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系金老1986年用毛笔书写，曾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115辑）》上刊登。文章记载了金老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基本情况，涉及到支援抗战、与中共领导人的一些交往，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一些情况，对于研究九三学社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金老墨迹后流落民间，近日为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生态工程咨询所所长、社员郭保香购得并收藏。
一、只身去重庆
就在当时“国府”一片逃难声中，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向全校教职员工宣布，学校准备迁重庆，教职员工愿去的，不准带家属。财政部长孔祥熙则宣布，个人银行的存款，每月只准提取百分之五。于是我把家属送回杭州，后来又到了诸暨老家。返回南京，我就和梁希、毛宗良各自花了120元，购买了民生公司的长江轮船票，沿长江上溯到了重庆。当时中央大学已在沙坪坝向重庆大学租了一块地，建起了几栋教职员工宿舍，我和梁老同住一间宿舍，每人一张床，当中放一张书桌，每人用一个抽屉，国难当头，大学教授的生活不过如此而已。然而我们到了重庆不久，那位曾宣布严令的罗校长，他的老婆、儿女、保姆，甚至大小便用的马桶，都坐飞机到达了重庆。
二、“七七”献金
到了1938年7月，为了纪念“七七”抗战，学校设了一个献金台，罗校长“带头”献了30元，有些教授献了10元、5元不等。我躲在宿舍里，不出去，因为我担心献金会落入某些贪官污吏的腰包，不会到达前线将士手里，但心里还感到不安。一天，某报载了一条消息，《新华日报》从汉口迁到重庆了，并在某地设了办事处。第二天，我进城见到办事处一位姓周的同志，向他说明来意，并捐了100元，请他交给八路军前线将士，这时我才感到心安理得。到了秋天，学校又号召向前线将士献送寒衣，许多教职工又一次捐献，但我和梁老还是一文不名。我把前次去《新华日报》的近况告诉了梁老，他同意我的意见。因此我带着两个人的心愿又去《新华日报》办事处赠送寒衣款。第二天，《新华日报》登了一条消息，“梁金先生献金200元”。
三、农村调查
我每年利用暑假期间，到川北、川西调查农业生产情况，前后跑过了五六十个县。川西的温江县盛产大蔴，大蔴收割之后，农民把它浸在水里一个时期，叫做“沤蔴”。经过“沤蔴”后，蔴的表皮很容易和组织层分离。那时联想到幼年时期，我在诸暨家乡，农民们用刀刮苧蔴表皮的情况，既费力又费工，因而感到温江农民栽培大蔴的经验应好好学习。回校后，我就写了一个报告，登载在某杂志上。
四川遂宁、射洪、南充一带，盛产圆锥小麦，比一般圆锥小麦要矮些，有花、叶深绿色，远远看去，闪闪发光，农民称它为油麦。这是圆锥小麦一个特殊的品种，可惜当时我没有能系统地对它作出鉴定。
四、川北受困
1939年，我和蔡旭同志去川北调查农业情况，每人坐了一个滑竿，从重庆出发，到了平武，在县政府住宿，县长去重庆开会了，由秘书招待了我们。几天后，我们离开平武，向松潘方向前进，到了下午，天快黑了，我们打算在一个镇上住宿，我们下了滑竿，突然从路旁出来五六个人，拿着手枪，对我们说，要检查行李，翻来翻去，检查了好一阵子，没有发现什么他们要找的东西。我问，你们这样检查，想干什么？他们拿出一张平武县政府的通知：“中央大学教授金善宝、助教蔡旭，在县政府留住期间，翻地图，查县志，有汉奸嫌疑。”对此，我们非常气愤，他们呆在后方不抗战，反而诬陷别人是汉奸，真是混帐逻辑，但又安慰自己，幸而他们说我们是汉奸，如果说我们是共产党，也许要被砍头了。
五、烟草试验
当时外国香烟充塞市场，为了堵塞漏洞，发展本国烟草事业，某烟草公司捐了几万元经费，委托中大农艺系改良本国烟草品种，我们向各县搜集了不少农家品种进行试验，并选出了一些生长比较好的品种，但对烤烟技术没有实践经验。我们花了800元，从河南请到一位有实际操作技术经验的老农民帮助我们烤烟，并派一名高年级学生刘式乔跟他学习。这个学生在烤烟房旁搭了一张床，食宿不离，随时观察烟房的温度、湿度和烟叶烟色的变化，详细地记录下来，然后分别制成曲线，从这些曲线很容易看出三方面的相互关系。后来他写成了一篇很好的毕业论文。因为我们进行了多年的烟草试验，学生积累和学习了实际知识和工作经验，约有四五名毕业学生，如朱尊权、王承瀚、洪承钺成了我国现在烟草界的权威。
六、全家团聚
大约在抗战的第三或四年，我想回杭州把家眷接到重庆来，到了贵阳，才知道浙赣铁路已经不通，只好中途返回重庆。第二年，我的妻子姚璧辉带了四个小孩，冒着千辛万苦，到达了重庆。她们经过贵阳的吊死岩时，汽车翻了三个筋斗，幸而被一块大岩石挡住了，车内的皮箱翻出了车外，不少乘客受了伤，有的还跌断了大腿。但我家的五口人，虽然有的衣裤上沾满了别人的鲜血，但一个也没有受伤，“感谢上帝保佑”。车祸后，她们找到贵阳一位姓何的诸暨同乡，在他家里休息了十多天，才辗转来到重庆。我在中渡口嘉陵江边花了一百五十元，买了一间草房，一家六口总算安顿下来。
七、苦难多病的岁月
当时由于国难当头，物价飞涨，生活很不安定，一个大学教授的生活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而已。记得有位教授走过饭馆，计算口袋里的钞票还够吃一碗面，但吃完面，物价又暴涨了，他感到很狼狈！我一家六口，生活也很困难，妻子本来身体就不好，自抗战以来，长期颠沛流离，到达重庆不久就病倒了。她每月要吐几口鲜血，经医生诊断认为是肺病，那时如果一个人患了肺病，等于判处了死刑，因此，她整天躺在床上，振作不起精神来，一直躺了好几年。
我在重庆时，身体也不好，一次在上课时，觉得头昏眼花，只好提前退课，刚走到教室外面就昏倒了。同学们把我抬到办公室休息，并护送我回家。但我想到妻子卧病在床，孩子们还小，我这副样子回到家里，岂不叫生病的妻子着急吗？因此，我婉言谢绝了同学们的好意。到了傍晚，肚子有点痛，坐在痰盂上，便了半痰盂血，住进医院，医生也检查不出是什么病。罗宗洛先生写信慰问我：“斯人也，而又斯疾也。”回到家里，农艺系的同学们认为我的病是营养不良所致，他们在一起凑了一些钱，买了许多营养食品来慰问我，使我深受感动。当时一个大学教授的生活不过如此，一般大学生的生活就更是清苦难言了，很多同学是靠救济金或亲友帮助勉强就学的。在这样艰难的日子里，用勒紧腰带省下来的钱，买来的这些慰品中，凝聚了多么深厚的师生情谊啊！
那时，我是年年有病，走路拐杖不离手，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旦见到我，很惊讶地说：“金善宝你的身体还不差啊！”言外之意是以为我早已去见上帝了。当时中大农学院有五个老人，即梁希、邹树文、李演恭、汪德章，我年龄不到五十岁，满头白发，所以被列为五老之一。
八、毕业典礼上无声的抗议
由于日本侵略军疯狂地向我内地进攻，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我军陆续向后退却。“四大家族”拼命搜刮民财，准备逃往国外做“寓公”。全国人心惶惶，人民群众喊出一种悲哀的口号：“中国若亡，是无天理，中国不亡，是无人理。”中央大学的学生多次上街游行示威，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卖国贼！”等口号，罗家伦、顾孟余等人，先后离开了学校。于是蒋委员长亲自出马，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千方百计想控制这所高等学府。当学校举行毕业典礼这一天，蒋校长冒着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亲自从峨眉山赶来，主持毕业典礼。把大礼堂的座椅都搬走了，毕业生都奉命站在礼堂迎候。蒋校长一到，就拉开毕业生名册，大声喊叫，某某毕业生，上来领文凭，没人回答，叫第二个也没人回答，叫第三个还是没人回答。委员长变为校长的蒋介石，此时感到四面楚歌，冷若冰霜，但又无法发作，只好拿起皮包，跑出大门，坐上汽车，回峨眉山去了。
九、在周恩来同志的感召下
国共开始合作，共同抗日。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中央大学学生会邀请他来校作报告，校方把大礼堂的大门关闭了，饭厅的桌椅都搬走了，人都站着，饭厅内外都挤满了听众。周恩来同志到达时，陈诚将军带了一些卫兵，进行所谓保护，实际是监视。周恩来同志口齿伶俐，出口成章，做了长达三个小时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开阔了人们观察世界形势的视野，更加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
新华社迁到重庆后，在化龙桥附近一个小山上设了办事处，社长潘梓年是潘菽同志的长兄，通过他，我们经常到那里探听前线战况，了解国内外形势，每次都颇有教益。我身体虽不好，但只要说到报社去，我就拿起拐杖一同前去，山间两旁，有几栋小洋房，住着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监视来往行人。我们熟悉他们那一套，也就设法避开他们，不定时地出入。我们组织的“自然科学座谈会”，除学习讨论《自然辩证法》外，多半以座谈、聚餐等形式进行活动。石西民等同志经常和我们畅谈时事。周恩来同志还几次设宴招待我们，边吃边谈，彼此都很亲切。周恩来同志在同国民党的周旋中，处理问题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十分机敏灵活，令人敬佩。据说，有一次陈立夫曾对周恩来同志说：“我们都应该到国外去看看，见见世面。”周恩来同志很机警，立刻回答：“我们共产党人都是拥护毛主席的。”
十、从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得到启发
1942年，听说延安在搞大生产运动，我就亲自选拔出来几个小麦优良品种，托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寄往延安。后来邓颖超同志看到我，她对我说：“延安已经收到您的小麦种子了。”因为延安在搞大生产运动，我和朋友李崇诚想到那里去看看，我去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对林伯渠同志谈了，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并说，到了西安办事处后，他们会设法送你去延安。不幸李崇诚在嘉陵江洗澡，大拇指划破出血，染上了破伤风，发高烧，住医院半月，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开追悼会时，李崇诚的哥哥从外地赶来，他在会上公开责备我，如果早点通知他，他有办法，把李崇诚抢救过来。后来，我把介绍信退还林老，并说，我因身体不好，路上无人照顾，不去延安了。林老恳切地对我说：“后方同样可以搞革命，不一定到延安去。”
十一、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为了欺骗舆论，邀请毛泽东主席亲自到重庆进行商谈。毛主席在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到达了重庆。这个消息一传出，好心的人们欢呼，欣喜若狂，以为国共合作，和平建国，中国有希望了！
毛主席在谈判期间，曾抽空来中央大学，探望他在湖南师范学校学习时的老同学。后来又在嘉陵江畔张治中的住宅，亲切的接见了粱希、涂长望、潘菽、谢立惠、李士豪、干铎我们一些人。毛主席先问我们：“各位对时局有什么高见啊？”梁老首先回答：“我们感到很苦闷。”毛主席连声说：“噢，苦闷。噢，苦闷。噢，苦闷。”一连说了三次。我坐在后面，毛主席问：“那位白发老先生有什么意见啊？”他知道我刚50岁时，便伸出两个手指笑着说：“啊！我比你大两岁。”我递给毛主席一张名片后，说：“革命是要流血的，不流血的革命，不会长久的。孙中山先生为了求得和平，让位给袁世凯，终于遭到二次革命的失败，还是要打仗的！重庆是虎狼之地，不宜久留，希望毛主席早日离渝回延安。”毛主席听了，只是频频点头，没有说什么。毛主席的接见，更加鼓舞我积极投入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及营救进步学生的斗争，使我看到了光明，更加坚信一个崭新的中国，一定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
十二、在昆明的半年
1946年，中央大学仍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不少教授几乎终日闲着无事。云南大学农学院张海秋院长寄来了一张聘书，我就向学校请了假，到设在呈贡的云大农学院教了半年书。每逢星期六下午，我去昆明，住在清华大学周家炽教授宿舍。他对我说：“某某人来，我不招待，您来，我就招待。”一天，他拿出一张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呼吁书，请我签名，我欣然签了字。大约有三百多位教授签名的宣言书，在《新华日报》发表后，轰动了昆明、重庆，波及全国。国民党感到十分震惊。为了昆明学生罢课事件，教育部委托中大校长吴有训到昆明进行调解，我在报上看到消息后，特地去看他，他关切地对我说：“您还不回去，教授会要停发您的薪水了。”我说，我买不到机票啊。后来，曹诚一同志帮我想了一个办法，她说：“您的学生的丈夫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可以托她帮您买飞机票。”照她的主意办了，果然迅速买到了飞机票，安然回到了重庆。
在呈贡期间，由于美国曾经在日本的长崎和广岛投了两颗原子弹，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物理学教授，大谈特谈原子弹的威力，甚至有人嚣张地说：“只要美国借给我们两颗原子弹，一颗投在莫斯科，一颗投在延安，中国问题就解决了。”我一再强调，国共两党都是炎黄子孙，利害休戚相关，应该联合起来，抗战胜利后，共同建设新中国，才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和国家兴旺强盛的出路。但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回到重庆，经潘菽同志介绍，我就加入了九三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