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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故宫的最初接触


故宫博物馆成立,我父亲即被聘为专门委员,专司书画鉴定之职。我的大哥家济继承家学最优,也从父亲参加故宫工作。所以,我与故宫博物院的渊源,也是从其成立之初开始的。当时我还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随着父母、哥、奶奶去逛故宫,票价银圆一元,是按颐和园票价先例定的。当时的宫内保持着溥仪出宫时的原状,寝宫里的桌上有咬过一口的苹果和掀着盖的饼干匣子;墙上挂的月份牌,仍然是屋主人走的那一天;床上的被褥、枕头也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条案两头陈设的瓷果盘里满满地堆着干皱的木瓜、佛手;瓶花和盆花仍摆在原处,都已枯萎;廊檐上,层层叠叠的花盆里都是垂着头的干菊花。许多屋宇都只能隔着玻璃往里看。窗台上摆满了外国玩具,有一尺多高的瓷人,有高贵的妇人,有拿着望远镜、带着指挥刀的军官,还有猎人等等。桌上各式大座钟和金枝、翠叶、宝石果的盆景。洋式木器和中式古代木器掺杂在一起,洋式铁床的前窗下,落地罩木炕靠着后檐墙。古铜器的旁边摆着大喇叭式的留声机,宝座左右放着男女自行车,还有一间屋内摆着一只和床差不多高的大靴子。小孩子不懂什么,但也知道这里原来是皇宫,过去老百姓是不能进来的,今天不但进来而且每个院落都走遍了,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

几年之后,又来过故宫一次,是张作霖在北京任大元帅的时候,我记得还买到了故宫编印的《掌故从编》。当时我已经是中学生,能够阅读这样的期刊了。其中,有“圣祖谕旨”一栏目,内容都是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期从漠北寄回北京的谕旨,这使我第一次知道皇帝的谕旨中也有生动的家常白话,也第一次体会到优秀的中国皇帝应该是什么样子。譬如我印象最深的是:“朕将近到可鲁伦河,一路都是当日喀尔喀所居之地,水草亦好。至今犹如冰雪,寒冷非常,不生青草。地势山川与内地大不相同。出喀伦三十里,道旁山顶之上有永乐北征御制铭,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维永乐八年岁次庚寅四月西酉朔十六日壬子大明皇帝征讨胡寇将六军过此擒胡山灵泉。字画真楷,石白如玉,用山上生成之石,非人力所立也。朕过此四月十四日特谕。”

北伐以后、抗日战争以前的数年之内,故宫博物院有了变化,我这个参观者的文化程度也比过去提高了一点,对于陈列的文物开始喜欢看了。故宫博物院的票价由一元降到五角,轮流开放内东路、外东路,但中路则每日都开放。钟粹宫开辟为书画陈列室,还有景阳宫瓷器陈列室、景仁宫铜器陈列室、承乾宫珐琅彩瓷器陈列室、咸福宫乾隆御赏物陈列室以及其他一些陈列室。从这个时期开始,故宫博物院有了内部优待赠券。我的哥哥朱家济和庄尚严、傅振伦、张廷济等一些北大毕业生都来到故宫工作。我的父亲是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所以我有赠券,可以常来故宫,当时最吸引我的是钟粹宫陈列的书画,那时每月更换陈列品两次。当时专门委员会每周开鉴定会,每星期一故宫博物院派人送一份审查书画碑帖的目录给我的父亲,这等于给我一个预习的机会。父亲每次开审查会回来,对着目录告诉我,某件真,某件假,某件真而不精,某件假但笔墨还好,某件题跋真而本幅假,某件大幅真而某人题跋假等等审查意见。我的哥哥朱家济和杨宗荣两人是专管钟粹宫书画陈列室的工作人员,每次更换陈列品,哥哥总先告诉我,这次更换的有哪些名画。因为有这些机会,所以故宫当时所展出的《石渠宝笈》著录的精品,我都有幸观赏过。这一时期故宫博物院编印发行的《故宫周刊》、《故宫》(月刊),还有许多单行本影印的法书名画等,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读物。

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马衡院长派我在古物馆工作。从此,我就不再是参观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