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藻溪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科学家、教育家、诗人,九三学社的重要创始人。他一生始终追求革命与真理、民主与科学,是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在重庆,吴藻溪与南方局联系非常紧密。1946年初,他力邀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重庆工委书记的董必武为世界科学社名誉社员。为回应吴藻溪之请,3月5日,董必武特意致信一封,称:
“大示奉复,我是科学的门外汉,虽极愿科运展开,愧无丝毫裨益,蒙推为世社名誉社员,越发使我惭悚!吴老同志为解放区科运联系计,当可承受也。
曾女士能看清问题,不为流言所动,颇为难得,强将手下无弱兵,信然……”
这在当时是一封很平常的谦让回信,却引出了三个故事:
故事一:董必武力荐吴玉章
信中,董必武自谦“科学的门外汉”,不宜“推为世社名誉社员”,同时极力推荐“吴老同志为解放区科运联系计,当可承受也。”
“世社”即“世界科学社”,是1934年秋,为提倡自然科学,吴藻溪与唐嗣尧(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中路军处长)、王良骥、薛云鹏在北平发起成立的。社员起初有乐天宇、黄际遇、薛云鹏、苗竹风(迪青)、鄂济民、彭光毅、邹明初、毛乃琅、齐永魁、陈同素,赵吉人,史汉彦,张同仁,孟树之,杨友棠和孟宪章等数十人,后来增加至百余人。唐嗣尧任社长,王良骥、苗竹风先后任总务部主任,吴藻溪任社刊《科学时报》编译部主任。后唐嗣尧忙于公务,王良骥、苗竹风忱于生活,整个社务差不多都落到吴藻溪、薛云鹏及吴的弟弟吴汉溪肩上。
由于宣传抗日,“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的第三天,就被日寇取缔,社产被没收,吴藻溪被通缉。世界科学社即迁至重庆。
吴老,即吴玉章,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曾先后留学日、法、苏,1938年回国参加民族抗战,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代表赴渝出席政协会议。1946年兼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在延安,吴老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
董必武推荐吴玉章,认为他在延安时主要从事与科学文化运动相关的工作,适合担当,同时,在很大的程度上希望把延安与重庆的科学文化运动结合起来,加强对世界科学社的引导,以形成一股革命洪流,扩大其影响。
不久,董必武和吴玉章都应邀成为世界科学社的名誉社员。
故事二:强将手下无弱兵
20世纪40年代末,国共围绕着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在政治、军事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作为政治较量的最高潮,按照国共谈判形成的《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民盟、青年党等)为和平建国大业,在重庆国府礼堂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会议围绕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队改编、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在重庆谈判期间,陈立夫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当面驳斥,对于召开政协会议,陈果夫、陈立夫一直有抵触情绪,甚至坚决反对。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别上了共产党的当。会议召开后,陈立夫与周恩来几次唇枪舌剑,正面交锋。会议最终还是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是中共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与国民党开展斗争取得的一次胜利。
会议结束后,陈立夫心里非常窝火,他几次向蒋介石请示。蒋命令他对政协决议“就其荦荦之大端,妥筹补救”,意在破坏政协会议成果。作为中共南方局的喉舌,当时《新华日报》刊载了政协协议。于是,进入2、3月间,就发生了多起学生、社会流氓殴打《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的事件。中共南方局与报社知道是国民党特务捣鬼,但苦于找不到证据。
其间,吴藻溪收到他过去的学生、思想倾向进步的复旦大学学生曾玉春的秘信,陈言那些学生都是陈立夫授命CC特务煽动的,大多数学生们根本不明真相。作为当事人,曾玉春在信中交待了时间、地点,以及CC特务们的所言所行。吴藻溪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董必武。中共中央南方局立即与陈立夫交涉。起初,陈立夫还满口狡辩,但在确凿证据面前,他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诺,将严格约束自己的人,今后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鉴于曾玉春的大义,董老在这封信中强调:“曾女士能看清问题,不为流言所动,颇为难得,强将手下无弱兵,信然!”
故事三:平反改正两个“右派”
1946年底,吴藻溪按照周恩来、董必武安排,到上海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军事、政治、外交、文化教育等工作,在上海解放前夕参加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策反工作;1949年9月,作为九三学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华东军政委员会士改委员会委员、行政九级。
1957年反右斗争中,吴藻溪被错划成右派。他感到委屈,但没有怨言,因为他相信党最终是了解他的。他曾经写道:引领向北望,久久不能休。浩渺将何见?思见天安楼。但愿毛主席,寿长亿万秋。他将自己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党团等组织来往的信件装订成册,并在封面写上了“革命文物”四个字,交给了党组织。经办人员认为,吴藻溪是“右派分子”,他的东西不可能是革命的,于是将“革命文物”四个字抹去,所交信册存档。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蒙冤者平反昭雪工作大规模展开。有一次,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泽碰到吴藻溪的大儿子吴维扬,告诉他:你父亲是革命的。吴维扬还收到湖北崇阳老家一个农村干部的来信,称他父亲根本不可能是右派,让他找组织申诉。
吴维扬1975年就已与父亲取得联系。他知道父亲的冤情,四处奔走,积极争取为父亲平反。因为吴藻溪的历史渊源,情况特殊,平反工作受到极少数人千方百计的阻挠。
他的行动得到上海市政府参事室负责平反工作的冯浩等人的同情和大力支持。冯浩把他父亲上交信件、其中包括这封信的复印件交给他,给他出主意。吴维扬拿着信到北京,找了父亲过去的很多老同事、老朋友。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薛子正正在指导华东片区平反工作。1928年,他在冯玉祥的部队就认识吴藻溪,在重庆期间,他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成员,与吴藻溪打过很多交道。在与吴维扬谈话时,他强调:“了解你父亲的人不多了,但我是了解的。”当场,吴维扬泪流满面。
1978年4月,吴藻溪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改正,恢复了原职原级别,被安排在湖北文史馆工作,1979年调回上海文史馆。可以说,这封信功不可没。1979年10月,由于积劳成疾,吴藻溪与世长辞。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为他主持召开了追悼会,对他作出高度评价。
九三学社早期社员朱鸿贤在建国前曾长期追随吴藻溪,在上海时协助他做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1952年,他由重庆调成都,曾先后在四川省政府工业厅财务科、四川财经学院工作。由于80年代初期,《新华日报》处于密封状态,各方面信息不畅,他仍然以追随大“右派”分子吴藻溪,加入“国际反革命组织”——世界科学社为由,蒙受不白之冤。
吴朱两家是世交,解放前后联系不断。有一次,吴维扬到成都开会,专程到财经学院拜访朱鸿贤朱伯伯,向他面呈了这封信的复印件。朱鸿贤非常激动,连声说:能不能给我,能不能给我。吴维扬告诉他:这本来就是给你的。
财经学院知道朱鸿贤是冤屈的,非常同情他,但由于没有证据,平反工作一直久拖不决。在专案组得到这封信后不久,朱鸿贤正式平反,恢复原来的政治、工作、经济待遇。(郭 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