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九三学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思想建设的关键。鉴于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认为当前应重视两点：
一是尽量避免过多纠缠于像普世价值、民主、自由、人权等比较敏感和见仁见智的政治概念的公开争论中，不去刻意追求精辟的见解、科学的定论和广泛的共识。实际上限于人类认识能力、文明发展水平、个人社会角色和某些特定条件等，我们当前在这些政治概念上也无法真正提出精辟的见解、得出科学的定论和形成广泛的共识。数十年后我们再回头看，对此可能会看得更清楚。换个角度说，数十年前某些所谓“精辟的见解”、“科学的定论”和“广泛的共识”，如今不是已被严重质疑甚至彻底否定了吗！但我们确实可就某些不太敏感又比较重要的概念，在适当范围内开展一些学理上的深入研讨和思想上的深度碰撞，如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价值有无普遍性？什么是价值的普遍性？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什么是当代青年的核心价值观？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什么是民主党派的核心价值观？什么是九三学社的核心价值观？
二是在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和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方面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在下大力气把澄清思想认识作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体和长期的着力点和切入点的同时，应立足九三学社特色，遵循切实可行原则，下些功夫找到和突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局部或阶段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如身边典型、社史人物、参政议政、优良传统、时代潮流、核心价值观等。关于九三学社在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如何学习身边典型和社史人物？如何紧扣参政议政？如何弘扬优良传统？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如何践行核心价值观？社中央研究室拟在10月举行的全社理论研究与社史工作暨纪念建社65周年研讨会上，作为重要问题深入研讨。关于身边典型与核心价值观，我准备以后专门写篇文章。关于社史人物与核心价值观，以下仅就自己目前所掌握的大量资料，试先择要作点初步梳理。
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最集中地体现了九三学社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在许多社史人物身上所表现的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也充分展现了九三学社的核心价值观。
一、爱国
爱国目前主要指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爱国作为一种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在九三学社广大成员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如江泽民同志指出：“九三学社的广大成员，不仅是各自领域的造诣很深和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同时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九三学社成立及其发展的历程表明，在中国，各行各业里许多杰出人士，都把个人的事业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都把能够将自己的学识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作为一生最大的追求。这种爱国爱民的抱负和品质，是九三学社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应当十分珍惜并永远保持和发扬这个传统。”又如韩启德主席指出：“爱国主义是九三学社不断发展进步的力量源泉。无论是九三学社的前辈还是在座的各位，每个人的思想都不相同，境界也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九三学社社员都是满怀着爱国主义情怀。九三学社就是要把这一作用发挥到极致，用这一点来凝聚力量，来把各项工作做好。”
1、胸怀爱国之心。如许德珩主席在《为了民主与科学》一书中，讲述了五四前夕北大同学们通过在寝室里辩论，得出了“救国第一”的结论，认为救国高于一切，应探索如何以“知识救国”、“科学救国”或“教育救国”。再如金善宝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一位美国学生在聚餐会上公然蔑视地对金善宝先生说：“把这些剩饭拿去给中国人吃吧!中国人正饿着肚皮呢!”金善宝先生听后，感觉这是对中国人的污辱，民族和祖国的尊严使他对这位挑衅者无比愤怒，当即回敬道：“先生，遗憾得很，中国离这儿太远了，还是请先生拿到芝加哥公园里去吧!那里失业的人有的是，他们正需要这些。”金善宝不愿在受歧视的海外生活下去了，1932年初，他毅然离开美国回国。又如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会见了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谢立惠、李士豪等九三学社创始人，大家非常担心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都希望他早日离开重庆。毛泽东很理解大家的心情，频频点头表示会意。会见结束时，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我十分感谢诸位教授先生们，在爱国、民主、和平方面，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又如师昌绪先生说:“人生在世,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要对人类有所贡献。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中国作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又如韩启德主席指出：“九三学社的历史表明，爱国主义是贯穿我社历史的一条主线，追求‘民主与科学’在本质上与爱国主义是一脉相通的”。又如王志珍主席在谈到优秀人才时说：“最重要的是人才要有一颗爱国的心。一颗中国心会强烈地促使一个人想直接地投入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来。就像1949年前后，钱学森、钱三强、华罗庚这些在国际上占有很高地位的科学家，他们排除重重困难回到新中国。”
2、接受共产党领导。如金善宝先生在《风雨同舟忆当年》中说：“九三学社许多创始人及前辈，都是在爱国主义思想驱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他们受到革命的启蒙。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及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受到许多挫折而不退缩。他们经过观察、对比，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考验，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感召下，终于选择了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再如许德珩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强调：新中国的建立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主席之正确的领导，坚强的努力”，所以大家应当“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依照共同纲领，把新中国的基础建立起来！”许德珩主席在《为了民主与科学》一书中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九三学社的成立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又如周培源主席在“三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告诉我们，我社所以能够在民主革命中做一些工作，有一些成绩，主要是由于紧密地依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民主党派的历史地位。”又如吴阶平主席在“八大报告”中指出：“要认真学习社章、社史，学习我社老一辈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继承我社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的主线和精髓，就是坚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共产党亲密合作。”又如韩启德主席指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九三学社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九三学社历史发展的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不用说更大的道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九三学社完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起来的。所以，我总是强调要加强社史的研究和教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保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就要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这是我们的政治使命。”
3、走社会主义道路。如1963年元旦，许德珩主席在为九三学社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题词中写道：”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三面红旗，贡献一切力量；加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学习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思想，提高认识，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加强团结，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红旗，向帝国主义、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作坚决不懈的斗争；做好岗位工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出成果出人才而奋斗；这是我们共同的信念，坚守弗渝，并力以赴。” 再如周培源主席在“三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能够给民主党派以正确的道路和光明的前途。”又如吴阶平主席在九三学社建社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九三学社在五十年的战斗历程中，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其中之一就是“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又如韩启德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指出：“九三学社的历史表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社自觉自愿的选择。”
4、海外归国的行为。如茅以升先生1919年在美国获工科博士学位后，有人以科学无国界劝他留在美国。茅以升先生回答：“纵然科学没有祖国，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更需要我!”他毅然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再如王淦昌先生1933年12月在德国获博士学位后决定回国。当时有人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是科学家，中国没有你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王淦昌先生回答：“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又如1945年末，周培源先生应邀留在美国海军军工试验站工作，年薪高达6千多美元。但周培源先生丝毫不留恋美国的优厚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报效祖国之心极为坚定，带领全家于1947年4月回到清华大学工作。那时清华大学教授的月薪仅相当于25美元。又如邓稼先先生在美国获博士学位时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又如师昌绪先生1952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由于抗美援朝，美国不许留美中国学生回国，他和一批留美的爱国科学家同美国当局不屈不挠地斗争了三年。1955年，美国当局公布同意76名中国留学生回国名单，其中包括师昌绪先生。当他站在回国客轮的甲板上时万分激动：“我终于可以回到祖国了。”又如葛庭燧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早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民族解放先锋队。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在美国最先打出五星红旗，同时号召和发动留美学者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他的影响下，包括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在内的一批留美学者相继回国。钱学森先生曾致信葛庭燧先生：“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
5、不怕牺牲的精神。如1937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以留德同学的名义邀请税西恒先生出任四川教育厅厅长，他不愿同流合污，以“不会做官，只能教书”为由坚拒不任。而由中共南方局筹划创建的蜀都中学邀请他做校董事长，他则不畏风险，不怕牺牲，欣然就任。后来这所中学成为中共地下党培养革命干部和从事地下工作的据点。再如1946年9月3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发表《反内战宣言》。陈立夫亲笔写信劝说梁希先生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梁希先生称：“宣言上名字系我亲手所签，全非由人代笔。如欲发表声明，亦仅此而已。”陈立夫又派人征询梁希先生愿否共掌农业部或担任浙江省参政会议长，梁希先生回答：“我是聋子，叫聋子干这样大事，岂不耽误大事！”后有持枪特务登门，有人劝梁希先生暂避一时，梁希先生回答：“如果我梁希的名字能够写在闻一多的后面，可谓死得其所。何惧之有？” 1948年5月4日晚，南京进步学生为纪念“五四”举行营火晚会，周围一片白色恐怖。梁希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站在高台上说：“同学们，不要害怕，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将到来！”当夜写下了广为传诵的诗句：“以身殉道一身轻，与子同仇倍有情,起看星河含曙意，愿抛鲜血荐黎明！”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提议请梁希先生出任国家林垦部部长。梁希先生回答说自己“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总理写一字条：“梁先生：你是认真的人，故临时而惧，我应该向你学习。但当仁不让，你应该向古人学习”。梁希先生很受感动，立即回一字条：“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又如1948年3月29日，为了揭露国民党当局“行宪国大”的反动实质，北平各大学和天津、南开等5校进步师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国民党北平当局出动了铁甲车和军警特务5000余人将北大重重包围，摆出不惜血洗北大的姿态。在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下，九三学社许德珩、袁翰青、樊弘三教授，抱着永诀家人、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应邀到会演讲。许德珩主席说：“近来因为身体不好，今天本来不准备出席，但在午饭时听说学校被大批警察包围起来，连学生出入都成问题，为了尊重集会等必须的自由，我才决定出席，决定出席同大家讲话。”他在演讲中鼓励青年“要学习黄花岗烈士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中国的苦难大众献身。”“要学习他们那种牺牲精神，与广大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前进！”又如邓稼先先生在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危险时刻，总是出现在第一线。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极其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又如黄润秋主委在抗震救灾中不畏险阻，经常深入一线实地考察，并多次经历险情。在汉源县猴子岩山体崩塌处考察时，为准确制定排险方案，黄润秋主委坚持靠近一线近距离拍照观察。不料一块脸盆大小的石头突然从斜坡上高速滚下来，撞碎在距离他不到2米的地方乱石堆上，而悬崖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当时，所有的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6、无私奉献的精神。如邓稼先先生为了中国的核武器事业，28年在戈壁沙漠中隐姓埋名地奉献，基本被剥夺了“生活的人、体验的人、声名的人”。他的一切都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他没有个人的行踪，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朋友随便交往，一辈子都看不到自己声名的成长，甚至到死也只能默默地离开。杨振宁先生认为：“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信任他。”《英雄大爱》的作者写道：邓稼先和许鹿希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还有那么一批人，他们的灵魂始终像天使一般纯洁，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奉献，只是为了让别人活得更好。”
二、民主
1、追求民主的精神。如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宣言》指出：“今日适为‘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五四’所号召于国人者，为科学与民主，今时间过去虽已二十余年，而民主与科学之要求，实较前迫切，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仅此宣言。”再如1947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纪念‘五四’宣言》中指出：“‘五四’的精神是科学与民主，那精神与我们的主张适合。因为主张民主，所以我们反对独裁、反奴性、反帝国主义侵略。因为主张科学，所以我们反盲从、反复古、反一切的封建作风。我们深信，挽救目前中国，要在实行民主，努力科学”。又如韩启德主席多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活力，民主的过程就是调动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民主程度越高，决策水平越高。因此我们各级干部要有听得进真话的雅量，并主动创造让大家说真话的宽松工作环境”。“在九三学社内部要讲究民主，要想方设法把每一位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九三学社各级组织特别是各级干部要关心社员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不断增强凝聚力。”
2、反对专制的精神。如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被称为“敢怒敢言的民主斗士”何鲁先生就蒋介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公开发表演讲：“蒋介石这一手做得很孬！蒋介石要闯祸！”事后，特务气势汹汹追查何鲁是否讲过这样的话。何鲁毫不隐讳，一口承认。何鲁先生还当众撕毁过蒋介石的请柬，表示坚决不吃“奉谕饭”。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曾约见何鲁先生，表示愿向蒋介石推荐何鲁先生。何鲁先生笑道：“我见到他非骂他不可，你作介绍人，不怕吗？”在1946年1月的九三座谈会上，何鲁先生“慷慨指出，今日的中国，赵高太多，若不予以铲除，将蹈亡秦的覆辙，郑重忠告马歇尔元帅和国共两党及民主同盟各党派领袖，如果要想真正把中国搞好，就必须亲自采访中国在野真正专家学者的公正意见。听众一致报以热烈的鼓掌，历久不息。”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毛主席与何鲁握手时还饶有兴致地谈及此事：“你的胆子不小啊！”再如“皖南事变”后，吴藻溪先生发文公开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在国民党特务抄、砸《新华日报》营业部时，吴藻溪先生英勇无畏地赶赴现场，并挥笔写下：“请政府严惩捣乱社会秩序、摧残人身自由的罪犯，赔偿一切损失，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然后签上他的名字。又如1946年秋，许德珩主席“严词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怒斥反动官僚们一个个都是‘废铜烂铁’！”又如褚辅成先生曾拍案痛斥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而搞专制独裁，被誉为是敢拍案痛骂蒋介石的国民党人之一。又如张西曼先生以政见不协，拒任蒋介石让他担任的湖北省主席。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多次发表公开演讲。为此家中受到特务搜查，被免去立法委员等职务，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田汉作、李济深书的《张西曼墓志铭》写道：“权位不动，威武不屈，反帝与反封建，四十年如一日; 风雪万里，追自由之光芒，埋骨于此，山岳皆香。”又如1947年1月1日的《文汇报》发表了九三学社等党派团体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一党专政的政府，定于今日公布它利用所谓‘政协宪草’而实际上违反政协决议，尤其破坏政协整个精神的所谓‘民主宪法’，企图借此欺骗国内外不明真相人士，用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我们为着人民的生存和国家的独立，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做法和企图，不能不表示坚决反对，并愿与全国人民共同以行动制止这种反对企图的实现。”
3、平等待人的精神。如牟小东先生说：在近40年的接触中，我深感孙承佩先生“最大的特点是热诚、朴素、平易近人，对任何人无论年长年幼、地位高低，都平等相待，真心相交，尽力帮助。”再如我多次请教王选老师的最大感受是：尽管王选老师非常忙，但与我交谈的气氛始终很自然和轻松，我从未感到丝毫紧张。因为王选老师总是平等待人，无论对谁都没有一点架子，即便在2003年他身居国家领导人高位后也是如此。关于这点，在《解放日报》记者陆黛的悼文中也可得到印证：“王选老师，在我的心中的形象，两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等头衔，印象并不深。他就是一位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长辈，他是那样的可亲，我与他聊天，就像家里和父母聊天一样。而他在我心目中形象是那样的高大，他是真正的大科学家。”
4、宽容宽厚的精神。如闵乃本先生认为，原始创新的过程往往需要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他举例说，物理学家高锟从着手对玻璃光纤进行理论和实用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到他2009年获得诺贝尔奖，整整过去了45年的时间。所以看待原始创新不能以功利为目的，浮躁的东西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搞科研尤其原始创新难免失败，社会要形成宽容失败的氛围，为科研工作创造宽松的环境。”又如韩启德主席提出：“待人要宽，待己要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做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要多看人家的长处，少看人家的短处。不仅要看到人家的长处，还要欣赏人家的长处。不仅要欣赏人家的长处，我建议你还要说出来，去表扬人家，由衷地赞美人家。你尊重人家，人家才能尊重你。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要求别人不要太高，而对自己要求高一点。”
5、为人着想的精神。如孙承佩先生回忆许德珩主席：“在接踵而来的暂时困难时期，他家丢失粮票，一段时间就吃水产部机关生产中分给的一份土豆、白薯，并严禁家人讲。过后我知道此事，说不该保密，他这点困难有关方面，谁都可以解决，许老说，惊动大家不好。”再如牟小东先生回忆许德珩主席：“许德珩一直把俞平伯看做小弟弟，觉得俞在平静生活中没遇到暴风骤雨，怕他思想不通，怕他的对立情绪招来更激烈的围攻。九三学社沙滩支社基层成员大多是文化系统的人，开会帮助时也希望俞先生不要顶撞，要逆来顺受。”又如韩启德主席在《像王选同志那样做人做事》一文中说：“2003年3月，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我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我们在政协大会九三学社界别驻地开常委会，会前，他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沟通一下，现在我们都担任了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据我所知，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要布置警力，包括交通，以后我们要遵守时间，如果我们晚一点，就会给人家整个一个系统造成很多麻烦，所以我们说好的时间就一定不要轻易改变。”
6、倾听意见的精神。如1960年1月10日，许德珩主席在九三学社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所致的《开会词》要求：“座谈讨论要采用促膝谈心的方式，以家人般的亲切关怀，毫无拘束、毫无顾虑，充分地反映情况，表达意见，细致地交换意见。”再如1960年９月５日，九三学社五届三中全会结束。此次会期共43天，被称为“四十三天神仙会”。会议倾听不同意见，气氛较为轻松，游国恩先生有《百字令。神仙会毕，书以自励》咏之：“神仙大会，开过了屈指四十三日。结果如何？总算得一次空前收获。残暑微凉，和风细雨，谈笑开胸臆。宜人形势，这番能破能立。记得学习多方，摆中还有议，提高认识，感到心情舒畅后，妄念一时都息。下定决心，看谁能做到，红专第一。丹成九转，仍须不断努力。”又如金开诚老师说：孙承佩先生有两个突出特点：“那就是爱护部下，力求人尽其才与乐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他对所有与他共事的人都极其宽厚，与人为善并为他人的长进而高兴。我与他交往的10年之中，虽然无话不谈，却从未听到他说过共事者和部下半句坏话。”
7、尊重个性的精神。如毛泽东的个性很强，在读湖南一师时，曾帮黎锦熙先生抄写稿件。可与众不同的是，每当遇到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文稿时，毛泽东总会随手将它丢在一旁而不再抄写。作为毛泽东老师的黎锦熙先生，不仅未责备毛泽东，反而因此对毛泽东更加厚爱。多年后黎锦熙先生对人说：“在湖南办报时，经常帮我抄写文稿的青年人有三位，一位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抄；一位是见到文稿中的问题总是要提出来，并能代之润色；一位是看到与自己不同观点的文稿干脆就不抄。这三位对抄写文稿态度不同的青年，后来各自的成就也大不一样。第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第二位成了中国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三位，在中国历史上成了伟大人物。”这位“伟大人物”正是毛泽东。又如韩启德主席提出：“要承认并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尊重别人是一种修养。我始终强调‘和而不同’。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是不同的，就因为‘不同’,世界才变得丰富多彩，和谐就是求同存异的结果。要和谐，要安定，就要让每个人保持个性，不能要求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和自己知趣相投、意见一致，只有在‘异’中求‘和’，‘和’才有意义。”
三、科学
1、崇尚科学的精神。如严济慈先生1933年3月在《大公报》上发表《科学是国际的吗？》一文，认为“中国尚无现代科学，更无现代的物质科学。……我们黄帝子孙，有悠久的历史、高等的文化，与深邃的潜势力，……对于各种科学，自当有我们特殊的贡献。”号召中国青年要“努力起来建设中国的科学！” 再如潘菽先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但他依然坚信“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砸不烂的，也是取消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他努力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体系，在“文革”中借写“交代”、“检查”的机会，抱病著书立说，写出了50多万字的《心理学简札》初稿。又如闵乃本先生说：“科学精神是进取精神、奉献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也是平等精神和群体精神，科学的追求旨在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
2、科学为民的精神。如张雪岩先生1935年到华北农村事业促进会担任《田家半月刊》副总编辑。该刊以反映农民呼声和普及农村科学为主要内容，在全国属于首创。它用通俗的文字语言宣传抗战救国，教导农民如何生活、怎样认识人生、怎样发展农业生产。《田家半月刊》在齐鲁及华北广大农村深受喜爱，发行量达十几万份，有着广泛影响，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再如梁希先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扬弃独善其身、自我欣赏的超人思想，坚决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使科学为人民大众服务。”又如上世纪50年代初，裴文中先生在常勉励大家放下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的架子，虚心向农民学习，以科学态度对待土地革命问题,努力在实践中锻炼成为人民的知识分子。土改结束后，裴文中先生在接受重庆《新华日报》采访时说：“科学应面向人民，应和广大人民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这是我此次参加土改工作，经过阶级教育之后的收获之一。”又如闵乃本先生在“把知识献给祖国人民”的讲演中说：“现在我们国家的建设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所以要根据自身条件来选择合适自己的工作，只要做好，就是一种贡献。天生我才必有用，要有用于国家，有用于人民！”“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奉献人民。”“科学的追求旨在对全人类的奉献，而不是以科学家本人的功利为目的。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毕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能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和人民。”又如许多社史人物利用自己在科学上的专业优势，在有关民主和民生的重要问题上积极建言献策，也充分体现了科学为民的精神。
3、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继我上台演说的是有名的‘大炮’许德珩，他的讲话具有甚大的鼓动力量。”翟俊千说：“记得五四游行示威出发前，北大学生数千人集合在马神庙大饭堂，先开了一个短会，人人义愤填膺，摩拳擦掌，有许多人奔上讲坛，说几句话，尤见激情。许德珩、张国焘情绪最为强烈，拳击木桌，可闻裂木之声，富有鼓动性。”陶希圣说：“许德珩每会必发言，老手捶桌子，说得那样起劲。”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许德珩主席是有名的“大炮”，揭露政府腐败，呼吁团结抗战，被称为“最能为人民讲话的参政员”。“在参政员任内，他是一位炮手，抨击蒋政府的腐化，及不合理的政策。”“在国民参政会中发言，他是蒋介石最感头痛的四人之一。”又如谭其骧先生曾将自己科学研究的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绝不迷信。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应该超过前人，你们应该超过我。只有这样，学术才能进步。”
4、追求真理的精神。如周培源主席以86岁的高龄，于1988年9月率182位政协委员赴湖北、四川视察三峡工程。之后，他以一腔爱国爱民之心，以一个科学家的严谨和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忠诚耿直，向中共中央多次直陈己见。周培源主席认为：“关于三峡工程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又如被誉为“科技界真理斗士”的邹承鲁先生，1981年便发表文章鲜明地提出“科研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邹承鲁先生对学生的一贯教导是：“追求真理，少贪虚名，少想发财，想发财就别到我这儿来。科学是寂寞的，科学家是寂寞的。别为出小名，赚小钱出卖良知。”邹承鲁先生晚年说：“我一辈子探索科学真理，现置身无处不假的环境中，安享晚年是不可思议的事，更不会闭眼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捍卫科学真理是非常正常的，如果熟视无睹，则寝不安枕食不知味。”邹承鲁先生在《科学研究五十年的点滴体会》中写道：“我一生做学问遵循的基本原则：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价值。”韩启德主席在“邹承鲁先生诞辰85周年纪念会”上说：邹承鲁先生在科学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学习他的科学精神，科学精髓本质上就是求真。邹承鲁先生为了科学事业总是坦率、直言，他反对科学中不从实际出发的做法和科研中的不道德行为，并身体力行。如果我们科学家有更多的人像邹承鲁先生那样，我们的社会将净化，我们的科学事业将发展得更快。
5、紧跟时代的精神。如许德珩主席早在1919年初发行的《国民》杂志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一文，认为“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这是比政治更为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而思想改革的目标，则是顺应“世界潮流之所趋”。从中可见许德珩主席当时的世界眼光和紧跟时代的精神。再如赵九章先生在科学事业上紧跟时代,具有远见卓识：“科研要急国家所急，还要先走一步，为国家长远需要早做准备。” 1964年他上书周总理，建议正式启动卫星工程，随之国家成立了“651”设计院，赵九章先生任院长，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又如1986年3月3日，王淦昌、陈芳允等四位科学家上书中央，对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建议。3月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强调指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经过200多名专家学者的全面论证和反复修改，1986年11月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又如吴阶平主席在九三学社建社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九三学社在五十年的战斗历程中，取得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其中之一就是“加强政治学习和自我教育，与各兄弟党派团结合作，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 又如韩启德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指出：“九三学社的历史表明，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为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作贡献，是我社存在价值和生命力所在。”
6、认真学习的精神。如魏建功先生在学术成长道路上信奉“勤”能补“拙”。学生时的他每天读书至深夜，有时一夜要做几十张纸的摘记。他脑勤、手勤、口勤，勇于探索又不耻“上”问。在北大上学时，魏建功上书北大教授会，针对当时学科不分类，学生选课难的问题，建议除一年级设共同必修课外，由二年级起学科设置分为三类。教授会采纳了他的建议，1925年秋季学科组织大纲就是按此修改的。又如韩启德主席2008年提出：“要读万卷书，要读有用的好书。”“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在谈社会主义，那有没有真正读过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呢？最近我专门读了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了解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它在当代的发展，我觉得收获就很大。再比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报纸上的文章多得很呢，但我觉得这样的文章看得再多也不如读一些相关的好书，书里的信息都是有用的，看完这些书以后收获更大。还有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这个瓶颈问题？太需要学习了。我就是带着问题去学习融资方面的知识，读相关的书，现在对这些问题就清楚多了。但在没有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让我去读这方面的书，我想肯定是读不进去的。读书多了以后，我慢慢觉得读书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或者说已经成了一种生活需要。我觉得养成读书的习惯很重要，什么时候读书成了习惯，也就养成了学习的自觉性。即把‘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这样的学习肯定是结合自己的需要，而且也是自己的兴趣，当然就会有收获。今年国庆节期间，我把所有事都放下，带着一摞书去杭州待了五天，坐在西湖边上读了整整五天的书，觉得真是一种享受。”又如“九三讲堂”已在社中央机关举办过十多届，韩启德主席每次都以普通听众的身份在台下就坐，并自始至终都聚精会神地听讲和记录。韩启德主席也多次参加在社中央机关举办的多数与会者都不念稿、都讲肺腑之言甚至并无主持人的读书会、学习研讨会和“青风沙龙”，与大家平等讨论、聚焦问题，进行思想上的深度碰撞，极大地推动了社中央学习型机关的建设。
7、善于思考的精神。如吴阶平主席说：“实践、思考、知识的自觉结合至关重要。三者缺一不可，思考是结合的关键，从重视思考到善于思考要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中认真总结自己的学习体会。”再如闵乃本先生回忆说：他1990年研究多重准位相匹配理论时，“意识到一个理论必须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必须做实验来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当时碰到的最大难题是制备介电体超晶格的新工艺。“在开始的一两年内研究毫无进展，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但是越是痛苦越是不得要领，就越能体现科学工作者的素质，那就是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在发展中创新”。又如韩启德主席提出：“我们讲科学，科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质疑，要多问‘为什么？’孟子讲‘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不能书里面说什么你就信什么，那是不会变成你的智慧的，那样的话还不如不读书。《金刚经》里讲，‘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如来所说法（即佛法）是不可抓住的，也是说不出来的，说得出来的、表达出来的，就已经不是佛法了。没有什么是固定的东西，非法不是非法。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讲出来的‘道’已经不是‘道’了，‘道’需要‘悟’，是心领神会。这个‘悟’的过程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
8、严谨治学的精神。如柯召先生一贯严谨治学，刻苦钻研。他非常善于利用时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常在旅途中认真进行学术思考，有的论文就是在火车上构思的。他说自己的一些数学结果，是在晨起或午睡醒来时偶然得出的，或者可以说是突然得到的，似乎有灵感。其实这都是柯召先生一贯严谨治学、刻苦钻研的收获。又如20世纪50年代，袁翰青先生开始从事化学史，特别是中国化学史的研究。他治学非常严谨，认为研究工作应遵循三个原则：(1)要有正确的历史观点，即必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证和评价化学史中每一事实。(2)发明和发展并重。必须重视化学知识在发展过程中的积累和突破的相关性，既不能偏重研究最令人兴奋的发明和创造，如造纸和火药，又不能偏废化学知识的积累和传播。(3)对史料必须审慎处理。首先要注意史料的可靠性和历史的真实性，孤言片句不足以构成有力的论证，同时还应该识别伪书的存在。在研究古代的化学工艺时，尤其需要用实物来证明。
9、勤奋工作的精神。如涂长望先生1960年两眼不能聚焦，蒙上右眼后写了2000多字的涉及多项业务的建议书；1961年双目接近失明，用口述完成了他最后一篇题为“关于二十世纪气候变暖的问题”的重要论文；双目失明后，他仍时刻关心并深入思考我国的气象工作；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思维仍很清楚，但语言能力丧失了，只好艰难地用手势表达还想为国家工作20年的心愿。再如王选老师曾住过北京大学佟府园丙八号，在只有11平米的平房里，一住就是十几年。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金瑞林教授，与王选老师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老邻居，他感慨地说：王选老师住佟府园丙八号的时候，“已经是教授了，而且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经常看见他在院子里的破木椅上，靠着一个软垫，勤奋地工作。” 2003年，王选老师病情加重，但仍躺在病床上看完博士生潘爱民长达100页的毕业论文，并在5天内将修改意见返给潘爱民。潘爱民回忆说，他能看出王选老师仔细阅读了全文，“这对于病人来说是相当辛苦的”。又如闵乃本先生的科研团队里，无人规定何时上班、何时下班，但每位成员吃完晚饭都会自觉地赶到实验室，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离开，大家已习以为常，19年来如一日。所以闵乃本先生认为：“做科学工作，我体会是自讨苦吃，没有钟点，没有假期，没有周末，一有时间想到的就是科研，尤其在没有突破的时候非常痛苦。当然，入了迷以后就乐在其中，一旦理论结果或科学预言被实验证实了，这种成功的喜悦是别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体会到的，只有自己能懂。”又如王志珍主席总是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里勤奋工作，她在广西作学术报告时说：“我觉得兴趣对一个人成功很重要，有兴趣才能吃苦。我大年初一都泡在实验室里，别人说我的活不是人干的，但我乐在其中。”“我在工作中觉得最美的事情有两样：一是在研究和反复修改论文中，找到一个能很好表达出自己科学观点或问题的图画，写出一篇好的文章；二是遇到一个聪明的学生，在和他对话、交流中产生一个Ｉdea（主意）。”
10、精益求精的精神。如魏寿昆先生每次讲课前，都要认真修改教案，增补国外前沿研究的新资料，吸收国内生产与研究方面的新成就。所以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有位没听过魏寿昆先生讲课的学生，要求在毕业前能聆听一次他的专业讲座，作为一种享受来使自己得到满足。在北洋大学校志里有这样的记载：“矿冶系魏寿昆主任，他在课堂教学，条理之清晰，逻辑之严密，科学之论证、分析之透彻，深为师生折服与钦佩。”再如2004年底，我陪同金开诚老师出席某文化论坛。当时金开诚老师致词只有5分钟，但他讲得精彩异常，可谓语惊四座。会下金开诚老师坦率地告诉我，为了这5分钟的致词，他自己在家对着镜子练习了十几遍表情，拿着录音机录了十几遍声音，直到表情和声音完全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为止。又如韩启德主席提出：参政议政“不仅要看到当前的这一步，还要看到这一步以后的第二步第三步会发生什么情况，据此来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我觉得提出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也很不容易。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要去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有时候我心里很没底，倒不是担心自己谈的问题不能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而是担心我提的这些问题太‘小儿科’”。“现在我觉得写好参政议政的文章越来越重要，这是参政议政成果的最终体现。我看古人写的奏折，文字优美，篇幅不长，但言之有理，能把事情说清楚、说明白。现在我们的一些文章写得很长，却不知所云，让人印象不深刻。我们要努力改变八股文风，不断提高写文章的本领，把参政议政的报告写好。”韩启德主席正是凭借这种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使他近年来最出色的能力，更多体现在许多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综合性的高层次高水平的各种会议讲话、政治协商发言和参政议政成果上。
11、勇于创新的精神。如1980年严济慈在《人民教育》第11期上发表了《谈谈读书•教书•写书•做科学研究》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勇于创新的精神：写书要“推陈出新，写出自己的风格”、“要尽量用自己的话去论述问题”，让看书的人“好像听见你在说话一样”。“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在于探索未知”，因此，“在学术上应有所创见，在技术上应有所创造，即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应有所创新”。再如黄昆先生喜欢从“第一原理出发”，去探寻物理世界的奥秘。谈起创新，黄昆先生这样评说自己：“我文献看得比较少，因为那样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变成书本的奴隶。自己创造的东西和接受别人的意见，对我来说，后者要困难得多。学别人的东西很难，而自己一旦抓住线索，知道怎么做，工作就会进展很顺利。”“我喜欢与众不同，不喜欢随大流。如果跟着大家做，就没有什么意思。”刚上中学时，在伯父的要求下，黄昆先生除作业外还要去做数学书上所有题目，“不仅使我数学很熟练，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黄昆先生说自己很少去看书上例题的偶然情况“有着深远影响，使我没有训练出‘照猫画虎’的习惯。”又如在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闵乃本先生等完成的《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和应用》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奖之际，闵乃本先生说：“这一项目从提出基本概念、建立基本理论、证实基本效应一直做到最终研制成功全新的原型器件，历经19年。”“这项成果的取得是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结晶。”对于这次获奖关键所在的创新，闵乃本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在发展当代前沿的过程中才能创新。”
12、执着争论的精神。如1930年秋，谭其骧先生进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师从于顾颉刚先生。次年秋，谭其骧先生读了顾颉刚先生“尚书研究”的讲义以后，认为其中所列的十三部并不是西汉的制度，即在课后向顾颉刚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顾颉刚先生要他将意见写成文章，并在收到的第二天就复了一封六七千字的长信，对他的看法赞成三点，反对三点。这进一步激发了他争论的勇气，六天后写了第二封信，就顾颉刚先生不赞成的三点再次申述了自己的论据。十多天后，他收到了顾颉刚先生的复信，对第二封信的三点又同意了一点，反对二点。不久，顾颉刚先生把这四封信加上“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题目，印发给全班同学。这场争论不仅提高了谭其骧先生的研究能力，而且使他对历史地理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最后选择了历史地理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又如时隔数十年后，杨振宁先生对黄昆先生的认真仍然念念不忘：“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国做研究，而是当时和黄昆同住一舍的时光。”黄昆先生在西南联大任助教时，和年小几岁的杨振宁先生同住一屋，那时他们总是喜欢纵论天下，相互顶牛。而黄昆先生往往都将话题引向极端，引发无休止的争论。有一次，为弄明白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含义，他们从白天一直争论到晚上，最后是上床后又爬起来，点亮蜡烛，翻看权威资料来解决争论。杨振宁先生说：“正是这些争论，使我找到了科研的感觉。”
13、知难而进的精神。如黄汲清先生一生工作勤奋，知难而进，他曾语重心长地说：“生活的道路不是平坦笔直的，科学的道路更是如此。一个人一生要想做出点成绩，必须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埋怨环境，不呼喊困难，认准目标，一直往前。挫折是暂时的，成就是永存的。在山穷水尽之时，要想到柳暗花明之日。”再如周培源主席为人正直无私，刚直不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从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文革”期间，陈伯达找周培源主席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周培源主席以科学精神捍卫科学，旗帜鲜明地表态：“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倒。广义相对论有争议，可以讨论。”“讨论，也是物理学家的事。”直接把陈伯达顶了回去。这充分说明是周培源主席是“高举科学的骨头前进”（1975年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呼吁“高举骨头前进”，批评那些在“四人帮”高压下屈服的“软体动物”，鼓励人们立身处世要有骨气）的科学家，不是察言观色的“气象学家”。再如“四人帮”推行实用主义，轻视基础研究。有人如此评论：“中国自五四之后觉醒的科学与民主意识，面临着一次空前的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是向愚昧与专制倒退，还是向科学与民主前进？深厚的学养与强烈的科学信念，又一次使周培源按捺不住心头郁愤，破门而出，高举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大旗，顶着凶猛的潮流成为当时众望所归的科学界的中流砥柱。”周培源主席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阐述基础理论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文章，于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的发表，犹如惊蛰春讯，在国内科学界、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也钦佩周培源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的勇气，能够为人民、为科学仗义执言”。杨振宁先生赞叹道：“大家对周先生很佩服，因为他不怕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