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科学家设立的“何梁何利奖”第一次颁发。钱学森、王淦昌、王大珩和黄汲清四位中科院院士在20多位获奖者中更获得了优秀奖，每人各得奖金一百万元港币。前三人都是研制“两弹一星”的元勋，惟有黄汲清这位已经90岁高龄的老科学家是搞地质的。黄汲清1954年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第四、五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届中央常委，第八、九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黄汲清是构造地质、大地构造、地层学、石油地质学家，一生孜孜不倦地辛勤工作，特别在石油发现方面，黄汲清做出的贡献，足以使他在中国科学史上，名垂史册。
1904年，黄汲清诞生在四川仁寿县青岗场一个书香之家。在新旧两种文化的熏陶下，黄汲清一路读书上成都，过武汉，到天津，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1927年,黄汲清刚读大学三年级，就用英文发表了处女作《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地层》，纠正了开滦煤矿英国地质学家马休的错误，得到中国地质学会等颁发的140块银元的奖金。
1928年秋，黄汲清被派往辽东、辽西调查煤田地质，后来又“转战”西安、四川、云贵等地进行地质调查,陆续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中国南部之二叠纪地层》等6部专著，引起地质界的广泛注意。1932年他被选派到瑞士浓霞台大学学习，得到著名大地构造学家阿尔冈的指导，确立了一生的学术方向。
黄汲清在瑞士获得博士学位后，1936年初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兼职教授、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
黄汲清担纲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事。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陈秉范等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黄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随后三年里，他率领众人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发现威远大气田打下了基础。
1943年，他领衔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了“多期多层生储油”的陆相沉积生油学说。这是对旧有的“海相生油、陆相贫油”观念的一大突破。
1945年，他的经典著作《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完成，开创了用历史分析法研究中国大地构造的先例，提出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观点，取代了曾经统治欧洲数十年的德国地质大师史蒂勒的“单旋回”观点，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一前一后两大理论的确立，突破了国际上喧嚣一时的“中国贫油论”的束缚，为新中国华北盆地、松辽盆地的找油，指明了方向。
黄汲清喜欢用一句四川话“杀死”来说明问题。他说：“研究问题就像打蛇一样，要打七寸。杀死一个问题就是贡献。关键是杀死!”事实证明，他的陆相生油理论就是一个“杀死了”、立得住的理论。
1954年，新中国组建了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黄汲清和谢家荣当上了技术负责人，统领全国的石油普查工作。应用黄汲清的理论，有了一张《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地区125万平方公里。
1955年，黄、谢共同建议先在准噶尔、吐鲁番、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松辽、华北等大型陆相沉积盆地进行石油普查。但出乎意料的是，地质部只组织了5个石油普查大队，而对松辽平原没有作出安排。
松辽平原也是一个陆相沉积的盆地，日本人在那儿找了整整30年，因缺乏理论指导，没见到一点儿油。但依黄汲清的理论，松辽是最值得查找的地方。见普查目标中没有松辽，黄汲清急了，以技术负责人的身份，于1955年6月督促下达了松辽平原的石油踏勘任务书。
1955年8月，地质部东北地质局派出5人小分队向松辽平原进军。不久，传回好消息:松辽踏勘采集到的泥页岩中有荧光反应和浓重的油味，说明松辽盆地含油!
随后石油战线实行“战略东移”，集中人力物力，加快了大庆油田的发现。1958年4月，松辽石油勘探迎来第一道曙光：501号钻机打出油砂!
1959年4月11日，“松基三井”正式开钻。石油部调来一台最新式的进口深钻乌德3200米型大钻机。9月13日，钻工们开始在地下1357至1382米之间的三个油层进行射孔。此间，渗水的原油从孔内渐渐涌出。20天后，孔内涌出的水越来越少，油却越来越多。9月26日，黑色原油如巨龙终于从千米地下喷涌而出，直冲蓝天。
从玉门到大庆，再到后来的辽河、胜利、大港、江汉等油田，中国石油大发现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科学过程。黄汲清见证了一切，居功甚伟。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黄汲清被关180多天，后来又下放到江西峡江县坑西村的“五七干校”。
层层磨难没有压倒黄汲清，但是当他回到北京，看到自己一手组建的“大地构造研究室”和技术队伍已不复存在，满耳又充斥着有关大庆石油发现的不实宣传时，他感到了痛苦……
他两次向党中央向邓小平致信。1977年6月，黄汲清第一次写信给邓小平。小平见信后要求地质总局先拿一个“说法”，于是地质总局呈上了“关于黄汲清同志的情况”的说明。在那份“情况说明”上，1977年8月小平作出了“总之，要搞百家争鸣!”的重要批示。
但这批示没有直接与黄汲清见面。于是，1978年1月，黄汲清再次给邓小平写信。信中黄汲清显示出一个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气度：
我查阅了有关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工作的报告和资料，确知它们都采用了我的地质构造理论和学派术语，而并无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术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我的态度是：
第一、已故李四光同志……在他担任地质部长期间……为我国东部几大油田的勘探和开发铺平了道路。
第二、我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
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的再一次批示和支持。
1982年10月，国家科委对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做出贡献的科学家，进行了表彰: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等23人榜上有名。黄汲清在这一永载史册的名单中名列第二。
70年的地质生涯，黄汲清踏遍祖国山山水水，发表了250余篇文章，20部专著，在同行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0年，他指导学生编制的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及其说明《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
黄汲清1945年曾在重庆出版一本游记《天山之麓》，是在新疆考察地质时所写的。文笔清新，叙述简约从容，写新疆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文化变革，都有独到见解，用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的眼光看新疆，其内容远非一般散文游记可以相比拟的。
1995年3月22日，黄汲清这位以“做一个为祖国建设事业有用的人”为治学原则的学者，走完了自己91年的人生，告别了他深爱的事业和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