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洪公辞世的噩耗，是4月8日上午8时半。当时我正在安徽省淮北市调研，准备出发参加首届中国食品工业博览会开幕式。当洪公在农业部工作时的秘书王久臣同志（现任重庆市农委副主任）把噩耗告我时，我顿时陷入极度悲痛与十分惜别的沉思之中。

我自1978年在吉林省农科院与洪公相识后，至今交往已达34年之久。在吉林省农科院，洪公是好院长；在农业部，洪公是好部长；在九三学社，洪公是好主席；在中国农学会，洪公是好会长及名誉会长；在农业界，洪公是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在全国政协，洪公是好委员；在全国人大，洪公是好代表。在我的人生中，洪公又是我十分敬重而又少有的良师益友。在我与洪公交往的30多年中，几乎每件事和每项活动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这几天，洪公的高大形象一直在我脑海中辉映着。

为九三工作呕心沥血

1991年4月我由日本做访问学者回国后不久，即应召去农业部拜望洪公。当洪公得知我尚未参加任何党派时，反而十分高兴，多次劝我加入九三学社。记得当时洪公对我说，“你长期从事农村经济政策研究，又了解国外农业，加入九三后，可以充分发挥实践及理论优势，又多了一个输出研究成果的平台，在参政议政中将会大有作为。”我当时并未立即应诺，只表示先作为九三学社社友观察思考一段时间再定。自1992年至1993年间，我作为九三社友，多次应邀参加了九三学社组织的一些活动，切实感到“民主与科学”的九三精神，与我的人生追求十分吻合，加上洪公多次电话催促并亲自到我办公室“动员”，我于1994年正式加入组织。

刚好在我入社时，社中央为了强化“三农”领域的调查研究及参政议政，在洪公的推动下，组建了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员会，洪公担任主任，我与程彤（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及黄鸿翔（中国农科院土肥所研究员）同志担任副主任。农林委员会成立后，在洪公带领下，我们做了大量调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提案。我记得社中央在全国政协大会获取的第一个及第二个“一号提案”以及许多重点提案，均出自农林委员会。后来，为了深化参政议政工作，在洪公倡议下，社中央又成立了参政议政研究中心，洪公担纲主任，张化本同志和我任副主任，社中央各专门委员主任及社外部分知名专家应邀出任委员。参政议政研究中心是当时社中央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中框，不仅研究各专门委员会及地方组织的参政议政计划，确定主题，培养后备人才，奖励优秀提案，还相机根据形势的变化以社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名义用“直通车”方式向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及党中央和国务院呈报提案和建议。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本世纪初，九三学社参政议政活动十分红火，洪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总体设计和引领作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洪公出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由洪公牵线，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受时任北京市委主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张福森及主管农业的副市长岳福洪两同志委托，承担“北京市农业现代化研究课题”。该课题研究由洪公牵头，毛达如同志（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和我担任主持人。记得当时每周五下午5点由社内外专家组成的调研队伍齐聚位于吉祥里的九三北京市委，坐上“依维柯”直奔郊区农村，充分利用周末休息时间调研。经过近半年的调研和讨论，调研组写出了轰动当时北京市农经界的调研报告，就京郊农业定位、功能、方向及其阶段任务和推进现代化的具体措施等进行了详细阐述，提出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对策与建议，得到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高度评价，并获得了北京市参政议政一等奖。

在洪公担任九三中央副主席及顾问期间，我曾数次陪同洪公赴地方调研，洪公积极推动党派社会服务并亲自参加推进九三学社与地方的合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丰硕成果，成为九三人家喻户晓的佳话。为了进一步推进“九广合作”（九三学社与四川省广元市），并取得更大成果，今年3月15日至21日，洪公第十二次亲临广元现场指导。

在几十年的接触中，我一直感觉，洪公始终恪尽职守，呕心沥血地为自己党派工作，时时刻刻把培养九三人后备力量放在心上，为全社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九三学社的一面旗帜，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为“三农”献出人生

洪公大学学农，毕业后从农，毕生精力献农，“三农”永远是洪公放不下的“情结”。洪公在担任吉林省农科院畜牧所长及院长期间，带领科研人员并亲自倾力科研，使吉林省农科院的科研成果在全国名列前茅。洪公是改革开放后中央确定的非中共人士在国务院部门任职的首批民主党派成员。在担任农业部主管科技教育副部长期间，洪公在拓展农业科技与教育领域，提高我国农业科技教育水平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

洪公十分重视农业国际交流与合作。记得2001年洪公访问日本时，我陪洪公拜访了日本笹川基金会笹川良一会长。洪公十分认真地与日方磋商该基金会为我国各地培养农业人才计划。洪公常说，“日本农业与我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派更多年轻人赴日本学习，对加速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十分有益”。洪公十分关心我国农业中等职业教育。2003年全国“两会”后，在陪同韩启德主席率九三学社中央代表团赴重庆市考察农民工问题期间，洪公专门带我考察了重庆市几所农业中等职业学校，与校领导及教师就如何发展我国农业中等职业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新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洪公推荐我担任国务院参事，洪公要求我每年都要陪他外出调研几次。我感到，洪公邀我参与，并不是因为我学识渊博，而是洪公深知国务院参事具有上报建议的“直通车”职能。事实上，近十年来，在洪公带领和组织下，各路专家深入基层，做了许多深入调研，先后向国务院领导提交了许多有份量的，诸如发展畜牧业、发展草业、充实农业中等教育、加快盐碱地开发利用步伐等建议，得到领导同志首肯并取得实效。

洪公十分关心我国农村人才体系建设。记得去年5月洪公赴江苏省丹阳市考察时，恰逢该市召开“农村三干会”，洪公不仅自己上台作报告，还电话紧急召我去丹阳讲课。洪公常对我说，“你作为国务院参事，不仅仅要为领导同志出谋划策，还要注重向农业中坚人才传授知识。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关键在人。”洪公是我国著名草业和畜牧专家，同时也十分关注农业及农村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不断学习新知识，把握新动向。洪公要求我定期向他汇报宏观经济形势与农村经济政策新趋势及其我的新观点。我每年都要向洪公面交《中国农业发展报告》，随时向洪公呈送我撰写的论文及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并不断得到洪公的指点。洪公十分关心我国农业农村的未来，今年2月3日还召集专家在中国科协专门研究新中国百年农业，磋商至2049年的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规划。3月份，洪公又亲自致函福建省党政领导，呼吁支持福建省农科院工作。我痛切感到，洪公几十年倾力农业科研和农村调查，逐渐形成了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独到见解的“洪绂曾农业思想”，我确信，“洪思想”必将载入我国“三农”史册。

洪公精神永存

作为洪公的朋友和弟子，我们十分关心洪公的健康。每年8月30日，我们都要给洪公过生日。洪公向来不赞成祝寿，但我们一直把这一天当作与洪公及家人、同事、朋友、秘书、部下们欢聚的日子。洪公70岁生日时，我曾郑重致辞恳请洪公少外出，多休息。几十年来，我曾接触不少像洪公这样的高级干部。有很多年事已高的老干部也外出，但他们外出大多是休养度假，而洪公外出则是为了调研，为了工作。记得洪公多次对我说，“我在家呆着总感到郁闷和不安，农业上的一些事，我总是放心不下，总想再出一把力。”洪公这种心系“三农”的高贵品质，深深感染着我，成为我为“三农”不断奔波的原动力。

很多人都说洪公人缘好，但我始终认为洪公是人品好，思想好，精神好。我多次说过，洪公就是像一块大磁铁，能把各方面人吸过来，有极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每每与洪公接触时，大家都会感到老人家平易近人，慈祥宽容，勤勤恳恳，德高望重。我认为这就是洪公精神的具体体现。对洪公一生的丰功伟绩，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几十年来，洪公赴地方调研的足迹遍布全国，在各地及各部门拥有众多的朋友和知己。4月13日上午我正在福建省调研，一位四川社员打我手机电话，说他得知洪主席逝世消息后大哭一场，他问我，“咱们九三还会有这样的好主席吗？”在广西调研期间，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同志对我说，“洪老是中华英才，是民主党派的杰出代表，他的精神不仅是农业界的骄傲，也是民主党派的楷模。”

洪公虽然已离开我们远去，但洪公精神永在。悼念洪公，追思洪公，最重要的就是要以洪公为榜样，继承洪公的遗志，弘扬洪公精神，继续完成洪公未尽事业。洪公把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改革发展大业，我们就是要学习洪公这种毫不为己的奉献精神。洪公为“三农”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就是要学习洪公这种伟大的敬业精神，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化洪公急逝之悲痛为力量，继洪公之遗志再奋勇进取。这不仅是悼念洪公的实际意义所在，也是洪公对我们的殷切期待。

“洪绂曾精神”永在！（2012年4月15日晚于广西自治区凭祥市 九三学社农业部支社 刘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