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藻溪，1904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崇阳县南乡峰堡老屋畈，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科学家、教育家、诗人，九三学社重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始终追求革命与真理，追求民主与科学，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一

吴藻溪兄弟姊妹6人，他行三，长兄墨溪、次兄曜溪、四弟南溪，五妹蕙园、季弟汉溪，南溪岁余夭折。少时，家里非常贫困，主要经济来源是父亲吴仙桂教书束修。遇年成不好，全家忍饥挨饿，靠人接济，还吃过观音土。冬天兄弟几个有时不得不挤在稻草洞，以挨过漫漫长夜。1908年，4岁的他开蒙入馆，受教于他的父亲，母亲也具初等学校文化水平。在父母引导下，他学习《左传》、《文心雕龙》等中国古典名著，阅读《水浒传》、《红楼梦》等明清小说。联想到富人不事稼穑、吃穿无愁，而穷苦人家辛苦劳动、缺衣少食，以及人间其他种种不平，吴藻溪萌发了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强烈的反叛思想。

1912年，吴藻溪随父亲转栎树镇国民小学学习。在这里，他阅读了《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民报》、《苏报》等一些进步书刊，阅读记述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大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南美解放战争书籍，以及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传记。他曾回忆，“岳阳楼记是我童年最爱读的一篇文章，作者范仲淹也是我童年最喜欢模仿的人物之一。”通过阅读这些书刊，他认识到，北洋政府“是洋人的朝廷”，只有“齐把刀子磨快，弹药上足，万众直前，驱除外国侵略者” （吴藻溪1974年回忆录），才能忧乐与民同，救人民于水火，拯国家于危亡。

1914年10月，讨伐袁世凯兵败的李烈钧（“二次革命”讨袁总司令）隐居栎树镇国民小学。他指导吴藻溪作文，组织学生开展反袁政治军事训练。当地地主武装得知消息后，密谋捕杀。吴藻溪与部分师生闻讯后，冒险护送李十余里，使其安然脱险。1915年，他随父亲转泉塘畈公立国民学校，在父亲引导下，他与同学积极开展反袁宣传，传唱“改红线（洪宪），改绿线，内内拉拉打板凳（暗示袁世凯必垮台）”儿歌，背诵卖国条约21条全文，以示耻辱。1922年，崇阳护国军领导人金华衮，湘鄂边区游击队指挥周孟阳、谭福分别被湖北督军王占元以及崇阳地主武装捕杀。吴藻溪写诗：“拜谒君墓讨贼徒，泪洒河山祭前俦。骂贼鼓声亘古响，我来展拜倍欷觑”，以示哀悼、表反袁到底决心。

1923年，吴藻溪就读于武昌楚材中学，不久，经张培新（董必武外甥）介绍加入国民党、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及中国济难会。他还担任楚材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代表该校参加武汉学联。1924年，吴藻溪就读省立国学馆，更多地接触革命书刊，其反帝反封建思想进一步坚定。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积极组织同学声援。

二

1927年3月，吴藻溪返回崇阳，在县农会主席、共产党人彭志领导下，开展农运工作，积极筹建发展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革除封建恶习，带领农民造田修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愤然退出国民党。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吴藻溪也在捕杀之列。他躲进深山，不久到河南开封，就任冯玉祥部上校编辑股股长、宣传科干事，主编《放足周刊》，兼任开封成诚中学教员、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助理兼校刊总编辑。

在冯部期间，吴藻溪认识了杨献珍（中共党员，曾任中央党校校长）、薛子正（中共党员，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中共党员，阅读了他们提供的中共河南省委发行的《红旗》等地下革命报刊。这一时期，他经过认真思考，确认只有共产党才能救民于水火，只有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强国富民，并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

1930年冬，吴藻溪赴日留学，先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攻读哲学、法学、社会学、农学等课程。在日本，他结识共产党人董必武、张友渔（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南汉辰（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并向董表示，追随共产主义事业，“虽火燎焚烤而在所不能辞”；化名中村国雄，结交日朝学术界、文化界进步人士，参加中共领导的左联东京支部、社联东京支部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东京分会等革命团体，秘密油印散发《科学》月刊，散发上海寄来的《红旗》、《布尔什维克》、《中国青年》等刊物，主张抗日反蒋；加入日本共产主义同盟、日本青年反帝国同盟、日本全国学生联合会及进步留学生团体“反帝同盟”，参加日共组织的游行示威；在华侨中募捐，支持东北马占山抗日。

1933年4月6日，由于叛徒告密，吴藻溪等被日本东京西神田警署逮捕，并于6月16日递解中国上海。原本国民党当局要逮捕关押这批学生，由于关碍民意而放弃。周恩来曾专门到上海他们的临时住所大方旅社看望，邹韬奋（追任中共党员，曾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委）、蔡子民（曾任台盟中央主席）等也给予积极援助。

三

回国后，吴藻溪曾想到德国留学，并在马克思的故乡加入共产党。由于经费无着，他只好寓居北平，先后任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农业经济学及经济统计学教授、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研究室主任、北平育人外国语学校教员。1934年秋，为提倡自然科学，他与唐嗣尧（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中路军处长）、王良骥、薛云鹏在北平发起成立“世界科学社”，社员有孟宪章等数十人，以后增加至百余人。唐嗣尧任社长，王良骥、苗竹风先后任总务部主任，他任社刊《科学时报》编译部主任。但实际上，社务基本由他和薛云鹏、弟汉溪承担。

在北平，吴藻溪深受张友渔、杨献珍、彭友今（曾任全国政协秘书长）、张执一（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影响。他主编《科学时报》，主旨宣传抗日、宣传革命、宣传科学。他还和平津许德珩、张申府等19教授发表联合声明，拥护中共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并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他与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王克诚结为夫妻。

由于世界科学社宣传抗日，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的第3天，就被日寇取缔，社产被没收，吴藻溪被通缉。

形势所迫，吴藻溪夫妇南下武昌。在这里，他与张执一、李伯刚等组织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发动群众抗日。不久，吴藻溪夫妇返回崇阳老屋畈，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战学校，成立了儿童抗日服务团、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崇阳分会，在全县以演戏、演说、漫画等形式，在农村墙壁上书写“拥护共产党的抗战纲领”、“拥护八路军抗战到底”、“拥护毛主席抗日主张”等激进标语，宣传抗日救国。在县城创办书店，出售进步书刊。他们的活动引起崇阳县长郎维汉极大恐慌。1938年春，郎纠集一帮人准备杀害吴藻溪。吴闻讯后，只身逃脱。

四

1938年夏，吴藻溪随东北救亡总会（抗日救亡团体）辗转到抗战大后方重庆。他迫不及待地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见面，汇报工作情况。董认定他“称的上是自己的同志”，指示他到《新华日报》找吴克坚（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潘梓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联系。此后，他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终保持非常亲密的合作关系，并以《新华日报》及其副刊为阵地，广泛宣传抗日、宣传科学。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发行受阻，他和熊雯岚（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等应周恩来要求，主动提供支持，并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声援共产党。国民党特务煽动一些人砸《新华日报》营业部，吴藻溪、熊雯岚毅然到现场慰问报社人员，抗议特务暴行，并将一部分同志疏散到四川邻水，加以保护。

1939年春夏间，徐冰（建国曾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把吴藻溪、熊雯岚传达南方局指示：自然科学界有人在社会上散布唯心主义思想，希望以“自然科学”为名称，成立一个组织，进行批判。经多方筹划，不久，“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正式成立，发起人有他和葛名中（春霖）、孙克定、熊雯岚、张申府、李伯刚、潘菽、涂长望、梁希等40多人。为团结广大沦陷区来重庆、有科学技术专长的青年，按董必武指示，他与徐冰、吴敏（杨放之）、熊雯岚、张申府、邹明初、王克诚、周建南、漆文定等发起成立“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这两个组织都设在重庆打铜街川康银行后院“巴克新建筑工程师事务所”内，对外联系均以“巴克新”名义，活动经费也由“巴克新”筹集。1945年夏，根据中共南方局关于“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在科技界要作好准备工作”的指示，吴藻溪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协会”。

1946年5月4日，作为重要发起人之一，吴藻溪与许德珩等发起成立九三学社，他亲自起草《九三学社缘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并担任理事。成立日，宣读了由吴藻溪主持的农村科学出版社、南泉实用学校校友会的贺电。5月14日，九三学社召开兰园会议，他与许德珩当选为常务理事。

在与国民党斗争中，吴藻溪深感要赢得胜利，必须发动群众，特别是要有青年人参加。为此，他决定开办学校，培养青年人才。在董必武、徐冰、吴克坚、潘梓年等人的支持下，他与王克诚等先后开办了重庆私立农村合作函授学校、重庆战时工商讲习班、重庆私立实用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重庆私立实用工商专科学校、私立西南学院、重庆私立储材农业专科学校等。其中以西南学院在当时影响较大。

西南学院位于重庆南温泉文钦路1号，开办由中共中央南方局资助300银元，按照董必武“不要让他们发现主线”要求，学院邀请孔祥熙任名誉董事长，吴藻溪、邹明初（曾任辽宁财经学院图书馆馆长）任董事长，王克诚、漆文定等先后任过校长，彭友今、张友渔、熊复、熊雯岚、孟宪章、何公敢、潘大逵等参加过学校的工作。中共巴县县委和团地下组织以该院作掩护，设立地下机关，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学校与中共南方局的特殊联系，同时隐匿中共地下党、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抨击国民党政权，被国民政府视为眼中钉，不时使出查封、搜查勾当。1947年6月1日凌晨，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兵包围西南学院，按名单逮捕师生30多名，还有10余名逃脱，为重庆各高校被捕最多。吴藻溪已到上海，幸免于难。按照董必武指示，他积极营救师生，控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经过多方努力，大部分师生被释放。为建立新中国，曾在西南学院就读牺牲的英烈有江竹筠等近20名。

在重庆，吴藻溪还任重庆国立编译馆编译、世界科学社总干事，恢复世界科学社，复刊《科学时报》，创办、参与创办了中国农村科学出版社、环球出版社、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湖北建设协进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他经常以这些组织或个人名义，呼吁言论出版自由，减租减息、取消保甲制度，推行农村民主，改善科教人士物质生活等。抗战胜利后，他通过组织决议、发表文章、通电等，强烈反对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提出坚持政治协商决议、组建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政治等。1946年3月6日，他在张西曼主办的《民主与科学》刊物上重发了1927年的撰诗：“杀贼无成绩，残民用大兵”，直斥国民党蒋介石20多年一贯的反潮流、反人民本质。《新华日报》曾发表吴署名文章74篇，诗词20多首，50多次报道吴藻溪的活动动态。

1946年2、3月间，国民党特务机关煽动少数学生殴打《新华日报》工作人员，阴谋推翻国共双方达成的政协五项决议。吴藻溪通过复旦大学学生曾玉春知晓事件真相，立即通报董必武，迫使陈立夫作出“严格约束自己的人，今后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承诺。

鉴于吴藻溪“对青年爱国运动，曾作热情的指导与支援”，以及“以大无畏的精神，仗义执言，伸张公理”，1945年12月9日，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大会，主席团陈伯达、范文澜、齐燕铭、黄敬、黄华等专门致信吴藻溪，“致真诚的慰问与崇高的敬意”。

五

1946年底，按照周恩来、董必武安排，吴藻溪到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军事、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1947年初，吴藻溪冒险到上海思南路中共驻沪办事处向董必武请示工作，表示“坚持革命立场，决不屈服”，并提出入党申请。董曾作出指示，由周建人（曾任民进中央主席）负责此事。由于形势紧迫，没能如愿。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被迫撤离国统区。面临巨大压力，他曾写信求教郭沫若：“石燕和海燕是否相同？”郭沫若称：“海燕比石燕更勇敢些。”吴藻溪决心做“海燕”，并作诗“大地沉沉杀气严，奋身飞上彩云间”，表明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随时准备慷慨赴死。

1947年3月，蒋介石下令解散民盟。吴藻溪找到张澜，主张民盟坚决抵抗。他还与英国总领事馆接洽民盟被迫害人士政治避难办法。英领表态：“欢迎中国各民主党派人士在港、澳的活动”，直接促成大批民主人士到香港“避风”。他还广泛向国际组织、人士致函，抗议或谴责美帝援蒋罪行，联合国公报发表了他的信函。国际人权保障会议在布拉格召开，曾邀请他参加，由于国民党当局阻挠，没能成行。

1948年，吴克坚指示吴藻溪，以九三学社成员身份，在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委员李正文的领导下，与黄竞武（黄炎培次子，时任民建临干会常务干事、中央银行稽核专员）等策反闸北到江湾一线国民党武装。他从国民党上将李华英处得知国民党反动政府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偷运台湾，遂从中央银行内部和南京方面做工作，制止偷运活动。为此，上海市警察局、淞沪警备司令部曾3次侦捕吴藻溪。黄竞武后于1949年5月被捕，被保密局特务活埋。李正文曾回忆：“张执一把吴藻溪（当时在国民党中央银行工作）当作工作关系介绍给我。吴在策反工作上是有贡献的。黄竞武，就是吴藻溪介绍给我当作工作关系的。”

六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吴藻溪在军管会的领导下，负责调查国民党政府及战犯遗弃和隐藏的轮船、汽车与房地产等。1949年9月，作为九三学社5名代表之一，他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华东军政委员会士改委员会委员，历任大夏大学、上海商学院、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1950年国庆，他写信向毛主席表示祝贺。16日，毛主席回信：“国庆日幸承函贺，并悉先生工作情况，甚为感谢！”

1958年，吴藻溪被错划成右派，下放改造，1971年10月，转押崇阳原籍监管劳动。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一直关心吴藻溪。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曾询问他的情况。1962年，陈毅直言：吴藻溪“不但不是右派，应该说是左派。”1978年4月，吴藻溪右派问题终于改正，安排在湖北文史馆，1979年调回上海文史馆。

在上海，吴藻溪仍牵挂着故乡百姓。他用平反补发的工资买了2台挖土机送给家乡，并捐建了1个图书馆，译著《皇帝内经》、《伤寒论》等古医书，无偿赠送崇阳中医院。他曾翻译日本中江兆民哲学著作《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全部稿费赠送朝鲜儿童。其一生公开出版著作（含译著）有《世界合作运动史》等30余部，未出版有60余部。

1979年10月，吴藻溪与世长辞。他曾言：“千秋盛业幸躬逢”，视共产主义为千秋盛业。正如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评价，吴藻溪这一生为着这一伟大理想，追随中国共产党，追随革命的进步事业，“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坚定信仰，矢志不渝。”（郭 祥  注：括号内均为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