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载自《中国科学家回忆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潘菽，著名心理学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由于抗日战争，我在重庆度过了九个年头。回顾我已接近黄昏的一生，在重庆那八九年的苦难生活对我是有一定的特殊意义的。主要的一点是，它使我由学术和政治的分工论者变成学术和政治的统一论者。

还得稍许提前一点说起。我从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就下决心要多学一点东西回来，对所学的专业也深感爱好。从此就一心扑在所学的专业上并形成了学术和政治分工的想法。在国外学习的后期，从报纸上知道了国内北伐革命的节节胜利，很为高兴，但完全不了解这是国共合作的结果，也完全不知道后来国共合作的破裂。我于1927年秋季回国，那时国民党一党执政的政府已在南京成立，并设立了第四中山大学。我回国不久也就被聘去那个大学任教。我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介怀就去了并安心下来。那时候在学校里要做一点研究工作以提高业务是困难的，不过我自己缺乏奋斗精神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头几年中，多未免是混混沌沌过日子的。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我才初次惊醒过来。我那时喜欢看上海版的多种刊物，从中可以了解到上海进步知识界的一些思想情况并间接了解到党的一些主张和政策。在1933年我的长兄梓年同志在上海被捕，我做了一些营救工作，因而对党增加了一点接触和了解，使我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党领导下工作的人是如何忠诚地为国家民族担负着如何艰苦危险的任务。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民族危机已达到极点，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我感觉到要挽救危亡，只有广泛发动人民大众的一途，而要广泛发动人民大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那时党的武装力量已相当强大，并已宣布了抗敌的正确政策。因此我虽满怀殷忧，但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却抱有充分的信心。学校决定迁往重庆，我也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到重庆。

还要插几句话。学校迁重庆，却告知教职员那里地方很挤，不要带家属。因此，我把妻子儿女都先转移到家乡一个较安全的农村后，即单身去重庆，等做好准备再回来接他们。听官方说昆山一带有一条很坚固的防线，敌军不能轻易西进。不料我刚到宜昌就听说南京沦陷。从此东西隔绝，造成我和家人在整个抗战期间两地分居。这就使我的家人在乡村度过了八九年真正的苦难生活。这是我在重庆的年月唯一的一件使我时常牵挂不安的事。

还要先提一下《新华日报》。当我到南京准备西上时，我的长兄梓年同志也到了南京。他是为了筹备把《新华日报》在南京办起来的。也不料险恶的形势急转直下，很快使南京也受到了威胁，不得不转移到武汉去办报。我很关心这个报，因为它能使广大的人民大众听到党的声音，这对抗战斗争是非常重要的。我在重庆听到《新华日报》快可以出版了，就托我在报馆工作的一个小兄弟把每天的社论和重要的消息报道都剪下来寄给我。不多时，武汉也受到威胁，《新华日报》又最后撤退到重庆。我的那个小兄弟美年同志却不幸遇到敌机轰炸而牺牲了。报馆迁到重庆后我就可以直接订阅《新华日报》直到我因抗战胜利而回到南京。《新华日报》也曾准备迁回南京，一部分人员已到了南京并租定了房屋，因和谈破裂而未果。我此时还连带想到在重庆每天给我送《新华日报》的那个姓牟的报童。他看来只有十几岁，但显得颇有政治觉悟，能不怕送报所遇到的困难和暴行而坚持送报。

以下言归正传，回忆到我的重庆八九年的一些主要情况。在学校担任的教学工作可以不去说了。但要表明一点，就是我所热爱的业务在苦难的日子里仍然时时在心。

在重庆时期的生活中，我首先要回想起来的还是和《新华日报》以及新华日报馆的关系。我从这方面的关系得到了处在国家、民族的大灾难时期所需要的光明和鼓舞，也使我增加了对党的认识和向往。我的老兄负责《新华日报》的工作。我常去看他，因而也比较常去新华日报馆，结识那里的一些同志，如章汉夫、吴克坚、石西民、熊瑾玎、乔冠华、于刚等。我以和老兄的兄弟关系去那里并和他们联系比较方便，他们也不把我看做外人。他们有什么过节联欢会或纪念会或庆祝会都邀我去参加，当然也邀别的人。因此，延安方面的一些重要消息或言论或文件，我也比较容易听到或看到。也由于这种关系，常驻在重庆的党内领导同志，如周总理、董老、邓大姊，我也较有机会能看到。因而我逐渐靠拢了党。我在重庆时期的主导思想是，除了学校的教学任务和不能完全丢掉业务工作外，觉得应该力所能及多参加一些对党的事业有益也就是对抗战有益的活动或工作。这是促使我在那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的动力根源。由于自己的活动能力薄弱，在所参加的社会活动中尽的力量其实很有限，虽然都是积极从事的。我是一个跑龙套的人，当不了主角。我没有什么突出的行动事迹或贡献。对党来说，我在那时是一个志愿的但不够管用的兵卒。

我到了重庆的第二年春天《新华日报》迁来重庆。我的老兄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学术研究会”。我第一次去参加时，在门口招呼我的是陈元晖同志。他那时是我们系里的一个学生，我由此明白了他的政治面目。在那次会上作中心发言的是侯外庐同志，讲的是新三民主义问题。出席的人还有钱俊瑞、翦伯赞、葛名中（葛春霖）、吴藻溪、孙克定等同志。他们都是我初次认识的。还有其他几个同志我记不起来了。听说郭沫若同志是这个会的会长。我的老兄也是会员。但在那次会上他们都没有出面。对那次会的论题，我完全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表示意见。1927年秋，我初回国到了家乡县里时见到我那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县政府工作的老兄时，我曾对他表示我的一种看法，即认为三民主义还不彻底。但这完全是我的一种直觉印象，要我做出学术论证是做不出来的。

这个研究会似乎是党所推动组织的，但我没有究问，不明确这一点。这个会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组。我参加了上述的那次会以后没有再参加第二次这样的全体会。听说社会科学方面的人都离开重庆到解放区去了。只剩下自然科学组的人还继续活动。在我的回忆中，这一组的活动也不很经常，但也没有宣告解散，直到抗战胜利。有一次会上有两个人吵架吵得很厉害，我也没有听出他们究竟为了什么。其中的一个就没有再来参加。

我在学校中有两位同事，即梁希同志和金善宝同志，他们都很关心抗战前途，知道我和《新华日报》有联系后都想和我谈谈以更多了解延安方面的消息。我就和他们约定时间并另外邀了校内同事一两个人在一起谈谈。谈后大家觉得这样谈谈很有必要，就决定经常这样谈谈，时间是每星期的一天晚上，地点是在另一个同事李士豪同志的房间里。他单身住一个房间，来往的人很少，地点也较僻静。在第二次或第三次会谈时校内的涂长望同志和干铎同志也参加了进来。稍后，在附近的重庆大学的谢立惠同志也参加进来了。较后参加进来的是在附近一个工厂里工作的钱保功同志。还有一个在相去不远的一个研究所里工作的同志也参加得较早，但不很久就去世，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这些都是经常参加的人。也有个别有关系的人临时来参加的。这个会的内容主要是交换交换所听到的时局消息，特别是延安方面的消息，议论议论抗战局势问题，尤其是延安方面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以及言论是大家所急切希望了解的。后来又增加了学习马列主义代表著作的内容。梁老学习得最认真。他结合森林学写了一篇学习心得的论文在会上宣读了并在《群众》上发表出来。我的学习也是希望对业务上的理论问题的理解有所帮助。但我的学习感到吃力，难以深入，收获太少，但总算是我比较细心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开始。这个会原来没有什么名称，也没有想到要有一个名称。后来对外有了一些联系，在谈到它时就姑名之为“自然科学座谈会”，这个会和前面所说“中国学术研究会”的自然科学组的会有交叉，如谢立惠同志和我两方面都参加，和吴藻溪同志也有时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这个会的内部是很和好的，可以说没有什么意见分歧，更没有什么争吵。这个会成立后党就知道了。此后，新华日报馆有什么纪念会庆祝会之类不仅邀我去参加，也邀这个会一些人去参加，但不一定是全体。有时我们也自动去看看那里的同志，和他们谈谈。梁老特别喜欢到那里去看望看望。他对党是非常向往的。梁老在六十生辰时，周总理和董老等同志特别为他举行一个庆祝会。他在会后写了几首诗分别给几位领导同志以表答谢之意。

我还参加了另外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已故的黄国璋同志和我很熟。他原来是在重庆的北碚工作。在抗战中期稍后，他来到重庆市区工作。他和劳君展同志的老兄是亲密的同学，因而也熟识劳君展同志。由于这个关系，大概他常去许老那时的寓所谈谈。他在和他们谈的时候，可能曾提到我。许老和我在五四运动时曾同时被捕并拘留在一起。所以他是知道我的名字的。我和许老是北大同学。他比我高一个年级。他又是五四运动的一位“健将”。所以我更知道他。但我和他还不熟识。他们大概想到要我也去谈谈。第一次就和黄国璋同志一起去了。去许老家里时，每次都要吃饭，在吃饭前后互相谈谈。没有经过多次以后，我又介绍税西恒同志也来参加。我初到重庆时，税老是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我从学生中听说他是一个开明进步人士。他来参加时还带了一位姓周的朋友（一时记不起名字）一起来参加。税老参加进来后，聚会的地点就改在重庆市自来水公司，因为税老已专任那里的总工程师，那里有厨师，吃饭也方便，因此仍是每次聚会都要吃饭。过了不久，我又把学校里座谈会的同志陆续介绍进来。此外还有一些从别的方面参加进来的人。这样，这个座谈会就有相当规模了，代表的方面也较广了。这时已接近抗战胜利的日子，这时有一部分同志感觉到这个会应该有一个名称。许老曾提议可以名“民主与科学座谈会”。大家对此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名称也没有向外公开用过。

抗战胜利了，就面临着国内以后的复兴问题。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是必须改变的了。因此，争取民主的斗争就开始升温起来。这个座谈会的同志大家感觉到有扩大组织，正式建立公开的组织，代表文教科技界的一部分，参加到争取民主斗争的行列中去以增强斗争的力量的必要。于是就决定这样做了。一方面再增加吸收一些可以团结的人士，一方面开始从事筹备工作。有一次的筹备工作会议是在1945年被决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的9月3日召开的。在这次会上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建立的组织的名称问题。在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可以考虑到9月3日这个纪念日的重要意义，同时这个组织的性质应该确定为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而不是寻常意义的一个政党较好，以便照顾到所要团结文教科技界的许多人不愿参加政治活动这个特点，因此这个组织可以定名为九三学社。这个建议得到会上的同意，所要建立的组织的名称就此定了下来。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和酝酿，于次年五月四日举行九三学社的成立大会，宣告成立。

那时国际上有一个“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英国的分会是“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法国的分会是“法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法国的居里先生是这个国际组织的会长。那时英国的李约瑟正在重庆负责设在重庆的“中英文化馆”的事。他是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一个负责人，和涂长望同志认识。因此我们学校里那个座谈会的人想到可以借用这个有一定进步倾向的国际组织的名义，建立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以宣传科学的社会性和应起的社会进步作用，并用来团结我国那时科学界已有的许多有一定进步要求的人士，以做好抗战胜利后所需要进行的大量复兴建设工作的准备。这个提议经大家赞同后就起草发起建立这个组织的缘起和会章草案，征求发起人。结果得到重庆地区和其他可以联系到的非解放地区的科技界近百人的积极响应，很少表示不赞同的。发起人中包括全体创议人，也有九三学社前身的座谈会的人，如黄国璋和税西恒，也有中国学术研究会自然科学组的人，如吴藻溪。这样，就在1944年春天的某一日借用我们学校的地方举行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宣告成立。在成立会上推举竺可桢同志为会长，梁希同志为副会长，涂长望同志任秘书长。这个会还曾出版一种小型的会刊，名为《科学新闻》，由我任编辑工作。这个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结束，由于把几个这样一般性的科学团体，包括延安地区的，加以合并调整成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会联合会”。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创议人和发起人中可以看到这个会和九三学社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九三学社建立后，特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发展中，把原“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许多成员都发展过来了。

我在学校参加的那个座谈会的人和《新华日报》有较多的联系外，我们中有些人有时也被邀到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去参加什么事情。我第一次去那里是为了参加党方面给我的老兄举行庆祝他的五十生辰的小型茶话会的。记得周总理、董老和邓大姊都是出面的，其他的人我只记得一个沈钧儒。我都是第一次认识他们。沈老在交谈时讲了他的一种保健法，即每天早晚作若干次叩齿工作，这个说法引起了我的思考。所以我还记得起他。后来有一次我到那里去看到董老，他在谈话中问我能否到延安去。对这个问题，我当时一下子答不出来。我略略考虑一下后说，我还有妻子儿女在沦陷区，生活依靠我接济，到了解放区去，就不好接济了。董老因此就没有再谈下去。其实我还有另一考虑却没有说，那就是所爱好的专业不能放弃，为了业务还是留在学校的教学工作岗位上较好。现在看来，我这个抉择是比较对的，但有负于党那时对我的关怀和期望，我很抱憾。

关于我们学校里那个座谈会的人和《新华日报》的关系还有一点可以补充一下。那里的编辑部曾委托我们代编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并约我们给报写写文章。文章写了几篇，但不多。我曾用“许之慈”和“苏德鄰”的笔名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没有多大意思，说起来惭愧，发表在这个报上是不够相称的，但不是由于我没有认真写。

最值得回忆的还是抗战宣告胜利后能在重庆首次拜识了毛主席。毛主席飞到重庆那天的晚上我和梁老、金老等几个同志还在学校的一个空场上乘凉闲谈，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毛主席已来到重庆。我们都吃一惊，为的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尤其梁老特别表现震惊和担心。过了两天，新华日报馆方面来了一个口头通知要我们校内座谈会的人于某日某时到某处去看望毛主席。通知是由我传达的。大家都非常高兴，到时都分别去了。在进门后招呼我们的是王炳南同志。我们并排坐在一个长形房间的一边。似乎我们之外还有个别其他的人参加，现在记不起来了。毛主席出来坐在我们的对面。寒暄以后他没有主动对我们讲话，只是我们分别向他请教问题时，他才分别答复。我向他请教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把已经解放的一些地方让给国民党。他在椅子上站起来在椅子旁边向后退两步以示意说，让一步是可以的，让两步也可以，要再让就不可以了。简单的两三句话就使我完全明白。不便费他太多时间，不多一会就向他告别了。时间不多，但大家都感到很大的荣幸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