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1995年12月22日，在我国浙江省嘉兴市，举行了著名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褚辅成先生的迁葬典礼。典礼仪式庄严肃穆，社会各界近百人参加。人们注意到一位头发斑白的长者，会同嘉兴市政协主席一起主持了新墓揭碑仪式，并且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就是被尊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先生的公子金信，他曾先后任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等职。这位年逾七旬的韩国政要千里迢迢到嘉兴来参加中国人的迁葬仪式，其中有着一段很深的历史渊源。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继“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在上海又挑起事端，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不如日军，却以誓死抵御外辱的决心和血肉之躯，以顽强的斗志、一往无前的精神，在上海民众的支持下，给入侵者迎头痛击，令日军伤亡惨重，一个月内二易主帅。

该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结果：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破肠而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于5月16日死于上海；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和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都被炸断双脚，成了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爆炸发生后，日军封锁了公园的各个出口，严密盘查所有的与会者，在投弹时已暴露的尹奉吉落入魔爪。但日寇仍不甘休，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搜捕，进行报复。在法西斯恐怖甚嚣尘上之时，时任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的金九先生大义凛然，挺身而出，他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先生恨之入骨，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日本宪兵和特务组织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到处搜捕金九，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金九先生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被藏起来了。虹口事件发生后，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国际宣传部国际科干事同时又是韩国临时政府派驻南京的秘密联络官朴赞翊立即从南京赶到上海，会见中国有关人士，商议保护和转移危在旦夕的韩国临时政府成员事宜。他选中了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和他建立起友谊的好朋友、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因为褚辅成先生不仅是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在北伐革命中立过大功，而且后来一直在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在这个危急关头，褚辅成先生慨然允诺，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对于这段岁月，金九先生在其自传《白凡逸志》中是这样叙述的：“我因此暂时就住在嘉兴，跟着我祖母的姓改姓张，名字改为震球或震。嘉兴是褚辅成先生的故乡，褚先生曾任浙江省长（按：应为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代理主席），是位德高望重的绅士。他的大公子凤章是留美的学生，在东门外的民丰纸厂任技师长。褚先生的家在嘉兴南门外，是老式房屋，并不太壮观，但看起来也是个富家的住宅。褚先生把他的寄子陈桐生君的房子暂时安排我居住。这是建在湖边的半洋式房子，结构非常精巧，由窗外可望见秀纶丝厂，风景极为优美。晓得我的底细的人只有褚家父子婆媳和他的寄子陈桐生夫妇而已。最感困难的是语言问题，虽然我冒充广东人，但不会讲中国话。”

金九先生在嘉兴隐匿期间，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他进一步认识到抗日独立运动要从韩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统一对敌；要抗日就必须把民众组织起来，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救援金九的褚辅成先生当时也是一位社会知名人士。他平生的名言是：“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其一生中，他确实做了不少大事，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为“共产党”遭到囚禁，后因查无实据，不得不释放了他们。为了拉拢社会贤达，后来蒋介石亲自向他们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接受蒋介石的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蒋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抗战胜利后，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而挺身救援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和临时政府负责人金九先生一事仅是他“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歇”的一生中光彩照人的一个片断。

与中国人民共同经历过抗日战争的韩国人民没有忘记褚辅成先生。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特别是对嘉兴，对于褚辅成先生的家人更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当他听说褚家后人要为褚辅成筑墓迁葬的消息后，立刻出资捐助，他感情深挚地说：“褚辅成先生的迁葬仪式，我一定要来参加，……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并肩抗日。……没有当时中国人民的鼎力相助，就没有今天的大韩民国。”

1997年4月30日，中国嘉兴市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当时韩资企业在嘉兴有28家，截至目前，共有187家，总投资达13.12亿美元。韩国政府为表彰褚辅成先生为韩国独立运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独立章。1996年9月30日，在嘉兴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韩国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庆昌宪代表韩国政府宣读韩国总统金泳三亲自签署的授勋令，并将授勋证书和建国勋章授予褚辅成家属代表、原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褚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