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的“五四”纪念日，在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九三学社回到当年民主与科学旗帜高高飘扬的北大，也是五四运动源发地的北大，纪念五四运动，缅怀先贤，承继“五四”精神。事实上，自九三学社成立以来，每年的“五四”纪念日，“九三”人都会举行各种活动，纪念“五四”。九三学社与“五四”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重庆召开，这一天也正是“五四”纪念日。九三学社中央主办的期刊——《民主与科学》也是以五四运动中的口号命名的。坐落在重庆市人民公园内的九三学社成立旧址纪念碑长9.3尺，高5.4尺，分别寓示着“九三学社”、“五四精神”。
当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成为了后来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九三学社承继了“五四”的爱国、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在中共党史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事实上，五四运动同样也为九三学社奠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基础。
曾经的“五四”先锋 后来的“九三”先驱
在国事飘摇的旧中国，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有一些青年人，他们走在队伍的前列，站在了时代潮流的浪尖上。许德珩，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界宣言》的起草人，后来九三学社的首位主席，是这次伟大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组织者之一。早在此次运动之前，许德珩就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并参加了李烈钧领导的讨袁斗争。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许德珩的眼光并不局限于书本，他满腔热血，心忧天下，参加反帝斗争，组织参与学生活动。1918年，许德珩参加了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总统府请愿，此后，其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组织者之一奔赴天津、上海、武汉等地联络各地学生组织，会见了孙中山等革命先驱。回北京后，许德珩联络其他进步青年发起成立了《国民》杂志社，以实现爱国、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许德珩还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了工人夜校、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的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等，他们教工人、农民识字，宣传革命思想，这些为一年后五四运动的蓬勃发展打下了群众基础。经历这些活动，许德珩成长为北京学生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巴黎和会上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本该在教室里安心读书的青年学生再也坐不住了。1919年5月3日，北京部分高校在北大集会，商议救国方案。许德珩等在会上讲话，慷慨激昂，会后，他连夜起草了《北京学生宣言》，言词悲壮，催人奋发。5月4日，许德珩参加了集会游行，当日，被捕。北洋政府警察对许德珩与另外一名被捕者——易克巍特别仇视，并说：“就是这两个家伙在煽动”。在警察厅的牢房里，许德珩作诗一首表达勇于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被释后，许德珩立即投身学生运动中。作为学联会北大代表之一，许德珩等又继续参与组织领导了5月19日的罢课。斗争之后，许德珩等从被军警包围的会场跳墙逃出，化装出京，受会议委托，南下串联，鼓动斗争。在上海学生联合会联合工商各界追悼在五四运动中牺牲的北大学生郭钦光的会上，许德珩意气昂扬，要求收回密约，惩办国贼，并表达继续革命的志向。发言被当时的媒体认为 “言词沉痛，闻者为之泣下”。会后，许德珩参加了上海学生在租界的游行。６月16日，许德珩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了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全国学联日刊》编委会主编。会上，许德珩慷慨陈词：“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正人心、敦风俗、改造社会”。从上海回来后，许德珩又迅速投入到学联的号召和组织各地学生拒签和约运动。
潘菽，“五四”游行当天被捕学生之一，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中国心理学奠基人，当时就读于被后人誉为“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身处新旧两种文化激烈交锋的时代，接受着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洗礼。正如他在自己的自传中所说的：“五四运动前后蓬勃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彻底破除了封建主义教育给我形成的种种精神枷锁，树立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1919年5月4日，身为北大二年级学生的潘菽激愤于青岛问题中的国外强权、国内无能，手执“还我青岛”的小旗参加了五四运动大游行，并火烧前赵家楼胡同2号曹汝霖私宅11间，成为32名被捕者之一。出狱后，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潘菽负笈海外，修学异乡。
杨振声，“五四”游行当天被捕学生之一，长春九三学社的筹办者之一，现代著名教育家，早在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之后就深受新文化健将们的深刻影响，并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去了。多年以后，杨振声回忆“五四”时这样写道：“象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杨振声就是这些“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的那个时代新青年中的杰出代表。他用一只秃笔鞭挞吃人的旧社会，他用一篇篇小说呼唤时代的新精神。从1918年秋天起，他参加了北大进步学生组织“新潮社”的筹备工作，后来成为“新潮社”和《新潮》杂志编辑部的主要成员。新潮社是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师长的指导与帮助下成立的第一个北大学生社团，它虽蜗居于北大图书馆的一室，却心怀天下，如它的名字一样，自一诞生起，它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新青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杨振声从1919年3月开始，在《新潮》上陆续发表了《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直接反映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其突出特色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同情，愤怒地控诉了黑暗社会的罪恶。他向固守旧文化的老师发出掷地有声的革命宣言：“我们不怕作叛徒了，……时代给我们一股新的劲儿，什么都不怕。”
文坛只不过是他的第二战场，文学也只是他“改革社会的器械”，当与具体的敌人针锋相对时，杨振声毅然站在队伍的前列。在由山东问题直接引发的五四运动中，作为山东人的杨振声与广大爱国青年一起集会游行示威。运动中，向警察总监吴炳湘要求归还《五七周刊》，被军警逮捕。出狱后，他写的家信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在以后的家信中，他常叮嘱子女要好好念书，长大好为国家效力，给国家争气。
初大告，“五四”游行当天被捕学生之一，九三学社筹建人之一，著名英文教授，闻知巴黎和会上列强公然要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给日本，义愤填膺，随着队伍，冲向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他被誉为高师（北平高等师范）被捕的“八君子”之一。 初大告的原名其实为初铭音，正是因为五四运动被捕后，为了安全和毕业后的出路，当时的高师校长陈宝泉才为其更改姓名。
这四位当年五四运动中的狱友在以后的岁月中，始终继承发扬着“五四”爱国、民主与科学精神，并发起组织成立了以爱国、民主、科学为旗帜的九三学社。
五四运动与九三学社一脉相连，难解难分。从人员组成上看，除了上述四位在五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人外，九三学社早期的许多社员在年轻时曾以其它的方式参加到了五四运动中。后来成为著名古生物学家的杨钟健在当时还是北大学生时参加了邓中夏、许德珩等发起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并担任过该团的总务干事，经常到市内以及周边的农村、工厂、铁路宣传演讲，唤醒民众。后经邓中夏的介绍，他又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进步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就积极投入到了参加天安门的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队伍中去了。当年就读于北大的俞平伯对新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第一篇新诗就发表在《新青年》上。他与杨振声等一起发起组织了新潮社，共同负责《新潮》杂志的编辑出版，致力于将《新潮》建设成新文学、新思想的阵地。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上二年级的周培源也在上海参加了罢课游行。黄国璋、黎锦熙、张雪岩也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
爱国、民主、科学：“九三”与“五四”的精神纽带
多年来，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民主与科学精神影响鼓舞着一代代的人。九三学社就是那些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顺应时代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领导下，聚集在爱国、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所成立的一个政党。在侵略者猖狂，国民党独裁，民众科学精神匮乏的旧中国，九三学社在筹办初期就举起了爱国、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竭力发出自己时代的呼声。1944年底，重庆的一批文教、科学技术界人士就发起了“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1945年9月3日，为纪念全国民主力量击败日本法西斯，“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不以民主、科学命名，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却深入到九三学社的骨髓中。1946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27周年之际，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发表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本社同仁，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
九三学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宣言。九三学社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承认其召开的伪国大和制定的伪宪法，积极参加了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九三学社光荣参加了新政协。
解放初期九三学社社员中从事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研究的占50%，其中的许多人都是当时有着重要影响的杰出科学家，他们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九三学社继承“五四”精神所倡导的“科学”并不是以学科来定义的，它指的是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渗透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大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小到个人行为的选择，或者具体到一个物理学数据的测量，或者抽象到思维的方式。正是凭着这些科学精神的支撑，即使是在十年动乱年代，广大社员仍然在逆境中坚持着科学研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潘菽仍然坚信“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砸不烂的，也是取消不了的，前途是光明的”。崇尚科学精神的九三学社不会被纷繁芜杂的现象蒙蔽双眼，人云亦云。上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人才云集的九三学社在对三峡工程的上马是持保留态度的。九三学社中央邀请从事水利、电力、地址、生态、环境、能源等方面的社员对三峡问题进行长期调研，征求多方面的意见，仔细研究，多方论证，提出不反对三峡工程上马，但是建议缓上，主张缓建，先支后干。同时九三学社还认为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的三峡工程论证会，应该转轨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上来。2001年，三峡工程进行到一大半的时候，三峡工程防洪组专家组将实际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整理成文——《三峡工程已发现的问题需继续研究妥善解决》，其中谈到的很多问题正是九三学社早些时候就已提出过的问题。正是秉承民主与科学精神，九三学社在三峡工程上马以及其它许多问题上，才会不唯上，不唯权，只唯实，只唯真，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贡献自己的真知灼见。正是对爱国、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与追求，许多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荟集到九三学社中来的。“五四”精神就像一面大旗，引领一代代的“九三”人沿着先辈们的足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贡献着力量。这面大旗将在一代代的“九三”人中不断传承下去。
2007年12月，中共中央在致九三学社九大的贺词中说到：“九三学社秉承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走过了60多年的光荣历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处在什么历史时期，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幻莫测，九三学社始终秉承“五四”精神，以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征途中踏响铿锵有力的足音。（张于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