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主席既是九三学社的领导，也是农业部的老领导，因我曾在农业部工作，又是九三学社成员，可以说是受洪主席的“双重领导”。

1999年，中央统战部组织赴广东、海南两省开展两岸交流合作考察活动，我以洪主席秘书的身份陪同考察。因参加考察的领导较多，彼此不熟悉，有人还问我是不是洪主席的警卫参谋，结果这一路上大家都称我为洪主席的“警卫兼秘书”。此后我就有了参加洪主席秘书聚会的资格，他前后共有六位秘书，我自称是“第六个半秘书”。

从那以后，我与洪主席的接触交往更多了。2000年跟着洪主席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调研草原生态建设问题；2001年参加洪主席主持的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北京市农业现代化调研课题”，随洪主席走访了京郊农村部分地区；2002年陪洪主席赴山西省考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问题；2004年赴四川省苍溪县参加洪主席发起的农村生态家园建设高层论坛。我还曾陪洪主席走访过洪氏家族的祖籍地——安徽省泾县，为提高家乡子弟的教育水平，洪主席发起建立了洪氏教育基金，我和其他几个同志都捐了款，还笑称“捐款后就是洪家人啦，年底老爷子可得发红包啊”。

2004年12月，我陪洪主席赴台湾考察，感触颇多。在台期间，洪主席祭拜了安葬在台湾的父母，与在台多年未见的亲人团聚。五伯伯（即洪主席的五哥）给我的印象最深，当时都九十多岁了，曾做过胡宗南的秘书，来台后参与建立台湾清华大学，出任教务长；还有一位是九伯伯，曾是台湾著名的体育比赛解说员，相当于宋世雄在大陆的地位。那段时间在洪主席身边能体会到他百感交集的心情，了解到他坎坷的经历。洪主席出生在南京，7岁后一直在苏州上学，在同一辈的十四个兄弟姊妹中年纪最小。内战后期，洪家大多数人去了台湾，洪主席留在苏州想完成高中学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洪主席考入了复旦大学农学院，随着高校院系调整，从长期生活的南方转到辽宁，毕业于沈阳农学院，分配到吉林农科院一直工作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大家族的子弟，与长辈和家人长期天各一方，独自在寒冷的北国成家立业，其内心深处充满了对父母恩情的回忆、对兄姊的思念。他们这一代人的悲欢离合，是我们难以体会的。

洪主席任农业部副部长期间，我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从事农村能源和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研究，而洪主席主管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村能源建设工作，他本身也是畜牧和草业专家，我有许多问题都向他请教或请他帮助解决。每当我向洪主席请教时，他总是认真地倾听我讲述自己的工作情况，交谈如何做好工作的体会，探讨有关农业农村发展方面的问题，还常常向我推荐一些好的文章，好的书籍。从洪主席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孜孜不倦追求科学、民主真理的九三人，他后来虽然退休了，但思想没退休，还紧紧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关注、学习新理论，研究新思维，探寻新知识。洪主席对我个人的成长进步和事业发展给予了很多支持和帮助。洪主席对我来说，如师如父。

洪主席的威望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职务和级别。他既是谆谆长者，也是谦谦君子，待人温和，平易近人，年轻人在他面前可以畅所欲言，凡是求助于他的人，大都得到了支持和帮助。老爷子的为人，令人折服。他本人在畜牧和草原建设领域是学识深厚的专家，如果不是担任了行政领导，完全可以当选为院士。他在学术界有很强的号召力，2004年3月在四川省苍溪县，由洪主席发起，九三学社中央牵头成功举办了全国生态家园富民计划高层专家论坛。共有七位院士出席论坛，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和省长，打破了书记和省长不能同乘一架飞机的惯例，待全国两会闭幕后即从北京回到四川，参加了会议。

洪主席是一个一辈子都闲不下来的人，满脑子装的都是安邦富民的事情。从行政管理岗位退下来后，又从事民主党派的专职工作，待到所有社会职务都辞去后，又致力于“小草大事业”，推动草业发展。他协调各方力量，从政策调研、科学规划、学术研究、国际交流、产业布局、市场发展等多方面推动草业发展。他还给自己安排了许多事情，日程表都安排到了几年以后……

洪主席安详地走了，人们都在传颂着他的恩德。他永远是我们的榜样。（社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 方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