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根据各民主党派的要求，调派一批共产党员到民主党派市委机关工作。我原在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任副部长，市委统战部把我调进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机关，一直工作到1961年上半年，调回到统战部党派处。我在九三学社市委近六年时间，先后担任秘书处秘书、副处长、副秘书长和市委委员、常委。记得，我刚去九三学社时，统战部党派处有同志曾这样对我说：“你是卢于道教授的学生，调你去九三学社工作。”而实际并非完全如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卢先生抗战胜利前，就在重庆复旦大学任教，而我是抗战胜利后1945年秋，才进复旦大学先修班读书，结业以后直升法律系。我在复旦读书近四年时间，与卢先生不在同一院系，对卢先生并不熟悉。对他有比较多的了解，是在我去九三学社以后。
卢先生是一位知名的脑神经专家。我刚到社市委工作时，统战部党派处就有同志告诉我，国内有两位脑神经专家，南方的就是卢于道教授。卢先生1925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毕业，考取浙江省公费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1930年获解剖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美洲袋鼠前脑外部与内部结构》，曾在《美国比较神经学》杂志上发表，经导师推荐，得洛克菲勒基金会2万美元奖金，赴欧洲参观学习。回国后，在南京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主讲《解剖学》，写就国内第一本《神经解剖学》教材。次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事人脑的显微研究，撰写了题为《中国人之大脑皮层》英文专论，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论文丛刊上，驳斥国外污蔑“中国人种低劣”的谬论。可见，卢先生不仅是一位热爱科学的优秀博士毕业生，更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抗战爆发后，卢先生随中央研究院内迁，先在贵阳，任湘雅医学院神经解剖学教授。后到重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所及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活的身体》、《科学概念》、《脑的进化》等。1931年，中国科学社负责人、中美教育文化基金会秘书长任鸿隽到重庆，卢先生受他的委托，担任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负责在后方开展科学社的活动，参加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有联系的进步团体、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抗战胜利后，卢先生仍在复旦大学任教，兼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1946年夏，卢先生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继续担任复旦生物系教授和中国科学社总干事，并参加高等教育界联合会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活动，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等斗争。1948年10月，中共地下党市委派李正文同志动员卢先生与张志让、陈望道教授一起，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途经香港转华北解放区，在石家庄受到周恩来同志接见。毛主席也在驻地接见了卢先生等一行，并共进晚餐。
北平解放后，卢先生参加了由郭沫若率领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赴捷克布拉格参加会议。回国后，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人们把卢先生这次毅然离开家庭和他热爱的科学事业，比喻为“脱下皮鞋穿草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新中国成立后，卢先生仍回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长。这时，他在教学和科研的指导思想上有所改变，开始学习运用辩证唯物论，进行脑神经生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并对针刺麻醉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中国科学社于1950年结束，他当选上海科学普及协会主席。1959年科联、科普合并为科协，他当选为上海科协副主席。据我所知，卢先生长期在复旦大学任生物系教授，并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所有工作上的联系。虽然，卢先生社会职务比较多，如九三学社市委主委，市政协、科协副主席等等，实际上他并没有脱离教学和科研工作，始终都是一位有名望的科学家。
卢先生担任九三学社主委，是科学家办党。这话也是统战部党派处同志说的。卢先生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他热爱九三学社。1944年底，部分重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褚辅成等，为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次年九月，为纪念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改名为“九三座谈会”。卢先生自始至终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鼓励许德珩等建立政党。1946年1月6日，“九三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同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卢先生当选为监事，后任常务监事。1951年11月，卢先生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三届理事会主任委员。其后，他连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和上海市委员会第四至第十届主任委员，他还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和副主席。为什么卢先生担任九三学社主任委员，人们会说他是科学家办党呢？当时，说这话的同志这样解释：“九三学社自然科学家比较多，卢于道教授也是自然科学家，九三学社的工作计划‘实事求是，一事一条，简单扼要’。”我对“科学家办党”的理解是：卢先生领导九三学社，比较照顾科学家的特点：（1）他任主委不专职；（2）社市委机关有副主委、秘书长管；（3）部门、专门委员会有专家和专职干部管；（4）主委只抓总体的工作，每周六下午召开办公会议。那时，社市委的任务是“参、代、监、改”（即参加国家建设，参加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协商和执行；代表其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发挥监督作用；对其成员和所联系群众，通过学习和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主要抓两方面：一抓服务（即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二抓学习（即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改造世界观）。这两方面要紧密结合，即服务与改造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卢先生同共产党的关系好，拥护党的领导，贯彻党的主张，做党的挚友。早在抗战胜利前，1944年，卢先生在重庆任中国科学社代理总干事时，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社接见了卢先生，并告诉他：“你妹妹在延安很好，卢琼英在政校学习，卢三英在鲁艺学习。”抗战胜利后，卢先生继续在复旦任教，并兼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除参加九三学社活动外，还积极投入反内战、反迫害等斗争。卢先生还积极支持复旦大学中共地下党。在白色恐怖、情况紧急时，地下党员杨师曾经常在他家住宿避难。他还安排地下党员胡宣明，担任中国科学社的干部。胡宣明经常在中国科学社进行党组织的活动，科学社便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一个据点。这些都说明，卢先生在解放战争期间，已经同共产党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委，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中共市委和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他都能坦诚提出意见，对此，统战部杨逸副处长给我举过两个例子：（1）在我到九三学社不久的一次党派领导人座谈会上，刘述周部长问各党派，对统战部派去的共产党员有什么意见？卢先生说：“高飞话多了一些。”刘部长当即回应说：“话多好吗？”其实，我在社市委机关任秘书，在办公会议上作纪录，不讲话，只有一次会议行将结束时，我听到王恒守教授讲“青年教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把老教授当老虎打”这件事，由于没有人提不同意见，我就说了几句，大意是“牙齿和舌头是很亲近的，有时牙齿也会咬破舌头”。我并没有多说话，问题在于我讲话时，卢先生已站起来，准备结束会议。（2）还有一次党派领导人讨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时，卢先生提到，高飞说过“要一辈子做九三学社的工作”，而自己却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就这两个例子而言，我认为卢先生对党都说出了心里话。第一例，我不认为是对我的批评，而是老师对学生的关怀。第二例也不是对我的表扬，而是卢先生自我检查。我认为，卢先生对共产党相见以诚，心连心，是共产党的真正挚友。（高飞 原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机关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