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王淦昌

王淦昌是我国当代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核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96年为了撰写他的传记，我曾多次深入采访过王淦昌。回首当年，他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参加土改工作。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之后，中共即在城乡各界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并吸收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土地改革。1950年10月，经严济慈介绍，王淦昌加入九三学社。1951年4月，作为九三学社新社员和著名科学家，王淦昌被中国科学院指定参加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与他一起参加土改的还有胡愈之、严济慈、陆志韦、钟补裘、骆介子、朱洪元等学者。提起当年这段“特殊”的经历，他一直记得非常清楚，并作过详细的日记。

“对参加土改，我的态度是真诚的”

“1951年5月，我们从北京到达重庆，在那里进行了半个月的时事和政治学习。对参加土改，我的态度是真诚的。到了工作队，我的身份就已不是一名科学家了，而是一名勤勤恳恳的工作队队员。6月初，我们来到川北行署所在地南充，土改工作团川北分团的团长由胡愈之先生担任。当时担任川北地委第一书记、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热情接待了我们。

“在南充期间，土改工作团做了进一步分工，我被分配到仪陇县土门乡参加土改。这个乡的土改工作分队长是一位叫康长征的同志。”

“ 1951年6月9日 ，在参加土门乡的第一次群众大会时，我发现会开得并不热烈，贫雇农观望的人比较多。这与我听到和在简报上看到的情况大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工作团的同志们商量以后，决定工作队队员要一家一家地亲自找贫雇农谈心，了解他们的要求，解除他们思想上对地主和村干部的顾虑。我到几位贫雇农的家中进行访问。经过调查，我发现群众对农会主席康某颇有意见。这个农会主席利用主持农会的权力，私受地主家属的贿赂，与地主勾结，私下保证帮助地主过关。此人能说会道，很能蒙蔽一些人。鉴于此，我建议工作组进一步调查康某的平素表现。这时其他同志也在访问中发现有些村里的农会内部成分不一，有的村里的地主借助宗派势力，只分田给了少数农民，企图分化瓦解贫雇农团体。这些情况让我们感觉到了斗争的复杂。”

“ 6月13日 ，我再次走访了几户贫雇农。他们反映康某与他人合谋分取地主的水田，廉价购买地主的衣服，还与个别人相勾结，在群众中作威作福。据此，我建议工作组将康某开除出农会。工作组在掌握相当证据之后，召开了群众大会，由群众当面与康某对证，揭发康某的丑行。最后，群众一致同意开除康某的农会会员资格。至此，发动群众的大门才算是真正打开了，工作组的威信也树立起来了，为土改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月16日 ，川北行署秦仲方副主任到土门乡听取土改工作汇报时，对这一工作给予了肯定，并要求以后‘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建立与健全农会组织，树立农会独立精神，避免由工作组包办代替’。”

“ 6月20日 ，工作组和农会召开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这一次，不仅到会人数多，而且情绪热烈。一些很顽固的地主，在群众一桩桩血的控诉面前，渐渐低下了头，承认了剥削行为。

“到农民家里访贫问苦，我很有积极性。这可以真正了解农民的处境，加强与他们的感情交流。有一天，我到乡政府所在地看农民交公粮。当时的农民交公粮兴高采烈，争先恐后，全然没有了以前的推托不交的情况。这让我心里很感慨，我觉得这就是农民翻身后的一种新气象！当天下午，我和另一位同志一起到距乡政府约七公里的山村访贫。那里山势险峻，道路崎岖，行走很困难，走一段就要停下来歇一歇。但我们还是访问了一家又一家。仔细地询问农民家里的吃穿情况，并征询他们对工作组和农会委员的看法，从中得到不少很有价值的信息。如一名自卫队员经常横行乡里，并有欺诈行为。农会干部后来通过开会决定将其开除出自卫队。在一户姓袁的农民家中，我看到他家里只有够1个月吃的豌豆，无盐无菜，被絮破烂不堪，甚至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看到这种景况，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搞土改，贫苦农民就别想过上好日子。那天由于访问的农户多，下午离开山村时天色已晚，结果还是靠老乡送我们回到住地。”

“划分成份是一场激烈的斗争”

王淦昌说，土改工作的第二阶段是划分成份，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政策性很强。要使工作顺利开展，就必须发挥农会干部的作用，淡化宗派观念。

“一些地主常耍滑抵赖，为了做好工作，必须对他们进行深入调查了解。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了一些奇特的现象。以前当保长的人用当地的话来描述，就是大多有‘抱儿子’现象。有的‘儿子’年龄甚至比‘父亲’还要大！这个现象是我们这些读书人闻所未闻的。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抱儿子’其实是一种可以不付工钱的长工。根据土改政策，家里有主要劳动力，就不应被划为地主成分。有了这个‘儿子’种地，保长们就可以说家里有主要劳动力，不能将他划为地主。至于那些‘儿子’的来源，则多数是贫雇农，解放前由于怕被拉去当兵，也愿意为这些保长们做‘儿子’。针对这种情况，经过研究工作组和农会还是从实际出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仍划‘保长’为‘地主’，而将那些‘儿子’划为贫农。”

“亲眼看到了封建势力的种种罪恶”

“土改的第三阶段是控诉、惩办恶霸地主，没收其五大财产(粮食、土地、房屋、耕畜、农具)。这个期间的所见所闻，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我亲眼看到了封建势力的种种罪恶。如，有一个地主李某系青红帮，也是‘一贯道’的首领，曾任仪陇县反共联防司令。解放前，先后霸占5户农民土地215亩，血洗过农民盛某全家，不仅打死自己的妻子，还强奸过多名少女。四川解放后，又在1950年回到土门乡组织暗杀团，令其爪牙四处造谣，破坏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还有一个地主康某，解放前组织了一个反动团体，并自任团长，强奸农民的妻子及幼女多人，并逼死多条人命，使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在收缴财产时，我又亲眼看到了地主的奸诈与狡猾。有的地主将家产放到邻居家里，工作组查问时，就让邻居讲东西是自己家的。这叫做挖‘防空洞’，目的是逃避政府的经济制裁；有的是叫穷，带着自己家里的人四处‘借粮’，欺骗群众。在这个阶段，我发现对‘顽固’地主，一般农民都用‘顽斗’方法，不断开会斗争，但收效甚微。对此农民自己也很着急，一直拿不出有效办法。他们来和我商量，我认为应在仔细调查地主经济情况的基础上，用事实批驳，给他们指出‘死路’与‘活路’，压力与宽大同时显示。只有这样，才能分化地主，否则只能使地主们更顽固、更抱团儿，对开展工作是极为不利的。为了证明这个方法的效果， 7月12日 ，我亲自出面与恶霸地主李某的妻子罗某谈话，指出唯有向政府坦白交待才是出路，对方在谈话过程中一声不吭，但听完后，似有醒悟状。后来，罗某在减退时，态度老老实实从不抵赖。当然在划成分过程中情况也并不一致，例如对于农民斗争过的一个小地主，经我了解，得知他是很能劳动的，普通农民尚比不过他。像这样的人在农村中也为数不少。为此，我专门向工作组做了汇报，认为应该处理得宽容一些。

“土改工作的第四个阶段是查田评产，使贫苦农民公平合理地分得从地主阶级手中没收来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做好这项工作后，我们就基本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许多年后，我曾多次回忆起这段经历，一直觉得受益匪浅。尽管我生于农村，幼年时也在农村生活了多年，但对于地主如何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并不了解，因此参加土改，对我来说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也是一次深刻教育。最重要的是使我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农民组织起来，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常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