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先后接到北京两个老同学的电话，传递同一的信息：黄其兴走了！不胜唏嘘之余，直觉的感受是“又少了一个”。“又少了一个”，这是近年来同学、好友之间传递此类不幸消息时常用的一句话，它内涵着感慨还加痛切，大概和古诗中的“遍插茱萸少一人”有共同的意思。
感慨之余便自然地想到了许多往事。随着年事的增长，“流年似水”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下子便流去了几十个春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中期，我与黄其兴相识于昆明的南菁中学。那时我们都还是初中二年级的“娃娃”，他个头比我略低，瘦瘦的身材，一双机灵明亮的眼睛，浑身活力，喜欢打抱不平，说起话来稍带口吃，因而得了一个外号：“老顿 ”。课余饭后我们常有交往，我家（二哥家）就住在学校附近，他来过好几次，我也应邀去过他家。记得他家里人口很多，房舍也很宽敞，但不是当时昆明流行的花园洋房，而是传统型的“大宅门”。我们只同了半年的学，初中三年级我转学去了由西南联大一批东北籍师生主办的“长城中学”，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了。隐隐约约听说他四十年代末期去了法国留学。
转眼之间又是四十多个春秋过去了。大约是1992年的春天（应为1990年4月----贵州九三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组织的“智力支边”考察团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考察后来到贵阳。“智力支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统战部的支持下，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协商达成的一项扶贫工程，重点地区是毕节、六盘水和黔西南。到九十年代的初期已启动了两三年。记得那一次到黔西南来的考察团由中科院长卢嘉锡先生牵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贵州九三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和专家（多为双重身份）组成。他们来到贵阳的那天下午，时任省委书记刘正威、省长王朝文和我去宾馆看望他们并交换意见。会后共进晚餐时，中共黔西南州委的同志指着一位两鬓斑白、略显苍老，一副学者模样的先生向我介绍：“龙书记，这位黄先生是云南人，你的同乡。”当时人多也只是握握手，彼此竟然都没有认出来。回家后想起这件事，从衣袋取出被会见者的名单，“黄其兴”三字跃然眼前，竟然演了一场老友相见不相识的喜剧。这种只有在小说和戏剧中才能见到的事，竟然我们也来扮演了，能不叫人遗憾还加感慨？
1992年的秋天，我去北京出席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按预订的航班还有一天的滞留。恰好老黄来北京出席九三学社中央的常委会议，我便邀他和另一个老同学舒暲去游颐和园。我们三人漫步在秋高气爽、碧波荡漾的“昆明湖”畔，回忆学校时期的往事，相谈别后几十载各自的经历，真乃是欢笑与感慨相交织。远去的中学生活是值得回忆和欢笑的也是很单纯的。几十年的经历呢？那就千差万别了。有人一生坦途；有人一世坎坷；有人时而阳光铺路，时而风雨交加。老黄属于哪一类？他的去国还乡是那天我们谈话的主题。他在法国攻读化学专业，是学有成就的专家。祖国的新生激起了他的爱国热忱；建设新中国的召唤引发了他回国贡献知识的决心。他放弃了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地回来了。但是他的这篇《归去来辞》谱写得并不轻松，最初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执教，堪称顺当，大概属于阳光铺路的时期吧。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哎呦呦！”老黄说不下去了，大有不堪回首的滋味。也终于还是说了，简略而沉重：“白天挂反动权威的牌子在众人面前批斗，晚上关起门来打特务间谍。什么逼供的手段都用了！”他没有详谈使用了哪些逼供手段，大概是想淡化一下吧，拐弯抹角地打了一个比喻：“那回去重庆，他们安排去参观渣滓洞，我说这些滋味我都受过！”还用得着详细叙述？这样的遭遇同是受过“文革”折磨的我等听了也感到吃惊和不可思议。但更为不可理解的还在后头：“翻来覆去追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回来？’”。奇怪的问题发生在奇怪的年代，自有其奇怪的逻辑。
我们听了受到很大的震动，我边听边想如果老黄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他也就很可能熬不过那样的折磨而到达柳暗花明的今天。
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起步，黄其兴才真正实现了他当初回国报效的愿望。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和同辈的许多专家学者一样，由学术岗位转向了从政的道路。他第一次去贵州时是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天津市改革开放后重点建设地区——塘沽区的副区长，好像还是九三学社天津市委主委（记不清了）。后来几年，很快地便担任了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1年4月）、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95年12月----贵州九三注）还兼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等职务。职务的变化，说明他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付出了辛勤而有效的劳动。有一次我和住北京的几个老同学专程去天津登门造访，他特别邀请我们参观面貌一新的塘沽区，步行在花园般的马路上，他兴致勃勃地指点着各式各样的建筑向我们介绍，欣慰之情溢于言表。像战士怀着激情介绍自己鏖战过的地方。他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自己，而是我们旁观者的一种感觉。在那段时间黄其兴又来过贵州两次。一次是（1995年10月----贵州九三注）他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受委托担任视察团的团长，率领驻天津的25位全国政协委员到贵州视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情况。那时我已经从省委转到贵州省政协担任主席，自然是由我对口接待。他们一行在省政协邱耀国、吴若秋两位副主席的全程陪同下，深入安顺、黔西南、遵义和贵阳等地进行了十多天的调研。最后向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八条建议，其中如立足现实，多搞“短平快”项目；引进和培养人才以及发展旅游促进第三产业等，都很有针对性。此外，还就天津港田公司捐赠60万元建一所希望小学达成协议。此后，他又一次受九三学社中央之派遣来到九三学社对口支边的毕节地区的威宁县（应为2000年5月----贵州九三注），检查和协调支边事宜。这次他没有经过贵阳，来去都是由云南宣威出入（应为云南昭通----贵州九三注）。他在威宁给我打电话，说另有任务要赶回去，不能来贵阳相见了，表示歉意。我除了未能见面表示遗憾，还为他对贵州的辛劳致谢。我想这样的谢意，不仅代表我个人。（贵州九三注：黄老还于1997年3月底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前来指导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进行换届；1999年5月随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协调小组赴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南州，广西百色地区进行综合考察；2000年11月22日出席在贵州省普定县坪上乡中学举行的九三学社中央及五省市捐助物资交接仪式，向坪上乡贫困群众捐物3万余件，捐款20万元）。
为人处事注重友谊是黄其兴的性格特征，他有几句名言，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官位”是暂时的，钱财是身外的，只有友谊才是长存的。同他交往过的人都会感到他不仅豁达乐观而且很重情义。我印象深的有几件事情：老同学舒暲大半辈子在国外做文化交流工作，故而北京居无定所。1989年带着妻子和十多岁的女儿由我驻新西兰大使馆文化专员的任上回国离休后，一家三口挤住在中央音乐学院妻子蔡馥如（中央音乐学院钢琴教员）的一个小套间里。他们的卧室成了住、吃、工作、待客于一体的“多功能厅”，多年得不到改善。凡是去过他家的朋友，无不为之不平，但也爱莫能助。黄其兴却在不平的同时想到要以全国侨联副主席的身份为他呼吁（舒暲家解放前曾居缅甸，属归侨），舒暲本人却很达观，知道后婉言劝阻并解释部里的困难方作罢。在那十多年里，大凡全国“两会”期间或因事去北京，老同学之间总是有一次聚会，黄其兴从不缺席，即使不在北京只要接到通知也必然从天津赶来。他不仅积极参加，而且也总是谈笑风生，格言逸事顺口而出，显得十分豁达亲和。2003年春天，我乘全国人大会议的休息日，去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签定《王国末日》的出版合同。到达天津城郊时，我在车上给他打电话告知行程，并说办完事之后到府上拜望当晚回北京。谁知我们刚到百花社不到一个钟头，他便赶来将我硬拉到他家里去了。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显示了他为人处事的一种风格和真情。
去年的六月下旬，我去北京出席“中关工委”（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会议，抽空在老同学姚曼华家聚会。他很早便从天津赶来了，乐观豁达的风格依旧。姚曼华谈到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期间，在电视上看到他竟然是天津站的火炬传递手，大家都为他的健康而称赞，谁知这竟是最后的一别，而且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在贵州特别是贵州的政协系统，不少人都和黄其兴有过交往，深知其人其事。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无不为之惊讶和感叹。 （龙志毅 贵州省政协原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