那时你已离开了，是熊雄负责。”总理说：“噢，你还在黄埔（军校）工作过，那要记你一笔。”我祖父看到总理清癯的面容联想到很多关于总理患癌症的传说，他沉重地说：“总理，你要保重身体呀。”总理回答说：“我剩的时间不多了。”我祖父及闻者为之哽咽。此后不到一年总理就去世了。这次关于黄浦军校的谈话竟是两位相识五十余年老朋友的永决。
周总理是统一战线的缔造者和忠实的践行者，是民主党派成员最真诚的朋友、最杰出的模范。1981年1月8日我祖父在《人民日报》发表一首词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意难忘》周恩来同志逝世五周年并《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献词：
百世流芳。恨别离五载，仪容永在，铭志众心房。情比泰山高，似海深，意难忘。人民好总理，永相望，云天远隔，江水泱泱。
欣逢选集出版，遗教万年长。勋劳业绩，字字好文章。处事亦寻常。无昼夜，尽繁忙。足迹海内外，备艰难，星月皎洁，北斗辉光。
五、人间重晚晴
西安事变发生后，北平文化界进步人士纷纷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要求他们将蒋介石就地正法。大家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政策不理解，对于释放蒋介石更加想不通。为此，徐冰、张晓梅同志集约北平各高校的进步教授和北平中共党组织负责人杨秀峰、孙文淑、张友渔、张申府、刘清扬、程西孟、彭道真、黄松龄、黄敬等在我祖父家以聚餐的形式集会，由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彭真同志向大家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再转为联蒋抗日的政策，使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保护了进步教授的积极性。通过这次活动，我祖父结识了当时化名高先生的彭真同志。彭真同志令人折服的分析和循循善诱的态度给我祖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2月2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管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欢迎各方民主人士大会。北平市军管会叶剑英主任主持会议，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司令员和中共北平市委彭真书记先后致欢迎词。我祖父与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十四人先后发表演说。会前，见到彭真同志时，我祖父握着他的手说，你不是老高吗？分别12年后，两人终于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前夜相聚了。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在以后的新中国建设当中，我祖父在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在彭真同志的领导下，一起共事近四十年。他们共同参与了新中共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参加了许多重要法律、法令和国家重大事项的制定，友情日久弥深。
1984年初夏，我祖父的回忆录基本完成。他希望在回忆录中收有与彭真同志的合影，以纪念他们自西安事变时开始的，近五十年的友情。在一次人大常委会散会后，我祖父请彭真委员长留下，与他合影。彭真同志坚持到我家看望我祖父并合影。6月14日，彭真同志来到我家，他一下车就对在场的新华社记者说，许老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参加革命早，是我们党最亲密的朋友。
1988年夏，彭真同志多次到北京医院看望我祖父。看到彭真同志，我祖父马上从病床上坐起来，伸出手来与彭真同志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彭真同志坐在我祖父的病床边，对他说，许老，我们相识五十多年了。两双手久久不愿放开。我当时伫立在他们身边，深受感动。回忆起当年他们在北平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时的情形，彭真同志对我祖父说，许老，像你这样的革命老人，健在的已经不多了，你要好好保重身体。我祖父对彭真同志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了，感到很过意不去。彭真同志对我祖父摆摆手说，许老，你健在就是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我祖父去世后，我起草了《许德珩生平（稿）》送到九三学社中央。彭真同志亲自审阅后，发现其中没有提到1936年底的那段事迹。他即请张友渔同志将那段历史补充到《许德珩生平》当中：“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彭真同志到北平找许德珩、张友渔等开了会，传达中央的精神，说明释放蒋介石对于避免引起内战、争取共同抗日的重要性。许德珩同大家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在此关键时刻，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为团结抗战积极工作。”后来，彭真同志请新华社记者何平同志采访了我祖父的秘书于永水和我。何平同志以《人间重晚晴》为题目，记录了彭真同志与我祖父的友谊。此文刊载于1990年3月12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
六、一生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最高目标
1979年3月，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的许德珩终于被批准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祖父说这是他生活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他在入党仪式上表示，他能在垂暮之年，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感到无限光荣。他要永远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死而后已。
自1920年起，我祖父在法国勤工俭学历时7年。他一方面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用唯物论的方法研究社会学，一方面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他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朋友周恩来、赵世炎、郭隆真等同志来往密切，还结识了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李维汉、陈毅、李富春、蔡畅、熊雄、聂荣臻、邓小平、朱德、孙炳文、傅钟和何长工等同志。1922年，中共留欧总支部曾经邀请我祖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与书记之间的嫌隙，他以“现在抓紧时间学习，回国以后再革命”为由，没有加入。以后，每当祖父回忆起这件事，总是为他个人义气用事，与中国共产党员失之交臂而深感遗憾。
我祖父于1927年1月离开法国回国，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当中。回国后，我祖父在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讲授社会学和社会主义史，因此他被国民党右派分子称为共产党的工具，投共产党之机，勾结共产党在中大捣乱。期间，他曾经向党内的朋友表达过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由于大革命失败，熊雄、恽代英等朋友相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祖父未能如愿。
1932年12月，我祖父因在北平各个大学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被北平当局逮捕。逮捕他的罪名是“共党首要”。经过蔡元培、宋庆龄先生，北京大学蒋梦麟校长和进步同学的营救，他才被当局释放。
1961年6月，在建党四十周年前夕，我祖父郑重地向水产部党委会递交了一千多字的入党申请书并赋诗一首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他在申请书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四十周年，回顾这一惨遭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长期压迫剥削贫弱破碎的旧中国，在解放后仅仅十二年的时间，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跻入于世界头等强国之林。我们过去那种受人欺辱、吃不饱、穿不暖、抬不起头来的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追溯这些原因，是由于在毛主席和党领导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结果。
1979年初，我祖父曾经多次表示：“三中全会以后，我对党更加热爱。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我身后能追认我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祖父当时已是89岁高龄，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中央统战部平杰三副部长到家里看望他时说：“许老，你不加入党组织，我们也没有把你当作外人；你要求加入党组织，我们表示欢迎。3月23日，中央统战部就我祖父申请入党之事向中共中央请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邓颖超、宋任穷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同意。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我祖父加入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和乌兰夫同志作为介绍人。邓颖超同志说：“我对许德珩同志的情况完全了解。在解放前国统区共过事，解放后也共过事。同意对他的优缺点的意见。应接受他为党员并同意作他的入党介绍人。”
1986年初，我祖父因病入院治疗。在他住院四年期间，中共中央负责统战工作的习仲勋同志经常到医院看望他，有时还向他讲述出国访问的见闻。一次，我祖父对习仲勋同志说，我多年卧病在床，不能为党工作，还要这么多人照顾我，感到十分惭愧。习仲勋同志回答说，许老，你活到一百岁就是对党最大的贡献。这番话，给了我祖父很大的安慰。
1990年春节，朱穆之、刘导生和顾大椿同志代表曾经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看望病中的许德珩老师。他们给老师带来了一捧鲜花和一封有三十六位同学署名的祝贺老师百岁寿诞的信函。这些白了头的老学生们说：“在为中华民族求生图存、坎坷救国的道路上，我们共同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领导，同时也感受着您的教诲与支持。”“我们能够或迟或早地跟着中国共产党沿着正确的方向，寻求救国的真理，探索人生的真谛，而末后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各尽一份道责任的道路上来，这与您，还有其他几位老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听到数十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共和国部长的赞誉，我祖父感到无限幸福。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先生指出，追求爱国民主科学，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和衷共济是九三学社老一辈领导人的自觉选择和政治交代，是九三学社积久沉淀的政治信念和光荣传统。时至今日，这一光荣传统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依然焕发着时代的光华，依然是推动九三学社各项事业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一光荣传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许 进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