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0月，许德珩与邓稼先及孙儿辈摄于香山(中间为作者)。

最近，一部名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电视剧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无数艰难险阻走向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其中提及了祖父许德珩与姑爹邓稼先。观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些儿时记忆中的他们翁婿之间的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许、邓两家为世交

邓家与许家是世交。祖父谈过，姑爹邓稼先矢志爱国、淡泊名利的品质源自他的父亲邓以蛰。20世纪30年代，邓以蛰教授与祖父同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就是好友。作为清代篆刻、书法第一大家邓石如之后，邓教授曾经先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是位学贯中西的大家。北平被日军占领后，大学南迁，邓教授当时正患肺病，无法迅速转移，只得屈居北平。虽然失去了薪金，生活困难，但邓教授宁愿在自己家院子里种菜补助生活也不肯为日伪政权做事。

祖父曾告诉我:眼看北平沦陷，张公公(张奚若先生)撤离前把书和收藏都存在邓家，一样都没有少！而他自己在抗战胜利后，看到东安市场的书店里有他用法文签名的书。话语中充满了对邓以蛰教授气节的称赞之情。20世纪60年代，邓以蛰教授将他珍藏的几十件邓石如书法、篆刻作品和其他文物一同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记得启功先生曾对我说过:完白公(邓石如号完白山人)书法的拓片保存得这么好，真让人感到欣慰。

与邓教授结为亲家之后，祖父常到西郊燕园的北京大学朗润园去看他。邓教授喜欢喝酒。祖父当时享受食品特殊供应待遇，可以买到茅台酒。祖父去看亲家时经常带上茅台酒。姑姑回娘家时，祖父问她:“我送的茅台酒典典(我表姐邓志典)的爷爷喝了没有？”姑姑说:“他自己舍不得喝！我们一家回去时，他们父子俩一起喝。倒点酒就摇瓶子，听听里面还剩多少。”

对姑爹的工作，祖父绝少提及

祖父曾经谈到:幼时的邓稼先是个顽皮的孩子。祖父与祖母劳君展到邓家做客时，邓稼先一边双手抓着门框用身体荡秋千，一边向父母亲通报来客人了。祖父对祖母说:“邓家的孩子这么淘气呀！”受家庭的影响，姑爹在学校时把日本国旗撕碎、踩在脚下，为此，他受到敌伪威胁，不得不前往南方。临行前，邓以蛰教授嘱咐姑爹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从此，邓稼先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1950年8月，邓稼先在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即返回祖国。1951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邓稼先加入了九三学社。当时，祖父担任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主席，由此，他们成为了同志。1953年，姑爹与姑姑许鹿希结婚，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员。

姑爹的党龄比祖父长很多(姑爹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祖父在1978年89岁时加入中共)。在20世纪60年代初，姑爹领导的理论组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青年技术人员每天忍着饥饿坚持工作。1960年春节，大家一起包饺子过年，理论组几十人，只有一斤白菜，一斤肉，一斤面。大家不让南方来的同事包，生怕他们不熟悉包饺子，把宝贵的菜和肉煮到汤里面。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也有祖父、祖母，姑爹的父亲、母亲把节省下来的粮票支援邓稼先；姑姑省吃俭用，给邓稼先买饼干；邓稼先把饼干和粮票分给大家等场面。其实，这一点点粮票、饼干，对于那几十位刚刚毕业不久且工作劳累的青年大学生来说，可说是杯水车薪。我想，主要是邓稼先以身作则，关心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全组成员。大家把邓稼先视为兄长，而不是领导，在他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共同克服困难。现在已是高级军官的孙清河回忆说:有一次进行模型计算时，邓稼先睡不着觉，他凌晨三点来到机房检查计算结果。为了核实一组数据，把已经睡觉的孙清河叫起来询问。等他们把问题搞清楚，天已经亮了。邓稼先问孙清河等同事:昨晚你们吃夜宵了吗？你们饿不饿？孙清河回答说:饭还吃不饱呢，哪有粮票吃夜宵呀。这时，邓稼先从兜里拿出几斤粮票，分给在场的同事每人四两。要知道，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粮票，且没有副食。孙清河说:“拿着老邓给我这四两粮票的感觉，今天你给我四两黄金也无法相比！”姑爹的继任者胡思得院士回忆说:有时去国防科工委汇报工作，谈得时间较长，会议结束时已经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姑爹就拿出10元钱请大家到沙锅居吃一顿。饭后，他把剩下的钱全部买火烧，带回家去吃。姑爹单位的司机任常益师傅曾经问姑爹:“为什么大家出去吃饭总是你花钱？”姑爹说:“只有跟三个人出去的时候不用我付钱，这三个人是钱三强、王淦昌和彭桓武，他们是我的老师，地位比我高。”

祖父和祖母当面称呼姑爹“稼先”，两人私下谈话时称他为“邓孩子”，视同己出。当时，虽然祖父经常在会议上遇到聂荣臻、张爱萍和钱三强，彼此之间很熟，但从不谈起姑爹和他的工作。据说祖父和别人谈到姑爹的工作情况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祖父的老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严济慈公公曾经对我祖父说:邓稼先了不起。另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九三学社的一次会议上，王淦昌走过来对祖父说:“许老，稼先的工作很有成绩啊！”祖父听后十分高兴，对王老说:“你们要多帮助他。”

对姑爹的家庭，祖父责备过一次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曾分配给姑爹一套两居室的楼房。后来，给他调到一套三居室居住，直到他去世。他家里没有沙发，家具也十分简单，除了书架、桌子和床以外没有什么摆设。去世之前一年，姑爹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本有条件搬到部长公寓去住，但姑爹没同意。姑姑也就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里面，她曾经对杨振宁教授说:中国研究核武器的开支比其他国家少很多。杨先生听后摇了摇头说:若算上科学家的生命，计算结果就不是这样了。

1966年，我的表姐邓志典刚刚进入中学。两年多以后，她与我的姐姐一起被分配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几十年后，姑爹的同事们仍然记得那天“老邓替典典背着行李，坐公共汽车到火车站送她去内蒙古”的情景。表姐当时只有14岁半。姑爹的同事们回忆说:那时我的表哥邓志平只有11岁，他看到叔叔阿姨们笑就说:“我爸要是能像你们一样还能笑该多好啊！”——这是因为谁都知道姑爹以前是个爱笑的人，别人对他说话时，他总是眯着眼睛微笑着听。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表姐决心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上大学。她每天下班后抓紧时间补习没有学过的初中和高中知识。姑爹出差回北京时，每天晚上给表姐辅导数学和物理。表姐和表哥遇到难题时更愿意向姑爹的搭档、邻居于敏叔叔求教。他们说:“于叔叔讲题那叫一个清楚，比我爸强多了。”姑爹听后总是无奈地笑着摇头。1978年夏天，高考成绩公布以后，姑爹认为表姐和表哥的成绩不理想，他对我祖父说这两个孩子考得不好。祖父马上对姑爹说:“你不能批评他们。你的工作那么忙，整天不在北京，你对他们的帮助有多少？你不能帮助他们就不能批评他们。”这是我看到的祖父对姑爹的唯一一次责备。

1996年6月，《光明日报》社与北京电视台的记者来家中采访我父亲、姑姑、我祖父的秘书于永水和我。记得姑姑回忆起她与姑爹在1958年8月之前的生活:姑爹的事业蒸蒸日上，研究成果不停地见诸报端，极有可能成为一位理论物理方面的权威。他们夫妇过着安逸、恬静、舒适、愉快的日子，周末必带孩子去爬山、游泳、散步。这时，记者问姑姑:如果让邓稼先重新选择，他还会走这样一条路吗？姑姑和我不约而同地回答:他会的！祖国把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交给他，他向祖国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一生能够如此地被祖国信任，又能够如此地报效祖国，是多么难得啊！姑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死而无憾。（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