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岁时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爆发，十岁时太平洋战争又起。与此同时国内战争相继解放战争，国家一直处于战乱、恐怖、动荡之中。我们全家从南京出发，辗转全国躲避战乱，最后还是落户于已经沦陷的苏州。在这里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先后送走了美国校长，迎来日籍老师，直至抗战胜利，始国人治校。1949年，国民党彻底失败，未经炮火，苏州即得解放。解放前夕我父母和几位兄长去了台湾，我因等待苏州中学一纸文凭而独自留在苏州。我曾目睹上海滩美军残暴和临解放前国民党军队到处偷盗抢劫以至家家关门闭户。终于解放军进了城，看到朴素、勤劳而又亲民的解放军，和国民党战败后的散兵游勇对比迥异。一向担心毕业即失业的青年，从心底爆发出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希望，和许多青年一样，我两眼润湿地投入到欢迎解放军队伍的狂欢人群之中。
启 蒙
苏州解放不到半年，大江南北“一片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的同时，我进入了复旦大学农艺系。一踏进校门，高班同学热情迎接新生的情景，使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同学胜于兄弟的团结互助氛围。经过政治学习，结合解放前后的亲身体验，使我毫不动摇地分清国内两个党派、国际两大阵营的形势，心悦诚服地投入革命怀抱。入校两个月后，我加入了青年团，并担任从班的团干部一直到系、院总支的负责人，接着又被选为复旦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团委学习部长。在党团组织教育下，我一直在“学习好，工作（社会活动）好，身体好”的目标下忘我地进行努力。
解放之初，一方面大学生统考，免费上大学，高班同学被国家分配走上重要岗位，这一切使年轻的知识分子得到从未有过的欣慰和幸福，但另一方面，国民党还在“反攻大陆”声中不断骚扰，美国飞机不时轰炸上海，频频给新政权制造困难。我们班在农村长大的同学们带领下，在校宿舍中间空地上开地建了“小农场”，在“生产自救”的口号下，我们通过劳动享受自己生产的果实，提高了响应国家号召“克服困难”的责任感，又作为农学常识的实践课。在客观形势教育下，我们班同学无论来自农村或城市，大家都有着“天生的”对农的关爱，全班团结亲如一家。在反对帝国主义支援友好邻邦的壮烈义举面前，学生们义愤填膺积极行动。我们农艺系49级同学在复旦大学校布告栏上率先贴出由四人署名的申请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的大字报，我也是四人之一。不久在全面动员形势下，我们班被命名为上海闻名的“金日成班”，以表支持友邦的决心。我虽未获得批准，但全班的40名同学有12名光荣参了军。在保卫祖国、支援正义战争的动力鼓舞下，同学们虽无收入，但从助学金或家庭给的有限生活费中节省不多的钱捐出自己一份浓浓的爱心，让国家有更多的飞机大炮对付敌人，同时支持国家发行公债。在捐献运动中，我把自己最心爱的一本Webster英汉大字典捐给校图书馆供全校享用。
当时学校一方面要求学生努力从事文化和业务的学习，以报效国家，同时为了提高政治觉悟，学校也经常约请一些高层领导和社会名人到学校作形势报告，讲哲学，讲人生，帮助同学们树立革命人生观。像当时中共华东局的舒同、刘瑞龙等等，特别是有一次我以学生会宣传部长身份接待陈毅市长并主持那场形势报告会，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陈毅同志既是一市之长，有将军气度、领导风范，又有和蔼可亲、关爱青年、贴近百姓的高尚品质，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新中国的未来更坚定信心。学习是本份。虽然我担任社会活动比较多，但专业科和基础课学习都很认真。记得我选修中文系教授陈子展的语文课，两次作文被打成甲上和甲100的评分，英语也因通过测试而获免修资格。相比之下理科如化学则成绩平平。中午和晚上经常开会和进行政治活动。特别在学生会竞选时期，常忙到深夜，就和一些同学到宿舍后门小摊上有滋有味吃上一碗担担面。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在复旦，还有三件事对我有很大影响。一是1951年夏天，华东6所大学农学院同学接受山东省邀请，到革命老区作农村调查。我被分配到当时的惠民地区滨县，主要调查棉花种植情况，既有技术调查，也有社会调查。一位曾在抗日时期“支前”的老模范带领我们，由我任小队长并兼任调查大队临时团总支委员。6所学校青年学子在一起团结战斗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白天下地，晚上听老模范讲革命故事，或者和老乡一起开会，夜里则躺在小土屋那满是跳蚤的土炕上彻夜难眠。红军故事、老区农民的革命觉悟和贫困的生活环境，使我们来自大城市上海的青年学生深受革命洗礼，怀着豪迈的心情度过了调研全过程。第二件事是在大学二年级时，土壤学家、农艺系主任陈恩凤先生主讲土壤课，我对他讲授前苏联知名科学家威廉士倡导的草田轮作理论特别感到受启发。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综合的农作制，也是田间微生态系统的理论，引起我极大兴趣，我立志要为草与田的共生共养服务。几年后这志愿果然实现，奠定了我一生业务的航向。第三件事是1952年我们农学院师生百分之百地按教育发展要求整建制地从上海搬迁到号称“大粮仓”的东北。由于急需人才，同届的其他院系同学多是三年级就提前毕业，而我们农学院则需读满四年。当时的沈阳还处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而我们说服父母、家人，身挂大红花乘专列，雄赳赳、气昂昂经两天一夜行程到达了沈阳，在东陵附近一片荒地上开始建立沈阳农学院。这个过程中我被任命为迁校的副大队长，负责解决学生的一些困难和做思想工作。凭着大家的觉悟，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迁校任务。
在复旦仅仅三年，是我成长和确定人生观最关键的时刻。回想起来，母校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桩桩、一件件政治运动，学习实践和生龙活虎的文化艺术熏陶培育和塑造了我为祖国、为人民的革命灵魂。我热爱复旦，热爱和我共同度过这段有意义的幸福人生的老师和同学。作为复旦人，我十分自豪，短暂时间我饱受了母校给我的革命启蒙，深感复旦革命精神的可贵。我强烈感受到复旦革命精神就是热爱祖国，团结互助，勤奋学习，努力拼搏。
磨 练
到沈阳后，我们毕业班被送到北大荒的赵光农场实习了一个月。在黑油油的肥沃土壤上，在望不到边的田野里，我们驾着大型拖拉机一天只能犁一条垅，和在上海的小农场相比使我们大开眼界。在沈阳农学院的一年，我们上海来的复旦人弘扬革命精神，逐步适应东北环境、气候、生活方式巨大变化的考验，投入到边建校，边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习任务之中。四年级上半年，我被选为首届学生会主席，为建立迁校与合校（有部分同学来自哈尔滨）后的新秩序而努力。下半年，我们到农村实习，做毕业论文。1953年6月我以毕业班班长身份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全院毕业班同学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愿望：服从祖国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立志为人民服务。
我要求到北大荒农牧场工作的志愿未被批准，而被分配到当时隶属东北大区政府的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1959年下放吉林，改称吉林农业科学院）。老所长亲自按我的志向把我安排到牧草饲料作物组从事研究工作。一方面我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和研究，一方面我仍在所、系团组织做青年工作。
从1953年夏到1958年初被打成“右派”，不到5年的时间我主持了“多年生牧草根系研究”、“多年生牧草混播组合研究”，以及“城郊牧场奶牛青饲料轮替研究”和“一年生饲料作物混播组合研究”几项课题。通过俄文速成自学巩固，翻译出版了《青饲料轮替制》一书，并汇总多年研究成果，编写出版了《苜蓿》一书，还发表了3篇研究论文和若干技术总结。特别是我以牧草组代表参加了所长亲自主持并有全所约20个专业人员参与的《草田轮作制综合研究》大课题，我着重研究草在轮作中的功能和效益。当时全所动植物育种、农作物耕作轮作许多研究均纳入占地400公顷的全所三大草田轮作体系之中。特别是其中我所在的畜牧系为培育马、牛、羊、猪、鸡的新品种而设立的饲料轮作体系，在200多公顷的生产和试验田中，我得到了广阔的研究和实践的空间。
1958年我被“补入”了全所最后一名“右派分子”。虽然从此在政治、个人精神和业务工作方面受到重大压抑和冲击，但由于我属于“错误”最轻，除了“戴帽”外仍安排到所在系的试验农场担任技术员，没有其他处分。在三年“戴帽”期间，我还以组长身份和所有“右派分子”一起坚持政治学习和劳动，同时我在试验农场里继续从事草田轮作的生产资料积累和相关的技术改进工作。结合生产我进行了许多大田生产试验，特别是开展大面积农饲作物立体种植、间混套等研究。至今记忆犹新的如麦茬复种青饲料、玉米与饲料甜菜，以及早熟马铃薯与大豆不同间作方式研究，运用边际效应原理，间作和单作相比，玉米和大豆几乎产量不减而饲料、甜菜和早熟马铃薯几乎额外增收。
“右派分子”摘帽后，我又主持课题：结合所内养猪育种在国营农场开展了组织青粗饲料生产周年供应的研究，同时总结全省养猪经验。在国内实行“以粮为纲”的情况下，同时也有前苏联一部分专家强调一年生作物也有多年生牧草可以生物固氮功能理论的影响，以苜蓿为主的草田轮作制受到质疑。为了增加养猪蛋白饲料来源，我开展了秣食豆从栽培到饲养利用的系列研究，并用于育种猪的培育，获得1963年全所十大科技成果之一。“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当然被纳入“黑五类”队伍，有两年多时间处于“反省”、“挨斗”、“住牛棚”和劳动，1970年起我连续被派下乡蹲点劳动。我蹲点的地方是全国闻名的农机化典型公社和全省闻名的养猪生产队。我边劳动，边研究农村养猪青粗饲料。在全省第一个引进水生饲料并加以利用；和有关同志合作在农村条件下研究牛胃液离体培养，发酵粗饲料；开展青贮、半干青贮的推广应用等等。当年曾宣传过的一名解放军战士用2.1斤精料加糖化粗饲料就可长1斤肉的经验推出后，引起国际关注。我结合劳动开展了糖化饲料试验，认识到那是在部队餐饮后泔水喂猪基础上而并非一般可行结果。
从1958年至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20年间，通过反复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在人生观、世界观上有了扎实的进步。而更深的感受是在农场、农村和工农朋友同劳动、同生活，甚至和“猪倌”、“牛倌”同炕而卧，使我从他们的人生观中，敬业的劳动精神、朴实而又艰苦的生存条件中，深深地否定了我自己“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生活态度和能力，从而与农场工人、农村农民结下深厚情谊，同时使我深深地理解并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农情”；在业务上，1953—1966年我勤奋的研究和积累着草粮轮作、饲料轮作的实践资料，使我接触到各种主要农作物、饲料作物，掌握了一般农作物的生长规律；同时在防护林带、土壤理化、微生物群落，以及耕作、轮作体系的技术原则等方面了解其实践和效益，深受综合研究、学科交叉的补益，积累了较为广博的知识。而1966—1977年在农场和长期在农村蹲点，又积累了较丰富的生产经验。我认为这些是我日后从事科技管理以及承担多学会任务的业务基础。
成 长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我很快得到“平反”。对我“反右”鸣放期间的三篇文章和一次座谈上的发言被认为是言之有物，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所谓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实际是有海外亲属，这是一种社会联系的优势。就在1977年，老院长从朝鲜带回一种养猪青饲料“聚合草”，交给了我并在农业部立项进行研究推广。我一方面研究加速繁殖、生长和利用规律，一方面在“反右”后第一次迈出脚步，到20多省市与同行朋友开展合作，仅三年多时间通过全国科研、院校饲料牧草界大协作，迅速在全国推广应用，从而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两部一委推广奖。1979年被组织上安排先是在院内由我辅导英语口语，并通过农业部考试进入了第一期出国英语强化班。1980年随省政府代表团出国访问一次后，1981年底我只身去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做访问学者。这在当时不仅超出我的预想，而且周围也引起轰动。昔日“右派”居然一跃出了国，连我家兄姐都惊讶，深为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所感动。在圭尔夫期间，我不但利用当时国内少有的生长室设施三次重复做了苜蓿品种幼苗提高早期诊断的研究，而且我选修课程，翻译了禾本科、豆科牧草育种著作，编写《北美苜蓿育种发展与成就》的论文，还搜集了上百种牧草品种资源，翻印了大量资料。同时作为中国留学生组长，广泛与香港、东南亚华侨联系增进友谊。其间，我去美国洛杉矶与在台访美胞兄阔别30年后首次团聚。虽然他规劝我随他去台发展，当地华人朋友也挽留我在加拿大继续申请研究课题，但是院里领导一封来信，我即奉命启程于1983年夏回国。有人问我，在加拿大一年多，什么最爱？我答到，一是先进的研究设施，提高效能，二是遍布校园和社区的草坪绿地，回国后我较早地宣传了草坪的功能与技术。
令我没想到的是院里要我回国，是提拔我从一个普通研究人员越级而成主管全院科研的副院长。我和领导班子一起努力在科研管理和改革上做了一些探索，在努力培养人才方面也取得一些成效。与此同时，我并没有放弃专业研究。一方面我在原来聚合草协作组的基础上在农业部支持下成立了青饲料协作组，组织全国牧草饲料工作者经常开展学术活动和合作研究，对壮大牧草研究队伍起到一定作用，另一方面，我向农业部申请并主持了《全国栽培牧草草种区划研究》和《放牧型抗寒抗逆苜蓿品种选育》两项课题。前者是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号召“反弹琵琶”种草兴牧，由于缺乏对草种特性认识，各地盲目引种造成大量失败事例得到的启发；后者则是为了探求我国天然草原缺乏蛋白营养而用从加拿大带回的种质，通过育种途径培育适用的新品种。在农业部领导下，组织全国同行协作，前者有27省市1100余名科学工作者参与，最后的成果获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后者也与几家院校合作，我将带回的种质分赠有关单位，我采用克隆和多元杂交与院里同志们一起育成了有根蘖的苜蓿品种，获得国家登记。只可惜由于工作变动，没有实现预定跟踪的目标。除了研究课题外，我倡议在农业部和同行支持下首次建立国家牧草品种审定委员会，对推动牧草育种的规范运作打下基础。与此同时我在中国草原学会担任了饲料生产研究会会长。为了推动全国农业科技管理水平的提高，我继任了早先成立的全国农业科技管理研究会会长，从宏观层次研究推动国家农业科研机构的内部改革。
在此期间，我也注意开展国际合作，通过发表论文成为北美苜蓿改良会议的成员，在日本我代表中国出席了种质资源的会议并担任阶段主席，特别是1984年花了一个月时间和一位饲养科学家一起乘沿海铁路列车访遍英伦三岛，考察了畜牧饲养的基础研究和进展。与此同时我带的研究生第一次完成豆科百脉根原生质体植株的培养，以及开展全省饲料资源普查，先后获得省技术改进三、四等奖多项。
从加拿大回国不久，党组织向我宣传了民主党派的作用，推荐我加入九三学社。不久成为院九三学社和省九三学社筹委及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并被选为吉林省政协常委。1987年老院长离任后，我被任命为院长负责制试点单位的“一把手”院长。在党委集体领导下，我履行着科研和人、财、物全面管理的职责。虽然党委曾因工作需要研究并吸收我加入共产党，但多方面考虑后上级有关部门没有同意。
从1977年到1989年从一个普通研究人员走上管理岗位，既积累了一些领导与管理经验，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农业知识分子的可敬可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领导者，最有成就感的是看到人才的成长，青年的进步。要创造和谐的环境，促进事业的发展；农业科学研究既有室内，更要注重室外。20世纪50年代老所长就提出要“学会和植物说话”。农业科研既要有理论创新，但更在于经验积累，既要重视个人奋斗，更要有集体、团队的同甘共苦。随着社会发展，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要逐步探索；在实践中我也体会到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在团结知识分子，增强爱国家、爱人民的政治责任感，推进国家民主政治进程中的独特作用，以及谋求共同进步，温暖和谐而又合作的政治大家庭氛围。
绽 放
1989年春，我被通知已由中共吉林省委通过作为副省长候选人，恰此同时，一个中组部和农业部的考察组来院对我进行考核。由于农业部急需一位有民主党派背景，又来自科技领域的副部长，因此不久之后在当年两会之前，我就离开工作生活了长达36年之久的吉林省农科院，并来到北京，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民主党派第一批部级领导成员在农业部报到。
虽然有升迁带来的兴奋，但更多的是从一个长期在地方从事农业微观研究和管理，骤然进入国家部门担任领导对宏观视野和相应管理能力的缺乏，无形中有一定压力。由于工作的紧张，到农业部不到半年，就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反复两次几近死亡边缘。幸亏得益于一位开明大夫，从心理、生理并举的治疗中，使我从对病患无知的恐惧到理性的平静，乃至在逐渐认识并把握自我规律基础上重新投入工作，参加各种活动，重振精神，转移注意力，逐渐摆脱病魔的困扰。在度过了九个月的住院治疗和休养以后，我既经受了疾病的严峻考验，同时也提升了我对健康的身心理念。
在农业部我分管科技、教育、环保能源和农业区划等司局。当时民主党派人员担任国家部门领导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既是社会关注也是探索过程。但作为政府工作，党组一班人对我一视同仁，我也毫不“见外”，虚心学习，努力工作，配合默契，不但心情舒畅，工作也渐有成效。一是在已有基础上在教育工作方面大力推行“绿色证书”，抓最基层农民教育，在科技上继续强化“丰收计划”等工程促进应用技术在实践中的转化。为整合资源，大力推进农科教结合，既有农业内部的行政、科研、院校的结合，也追求农业、科技、教育三个政府部门的结合。二是深入实际，向基层学习。在当时有66所农业大学，360所农业中专，以及30个省市农科院和300多个市地农科所，我遍访了90％的省级院校，30％的地市所校，既是调研，也是促进改革与发展，与此同时广泛结织在第一线勤奋工作的农业科教界专家、教授和领导，不仅在业务上而且也在心灵上沟通。三是在国务院领导下推动部际合作，共办农业广播学校，共同推进农业生态县、农村能源和地方农科教结合的示范工程等，团结涉农部门协力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四是在客观形势推动下，从无到有建立农林品种保护知识产权，转基因及安全管理等工作机构和规范工作的法制，以及为加强引进工作而建立948项目等，逐步开拓农业科技新领域。中国工程院建院之初，农业部推荐我申报院士，但我认为自己已从事管理，离开了专业，因此由我推荐更为适宜的专家。我前后在农业部工作九个年头。其间在第三年时组织上曾动员我离开政府专职党派工作，但由于我确实怀着对“三农”发展的深情，觉得有许多实际工作要做，平生唯独一次没有服从组织的动员。
在农业部期间，因为我分管科教工作，先后有十多个学会、协会让我兼任会长。其中最主要的是1989年被选为中国草学会理事长，1992年被选为中国农学会会长并先后各担任两届，此外还担任跨部门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会长连续四届等等。在团结专家成员切磋学术，推进学会建设，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与此同时，1992年起我被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在社中央统一领导下我自觉地和社员同志、机关干部一起，利用党派、学会等平台，重点围绕农业农村工作开展调研并向中央和决策部门建言献策。
1988年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97年我65岁时离开了农业部，先是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接着当选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任全国人大常委，担任了全国人大设立的第一届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在北京，除了做好党派机关日常管理和参政议政及调研工作外，我重点组织了关于北京市农业现代化和北京农民教育两项专题研究，所获成果获得市统战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一、二等奖；在全国人大，除参加各种会议、调研和执法检查外，重点在农委会统一布置下，我负责了第一部《种子法》的起草和《草原法》的修订工作，同时参与《农业法》修订和《防沙治沙法》的制订等。2002年我已年届七十，但因党派新老交替的需要我被调到九三学社中央机关任专职副主席，同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一方面我负责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工作，同时在主席会议领导下经常组织社内外专家就国内外形势以及改革发展热点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开展“议政日”，专题论坛或调研活动。利用九三学社中央、中国农学会等学术组织以及我作为农业专家咨询团主任的平台和渠道和许多领域专家在一起积极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了约二三十项建议，其中如三江源的保护，遏制沙尘暴保护呼伦贝尔草原，发展云贵川金三角的热带农业，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发展农村沼气建设生态农园，以及暗管排减扩大耕地，开展农村清洁工程，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加强种质资源保护抵制外来物种入侵等等，都得到领导重视并重点立项支持和推动。2003年我又继任了由中央智力扶贫办公室领导的黔西南试验区联合推动组组长，和八个民主党派及工商联有关负责同志一起开展支边扶贫工作，开展了多项针对当地喀斯特地貌石漠化的生态治理和发展草地畜牧业等项目，对当地及石漠化地区扶贫起到积极推动作用。2005年我从九三学社中央岗位上离任，2008年我从全国政协岗位上退出。如果从1983年算起，至此结束了25年的政治生涯。
从1989年到2008年将近20年，我作为政府官员和人大、政协成员，从亲身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我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体会到社会主义民主的逐步发展，体会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党派的独特作用和多党合作制符合国情的创造性；我坚信中国会在困难中持续发展。13亿人口大国的治理和引领绝非轻而易举，但是民族的精神，文化历史的积淀，当代领导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理念，是我们伟大祖国沿着社会发展轨迹前进的保证；作为国家一名高级公务员，我尽力在不同岗位上尽到一份责任。
伏 枥
2008年我从贾庆林主席手里拿到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纪念证书，被人们戏称为“毕业证”。至此我的政治生涯宣告结束。然而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及原来在政府、人大、政协的广泛联系，特别是作为中国农大客座教授，草业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国农学会、草学会名誉会长，我仍然本能而自觉地继续关注“三农”、“小草”这两个被我戏称的“弱势群体”，仍然忙碌于一些公益性活动之中。2006年在农业部领导和各方专家支持下，我组织了《中国草业发展战略》的编制，为国家草业发展提供了基本理念、策略基础，扩大了草业的社会影响，中央领导同志也认同“小草是个大事业”。2008年我和草学会专家们一起，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强有力支持下，在十多年努力争取之后，终于在北京奥运会前一个月，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了世界草地与草原大会，联合国际上仅有的两个国际学术组织，有70多个国家近900位国际友人和专家共1500余人参加的大会，主题是“世界气候变化中的多功能草地”。举办的成功，赢得国内外一致好评。既完成了中国草学界一项多年夙愿，特别是推动了内蒙古大草原的建设和发展，宣传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草原大国的成就和发展，提升了中国草业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此同时我仍然以农业咨询团负责人名义，继续参加学术、咨询、评估等多种活动，继续通过原有的渠道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提出一些有影响的建议。2008年国家教育部成立了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我被聘为农村教育委员会负责人，为推动农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开展调查研究。在教育改革发展的形势下，农业领域的教育在中国尤其重要。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如何坚持为“三农”发展服务的方向，为在城乡一体化、农业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提升农民素质，开发人才资源，提升农业保障供给、农业产业的经济功能和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社会功能和农业生态文化功能方面，农业教育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虽然离开岗位以后还很“忙碌”，但是这些所谓的“工作”已经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有所作为的享受，是一种因参与而保持身心锻炼的机会。
五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自认为“在政治上跟着共产党是我人生的坚定航向；在事业上‘当官不做官’是我处世的原则和信条；在工作上促进团结，凝聚和整合是我人生修养和做事的方法”。在新中国建立60周年的今天，我将继续踏着这条人生革命的基石大道，毫不犹豫地一直走下去。（原载《学术之星》，复旦大学校友会2009年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