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爷爷是严济慈。但在她眼中，爷爷并不是那个大科学家，也不是那个高级领导，而是个浪漫而孤独的老人。她说，自己并不太了解爷爷。但她在国外学成归来后，屡经申请，加入了九三学社，爷爷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她只和父亲相处了三四个月，却从未叫过他一声，她曾内疚自己伤了他的心，但今天她坚信父亲是爱自己的。经历了对自己家庭的种种情感，她现在只有感激。

严慧英是个很感性的人。谈到自己出生的家庭，她的感觉是有点复杂的。但在她讲述的那些故事细节中，有一点却非常明晰:伴随着她的成长，她对家人的理解有着越来越多温暖的色彩。

第一部分　从没叫过爸爸

严慧英出生43天，母亲就把她送到了江西南昌姥姥家。父母要到四川去支边，无法照看两个小孩子，他们只带上了大严慧英两岁的哥哥。

姥姥是个特别温和的人，从东北跟着解放军南下，曾在南昌一家学校当校长。对这位从不张扬的老人，严慧英充满了温情的感激，“我有很多对人生的理解都来自她”。对姥姥的为人，严慧英讲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家里请了小阿姨，姥姥一定要给她报一个学习班，并且约定只能干三年的保姆工作，然后就必须离开去找更好的工作。

但对于小孩子来说，父母的爱是无法取代的。7岁那年，严慧英来到成都上学。当严慧英终于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时，她却发现家门口贴着大字报，发现所有人都在说她的父亲“很坏”。对于一个正是心理逆反期，从小就没有和父亲在一起生活过的小女孩，这显然带来很大的心理障碍。在和父亲相处的几个月中，“我从来不叫他”。

在严慧英到成都后的大约三四个月，她的父亲因为说四川“闹得太厉害了”，向上级反映了自己的意见，很快就被从家里带走了。等家人再打电话去询问，“人已经没有了”。

父亲的去世，让只和父亲相处了三四个月的严慧英非常自责和内疚，“小时候我认为是因为我不好才导致这一切”，而自己从来不叫爸爸，“他肯定很伤心”。

这个情感的疙瘩直到很多年后她长大才终于解开。“五六年前我去成都出差，住在一家饭店，晚上到酒吧去，不会喝酒我就喝饮料。一边喝一边和旁边的老外聊家常。突然一下子，我意识到，不管我爸在不在，他肯定很爱我。在那一个时刻我感悟了自己，大哭起来，哭出了心中的那个疙瘩……”

第二部分　孤独而浪漫的爷爷

父亲去世后，7岁的严慧英和哥哥一起被接回北京，从此开始和爷爷生活在一起。

这时的爷爷已经是古稀之年。看到过世的儿子留下一双儿女，老人心中的伤痛该有多深！而且，“我爸爸是五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二，家中很多事爷爷奶奶都以他做主心骨，爷爷奶奶很爱他。他去世后，奶奶经常歇斯底里的叫喊。”很多年后，严慧英开始理解当年爷爷的心情，但7岁时，她只感觉到爷爷很严厉，人很古板。爷爷自己总是5点多就起床了，然后锻炼，给他们做早饭。当时他们和爷爷一起住在国际饭店后面一个特别大的院子里。她现在还能记起，冬天的早晨，爷爷戴着一个瓜皮帽，在院子里敲大煤块。因为带有南昌口音，同学们总笑话自己，她也感觉自己是“一只丑小鸭”。她考试成绩不好，会遭到爷爷严厉的批评。而爷爷的浙江口音特别重，她到北京很长时间才听明白。

一个“自怜”的小女孩，有很多自己的心事和苦恼，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甚至愤慨自己为什么要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所以当后来很多人请她回忆当年爷爷的一些事情时，严慧英只能给出一些模糊的片段。

她记得，“上中学时，爷爷越来越忙，他担任科学院副院长后，活动多起来，每逢过年，总要带我们去拜年。上高中时，李政道先生老到家里来。我上大学第一年，爷爷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活动就更多了。”

严济慈的确很忙碌。从1980年起，他和李政道合作组织了CUS－PEA，在国内招考与物理有关的专业大学毕业生赴美进修，到1990年，共招了10次，有近千名学生分布在美国72个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成绩甚为优异。从1983年起，他连续被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而这段时间，也是老人情感波折很大的时期。因为“奶奶在他刚当副委员长时就过世了”。

奶奶张宗英是当年东南大学的高才生，她和爷爷相伴了57年。

“回忆起来，觉得当时爷爷是很孤单的老人。”严慧英记得，爷爷就把奶奶骨灰放在他卧室边上，每天早上过去，坐上5分钟、10分钟，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多年以后，严慧英看到了爷爷曾经写给奶奶的情书，才发现，爷爷并不是一个古板的人，“他写给奶奶的情书，特别浪漫”。

1923年8月8日，严济慈与张宗英在亲人面前正式订下百年之约。张宗英是东南大学品貌绝佳的淑女，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在南京一所工业学校任校长，她是东南大学惟一的女性。严济慈是农家子弟，但他以浙江省状元郎入南京这所名校。在校学习期间遥遥领先，到四年级就已经有两本著作。10月12日，严济慈登上海轮欧洲留学。他一年之间就完成三门主课拿下硕士学位，1925年7月，法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夏里·法布里教授聘请他到自己主持的巴黎大学光学实验室从事物理学研究工作。这项聘请决定了他走上中国当代物理学家的求索之路。两年后，他依据实验所得形成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并因此论文通过答辩，27岁获得当时世界科技强国之一法国的国家科学博士学位。

就在赴法旅途中，严济慈给张宗英写了很多书信。在已经出版的《法兰西情书》一书中，我们可以阅读到严济慈1923年10月14日夜从香港寄出的一封信，其中写道:“真卿(张宗英的字)吾爱:……我没有想你，却亦可说刻刻想到你。宗英，我要不想！这中间很DELICATE，极难得其平，我想你亦有这样的苦恼。”另一封1923年10月25日夜寄自槟榔屿的信中则这样写道，“月儿！你明明看见我，看见他，为何瞒着我，哄了他？请你告诉他我的今夜，告诉我今夜的他。”而信的末尾总是充满爱意的署名:“你的爱　慕光(严济慈的字)”、“你的将来的仆人”。

这些书信让严慧英看到爷爷的另一面，更让她感觉亲近的那一面。

第三部分　感激生活

严家严慧英这辈儿有10个孩子，比她大的6个孩子都陆续出国留学了。“大家都看着你呢。”在这种几乎“无奈”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的严慧英虽然不喜欢理工科，而且因为成绩不好，申请不到奖学金，她还是自费来到美国，在其西北与加拿大接壤的蒙塔那，就读一所金属学校。学校当时一个学期要1000多美金的学费，而她口袋里只有300美元的生活费，那是叔叔送给她的。“到今天都特别感谢叔叔。”

刚到美国的严慧英，随身带了个小收音机，但变压器因为规格不同却不能用。“那里的冬天零下40度。下雪了，想去超市买吃的。却只有土豆和冻鸡翅。出了超市，眼泪就下来了。不是伤心，是孤独。回到宿舍，没有盐，煮了两个土豆吃。”到了国外，严慧英发现“每一块面包都需要自己去挣”。她必须到餐馆打工，为自己挣出学费。

国外生活的艰辛，给了严慧英重新认识、理解生活的新机会，也让她对自己的家庭有了更多平和的接受。“当初很愤慨生活在这个家，给了我很多痛苦。现在却很感激。”

1993年她第一次回国，爷爷已90多岁高龄。她每天跑出去见同学，爷爷总会在早上去确认她是否回来了。她开始发现，爷爷其实很关心她。

1996年爷爷去世时，她没能回来。当她正怀孕期间。爷爷11月2日过世，她的女儿18日出生。

1999年，严慧英正式决定回国发展。第二年，她就向九三学社提交了加入申请。

对于爷爷作为发起人的这个组织，她了解并不是非常多。但感情上感觉很贴近。她清楚记得，每次政协开会，爷爷总是很认真地写提案。“茅以升拄着拐杖到我家，和爷爷聊得最多的是科教兴国。老人们很兴奋，谈国家科技如何发展，谈九三科学家如何发挥作用。”

严慧英说，她希望加入九三学社，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更好地适应国内生活，为社会做些事。

2004年底，严慧英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她正式加入九三学社，成为东城区支社的一员。

和爷爷的认真一样，严慧英每月都坚持写点东西，这些建议有关于住房的，也有关于医疗的。而这个写东西的过程，让严慧英“进一步了解社会、感觉自己责任感比较重了”。

听到九三学社王选关怀基金正式成立的消息后，严慧英向王选关怀基金捐赠了基金成立以来的第一笔款项。她带着一封饱含深情的书信及2万元人民币来到社中央。信中说，“我深深地被王副主席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所感动，作为一名九三学社的普通成员，很高兴有机会可以为本学社贡献自己的微薄。”

学会感激生活的严慧英，更愿意从生活的细节给别人送去帮助。她说，过圣诞节时，她会带上两个女儿，带着节日的小帽子，到别人家门口唱圣诞歌；她还捐助了12个孩子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