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列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纪念堂里的放大镜，在诸多陈列毛主席遗物的物品中，并不显得特别突出，但它背后的含义却是非常丰富的。尽管放大镜只是一个不很起眼的，用来读书看报的工具，但它作为九三学社组织送给毛泽东的私人用品，却承载着在中国政党史上，新中国建立初期民主党派与新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生死相依、相濡以沫的联系，这也应该是在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时，许多人在有放大镜的展柜旁驻足的一个原因。
我们见过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那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戴着眼镜批文件或作报告的照片，虽也常看到毛泽东读书、看报的形象，却没看到过他戴眼镜的照片。是毛泽东的视力与常人不一般吗？不是的。有媒体报道:把读书视为生命，在书海里品味人生纵横天下，研究历史和现实的毛泽东，像寻常老年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变化，视力显得越来越下降了，他不习惯戴眼镜，除看戏看节目外，平时习惯使用放大镜。放大镜成了他在读书、阅报、批阅文件时最好的帮手。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在毛泽东纪念堂展室的橱窗里展示着一面九三学社1951年送给毛泽东的放大镜，就是他最早使用过的。那时毛泽东58岁。
九三学社送给毛泽东的这面放大镜，造型和制作都十分考究，圆形的镜面，直径约有二、三寸，镜面周围连同镜把儿由象牙镶裹着。放大镜框是由象牙雕刻的麦穗簇成。镜框和镜把儿连接处的设计是工业齿轮图案。
仔细看，也许是用的时间长了，放大镜象牙把儿上有个裂口，但象牙把儿上刻着的小字仍然清晰可见:“敬爱的毛主席 九三学社全体社员谨赠”。在这个展示着放大镜的橱窗下，有一行文字:“1951年3月，九三学社赠给毛泽东的放大镜。”解说员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说，“这面放大镜是九三学社社员送给毛主席的。毛主席读书、看报、批文件，一直到晚年都在用它。”解说员还告诉我们，这面放大镜是从中南海毛主席故居随同主席用过的一些物件搬运过来向公众展览的。
橱窗里的实物、下面的寥寥文字和解说员短短话语只是向我们讲明了这面放大镜的来历和毛泽东使用放大镜的点滴情况，但当时为什么九三学社的全体社员要向毛泽东赠送放大镜呢？这背后一定有故事，作为在九三学社工作过的我决定顺着线索找下去。
拂去尘埃，打开历史的卷宗，我们知道:在距今60多年前的1950年12月1日至5日，九三学社召开了建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会后出版了《1950年度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专号》，刊登在1951年1月31日出版的《九三社讯》第一期上，刊物的发行是面向全体社员的。我从这本发黄、陈旧的文件中的“会议总结”部分，发现了一条九三学社送毛主席礼物的消息。该总结分(一)预备会议前后；(二)正式会议开幕；(三)抗美援朝问题讨论总结；(四)本社当前的任务和工作；(五)如何巩固并发展本社的组织；(六)会议胜利闭幕。一共谈了六个方面。在“(六)会议胜利闭幕”里有这样几句话——“最后摄影，摄影毕并一致通过(一)向毛主席致送纪念品，表示敬爱的热忱；(二)……”。这里，向全体社员通报的仅是为表敬意向毛主席致送纪念品，但是没有说明送的纪念品是什么。
在已有一大把年纪了的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会议记录簿里，我又查到一些相关线索:九三学社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950年12月6日下午四时召开了理事会。这次的会议被叫做“九三学社工作会议后第一次理事会会议”，也有人把其称作“新理事会会议(扩大)”。会议记录簿里记录了此次会议时间、地点、出席人及内容。开会地点是在不久前九三学社有史以来第一次固定的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西四颁赏胡同。出席人有叶丁易、董渭川、方亮、孟宪章、初大告、洪铭声、孙承佩、劳君展、鲁宝重、黎锦熙、许德珩、裴文中、洪涛、王克诚、彭饬三、金涛、高觉敷、孙荪荃、潘菽、薛愚、黄国璋、汤璪真、卢于道、吴藻溪、张效良等25名。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签名。会议内容记录十分详尽，包括给毛主席礼物送什么以及礼品经费哪里出等问题。在决议事项中，是这样记录的:“一、关于送毛主席礼品问题，通过:(1)送放大镜一面。(2)推黄国璋(地理学家，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常务理事兼秘书长)、裴文中(古人类学家，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者。时任九三学社中央理事)、金涛(时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候补理事)三同志负责筹办，以本月底办妥为原则。(3)经费由全体社员分担。先由总社经费暂垫。”
继这次会议20天后，即1951年1月26日，下午三时九三学社召开第二次理事会。会议地点仍在九三学社会议室。出席人有:方亮、黄国璋、叶丁易、孟宪章、初大告、黎锦熙、李毅、孙承佩、袁翰青、劳君展、孙荪荃、金涛、汤璪真……。会议记录簿记录了方亮提出的“本日理事会，因到会理事不足法定人数，又因本社主席许德珩患病不能到会，可否将今日理事会，改为谈话会”的提议。经到会理事的一致同意改为了谈话会，并推方亮为谈话会主席。会议记录簿不仅记录了谈话会向常务理事会建议事项，还记录了谈话会决定的事项。在决定事项的第二项中，记录着“二、致送毛主席礼品，久未办妥送出，经决定推高其冰同志(前山东师范学院院长，时任北京外贸学院汉语教研室教授，许德珩秘书)即日与裴文中同志迅速办理。”这份记录后有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在该月31日阅过的签名。
另据1951年4月13日下午四时半的九三学社中央第十五次中常会的记录的决议:“送毛主席礼品的费用，每一位社员分摊人民币八千元(8角)”，则可以判定1950年12月是动议期，1951年1月到3月为办妥、送出期，同年4月为善后期。前后历时5个月左右。足见九三学社对此事的重视和郑重。根据1950年12月底资料统计，此时的九三学社社员总数是117人。当时制作放大镜的价钱应是九十三万六千元(93元6角左右)。在当时虽算不上昂贵，却凝聚着每一位九三学社社员的拳拳心意。
九三学社何以向毛泽东送这样一个礼物，其中有着怎样的背景呢？这里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史实:1949年9月至1950年2月，新中国建立前后期间，九三学社一些社员担任了国家政权的领导职务，很多社员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少社员认为作为科学技术为主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九三学社“任务已尽”，没必要存在，“组织可有可无”，主张解散组织。这段时间适逢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他回国后得知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登报声明解散了深表惋惜，闻听九三学社也在酝酿解散遂立即派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转达他不同意九三学社解散的意见。九三学社作了慎重考虑、研究，经过各方面多次商议，决定九三学社继续存在下去。在中共帮助下，1950年3月，九三学社恢复成立了中央理事会。许德珩任主席，梁希任副主席，除原有理事外，严济慈、孙承佩、薛愚、方亮被推为中央理事。1946年加入九三学社的薛愚曾回忆:“毛主席决定九三学社不能‘不要’而是‘必要’，并决定给九三学社找房子。……当时九三学社指定我协助吴惟诚同志一起去找。……最后找到颁赏胡同乙二十五号，……成为我社中央委员会和北京市分社社址(就是现在的颁赏胡同4号)。”
九三学社从创建之初的1944年至1950年上半年，始终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即没有属于自己的社址。是在毛主席和中共的关怀帮助、直接指导下，九三学社恢复了理事会领导机构，并在1950年9月彻底改变了“居无定所”的状态，从而使九三学社得以保存下来，并有了以后的发展壮大。大概基于这样的情愫，九三学社想向毛主席表达由衷的敬意，加上那时九三学社社员多是拿笔杆的高级知识分子，设身处地地想毛主席也年过五旬，送放大镜，让毛主席在读书看报时眼睛会省点劲儿吧？这很实用也很实际。
不过，按照常理，送给毛主席的放大镜，总不会随意买一个了事，一定是九三学社的社员亲手制作才能更深切地表达情意。会不会是由涉事其中的黄国璋、裴文中、金涛、高其冰等人制作的呢？似乎不太可能，他们中除金涛是搞土木工程的外，大多是搞文科的出身。那么又是由谁最后完成这一代表着九三学社全体社员心意的光荣任务的呢？非常遗憾的是事情没了下文——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相关档案再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在苦苦寻觅而仍没有收获的过程中，我曾产生动摇，想放弃了。
后来，我有幸找到了线索，高兴极了。
在2000年12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严济慈文选》后面刊载了长期在严老身边工作的秘书何仁甫先生撰写的《严济慈重要活动记事》，其中谈到:“1950年12月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本年除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外，还任院学习委员会主席、院图书统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院学术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还亲绘放大镜图纸，交应用物理所光学工厂老技工精制，赠送毛泽东主席。”
在政协金华市委员会文史委、金华市严济慈纪念馆编撰的《严济慈百年图文集》里，有《严济慈年谱初编》，署名旭文。在其年谱中作者是这样记述的:“1950年五十岁……12月 九三学社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被推为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本年亲绘放大镜图纸，交物理所光学工厂张沛风精制，以‘九三学社’名义赠送毛主席。”
在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张沪撰写的《严济慈》一书后面附有《严济慈年表》，年表表述的是:“1950，50岁 12月，参加九三学社全国工作会议，被选为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本年亲绘放大镜图纸，交物理所光学工厂精制，送给毛主席。”
从上述资料的相互印证中，我们终于知道原来是严济慈严老设计并委托加工，最后送呈毛主席的。至于任务怎么落到严老身上的，有几个可能:一方面严济慈是1948年加入九三学社的，是九三学社第一届、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虽从九三学社理事会会议记录中知道严老并未出席那几次会议，但作为理事，一定知道会议内容，了解各项决议、任务要求；另一方面又同严老所从事的专业、他的阅历、能力有关。严济慈是著名的享誉海内外的光学专家、物理学家、我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开创者之一，取得过一系列重大成果，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地球物理学等方面科研成就斐然。上个世纪20年代，严老在法国留学时，创造性地采用单色光干涉法进行测量，在国际上首次精确测定了居里压电效应“反现象”，并发现光双折射的新效应，因而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特别是抗战时期在昆明，生存条件艰苦卓绝，设备极端简陋的环境下，他重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领导开展应用光学研究，研制了大批军用光学、电学仪器设备。他身先士卒，奋力和大家一起磨玻璃、磨镜头，率领着物理研究所员工先后为前线制造出1000多具无线电发报机稳定波频用的石英振荡器，和300多套军用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供我国抗战军队与在印缅战场作战的盟国驻印度军队使用；制造了500台1400倍的显微镜、200架水平经纬仪、50套微缩胶片放大器等，以供野战与后方医院及科研教学之需要；他还从事军用光学仪器的研制，制造出先进的石英振荡器装备报警器，为大后方防御敌机空袭提供了有效设备。不仅如此，在此期间，他还积极训练培养年轻的光学工人，为后来新中国第一个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曾获抗战胜利景星勋章，那是国民政府为严济慈颁发的，以表彰他为抗击日寇，为反法西斯战争立下的不朽功绩。另一方面，1950年5月19日由周恩来总理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严老以这个身份，亲自绘制了图纸后，把放大镜交由物理研究所光学工厂精制，然后以九三学社的名义送呈中共中央，从一个并不很大的角度，表达了一个民主党派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