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于2月23日8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这篇文章刊发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是记者对徐邦达夫人滕芳女士的专访，希望以此表达我们对这位学界泰斗的哀悼之情。
6月3日，享誉海内外的鉴定大家徐邦达先生的百年收藏及创作珍品现身保利2011春拍，这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场徐邦达藏品及创作拍卖。
徐邦达有个雅号叫“徐半尺”，意思是说他独具慧眼，鉴定书画时，常于画轴展开半尺之际，已辨出真伪，海内外奉他“华夏辨画第一人”，中央电视台曾以“国宝”为名，为他摄制专题片。几年前开始，徐邦达就卧病在床，且不能讲话，为了走近这位学界泰斗、一代宗师，本刊专访徐邦达的夫人滕芳女士，听她讲述这位“国宝”的平凡人生。
故宫博物院是我们的月老
滕芳女士是我国老一辈的话剧演员，曾在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舞恋》、《谁是第三者》等影片中担任角色。谈起与徐先生的相识，滕芳女士说“只能用缘分来形容”。
从前我跟徐先生隔得很远，我是搞表演的，他是搞八股文章的，真可谓隔行如隔山。那年我拍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峨嵋厂让我回去补几个镜头。在峨嵋厂的演员食堂吃饭时，我认识了故宫博物院的朱家先生，他当时在给峨嵋厂的另一部片子做服饰顾问。
慢慢熟悉了以后，朱老就介绍我参加九三学社。因为文工团没有九三学社成员，又因为朱老是我的介绍人，就把我编到了故宫组。
1981年底，九三学社组织大家到人艺看话剧，在朱老的引荐下我第一次见到了徐邦达。
当时是冬天嘛，他穿了个棉猴，还戴了顶帽子。脸就那么窄那么窄，而且脸色煞白煞白的。我后来还问朱老：徐老有病啊，脸怎么一点血色都没有。他说他就那样。
第一次的见面，双方对彼此都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从加入九三学社故宫小组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两个人的缘分。
快春节的时候，九三学社聚会，在板厂胡同的同和居，徐邦达就坐在我旁边。吃完饭，他问我怎么走，我就问他住在哪儿，他说要坐113路到工人体育馆。我当时住在东四十条，113路必须在东四十条转车，我就说，那好，你就跟我走吧。
后来他跟我讲：那天看着你下车，一个人越走越远，当时真想送你回家，但是也觉得这样太唐突了，才克制住。我那个时候才40多岁，虽然一直搞文艺工作，但骨子里是很传统的人，看到徐邦达这样的老专家，我特别地尊敬，而且那个年代的人，思想都很单纯的。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虽然彼此的专业隔着十万八千里，但他喜欢看话剧，还特别喜欢京戏，碰巧话剧是我的专业，京戏又是我的爱好，就这样成为很好的朋友。
慢慢地他开始给我写诗、写信，感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后来结婚的时候也没搞什么仪式，就简单地吃了顿饭。
相差23岁的两个人结合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界刚刚恢复生机，滕芳的事业正是热火朝天，她却选择了急流勇退。
我最后拍的一部电影是1982年的《谁是第三者》。当时徐邦达住院了，我安排了一个阿姨，每天做好饭给他送到医院去。我们那时候拍电影，一个周期最起码得10个月到1年，而且还有外景地，我觉得把他扔在家里我不放心。1983年我就提前退休，全陪他了。
30多年来，滕芳就犹如徐邦达的影子，徐邦达到哪儿，滕芳一定到哪儿。徐邦达祖籍浙江海宁，1911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滩有名的丝绸商人徐尧臣。徐邦达从小养尊处优，用滕芳的话说，他是被宠大的。
他的妈妈生了8个孩子，只有他一个男孩。7、8岁的时候，上下楼梯还是保姆抱着。所以除了他的专业，生活上的事他一点都不会做，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们一起生活这几十年，他要吃的东西，早晨提出来，我都没让他过过午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徐邦达
徐邦达14岁开始学画，师从苏州老画师李涛（醉石）。后来，又入著名书画家、鉴赏家吴湖帆之门，书画与鉴赏能力日进。他初时学习柳公权，后来为了锻炼鉴别能力而临摹百家，颇得古人神韵。徐邦达年轻的时候，就以书画名噪江南。他18岁创作的摹本奚冈《松溪高逸图》现保存于加拿大，24岁创作的摹本张中《芙蓉鸳鸯图》现存于新加坡，皆是两家博物馆的珍宝。1950年，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今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调徐邦达到北京任文物处业务秘书，从此徐邦达专心于古书画鉴定，直到近些年才重拾画笔。
虽然出身资本家，但徐邦达很爱国。滕芳说，徐邦达把他的成绩都归功于共产党，是共产党给了他平台。
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是纨绔子弟，是大资本家的儿子，从小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你怎么对共产党这么有感情？徐邦达说，当年郑振铎调他来北京的时候，他也很奇怪，因为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怎么会看上他了？他就问郑振铎：“你们了解我吗？”郑振铎说：“怎么不了解你？那年汪精卫在南京过六十大寿，吴湖帆让他的八个弟子每人作一幅画，由他总题，结果七个人都画了，只有你没画。吴先生问你为什么不画，你说汪精卫是汉奸，不能画。你说我了解你不？”徐邦达说，就是这份信任，让他永世不忘。
过去要看什么东西，首先得和人家有交情，即便去了人家家里，也未必能看到全部。可徐邦达到北京后，每年带着学生到20多个省市调研，每个省市的博物馆都向他敞开大门，都是特殊对待。所以他才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徐邦达，他很知恩、报恩。
滕芳说，徐邦达不仅把家里收藏的字画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故宫，听说别人家有好的藏品，还上门动员人家卖给国家。1953年，徐邦达又带了3700件东西，到故宫重建绘画馆。
我后来问他：“你卖给故宫后悔不后悔？”徐邦达想都不想：“不后悔！放在故宫就等于放在家里，我想拿出来看也可以看啊。”
建党80周年的时候，徐邦达90岁了，我还跟他开过玩笑，我说徐邦达你要不要入党？他说那有什么不可以的？我说你今天要写入党申请书，明天报纸头版头条都是你。他就是对共产党感情特别深。
为国寻宝，不辞辛劳
民国成立十数年后，溥仪预感到紫禁城不可能成为久居之所。他请来宫中遗老，对宫中所藏文物字画清点核查，打上宣统御览之印，悄悄将其中1200余件书画卷册，带出紫禁城。先是藏于溥杰家，后又带到日本人卵翼下的伪满洲国“都城”长春。
1945年春夏之交，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溥仪仓皇出逃，“宫中”一片混乱，许多文物字画就此散落民间，不知去向。
除溥仪带到东北的古书画卷册以外，紫禁城藏品中的九成以上，被国民党在解放前夕运去了台湾。
因此，新中国初创时，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书画卷册更是微乎其微。为了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藏品尽快丰富起来，徐邦达跋山涉水奔波于各地，悉心察访。任何一点信息、一点线索，他都不放过。
一次，徐邦达听说，曾任国民党吉林省政府主席的郑洞国，非常喜欢字画，国民党军进驻东北后，郑洞国在长春收购了不少珍品。1948年10月，郑洞国率部起义时，将一些价值极高的书画珍品，藏在一个小皮箱中。这些珍品就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出去的，包括唐代人临摹的《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五代后唐画家胡环的《卓歇图》、五代杰出书法家杨凝式的《夏热帖》，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太白山图》卷等共5件。
为征集书画珍品日夜奔波的徐邦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极有价值的线索。他开始追踪探访，得知郑洞国率部起义前，装有5件珍品的皮箱，始终带在身边。直到起义与解放军接洽时，才将皮箱交给负责接收的解放军部队。当时说是代管，但事后再无人提及此事。徐邦达立即通过有关人士查访当年负责接收的部队，终于在部队存放文件的保险柜中，找到了那只皮箱。
如今，这5件珍品中的《王方庆万岁通天进帖》和《太白山图》卷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其他三件藏于故宫博物院。
就这样，这个被称为“国宝护神”的老人，为国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不下三四万件，而他自己家中除了自己的画作和仿真的古书画，几乎没有古董文物。谈到这一点，滕芳说：文物局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文博人员不收文物”，徐邦达一直遵循这个规定。他跟我说：“作为鉴定家，既然姓了‘公’，就不作个人收藏家。”
这个姓了“公”的鉴定家，“文革”结束从干校重返紫禁城，丢下锄头首先想到的还是利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鉴考征集古书画作品。这时的徐先生已届古稀，可他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带领杨新(现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连起（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等一批中青年助手，跑遍了全国80％以上的省、市、区的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商店，对所藏古书画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
此次考察车马劳顿，耗时五六年，行程数万里，鉴定书画作品约四万件左右，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确实太辛苦了。考察中，在青岛博物馆的次等文物堆中，发现了国家级珍品唐代临摹的怀素《食鱼帖》；在云南博物馆的参考品中发现了宋代画家郭熙的《溪山行旅图》中轴、元代“四大家”之一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等稀世画作。如若不是徐先生慧眼识珠，这些稀世国宝的命运恐怕不是还压在箱底就是被随意处理了。
一生痴迷书画
徐邦达对书画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在滕芳的眼中，他的全部心思都在书画鉴定上。1950年徐邦达到北京以后，在北海团城租了个小房子，征集、鉴定历代书画。那时候冬天没有暖气，他就生个炉子，穿个棉大衣，看字画看得太专注，棉大衣被炉子烧着了都不知道。用滕芳的话说，“他做梦都离不开书画”。
有一次，徐邦达感冒发烧，睡梦中突然大喊：“挂，挂！”我问：“挂什么？”他用手指指墙，闭着眼睛说：“从这边开始挂，唐、宋、元、明、清，依次挂。”还有一次，晚上睡着觉，忽然他就伸着手在被子上来回摸，我问他“你摸什么呢？”他迷迷糊糊地说，“我刚才放在这儿的那卷黄庭坚的手卷怎么没了？”
前些年，徐邦达还给在美国的师兄王季迁写了封信，希望他能把收藏的北宋时期的《朝元仙仗》拿回中国，他天天盼着王季迁给他回信，我都不敢告诉他，王老已经驾鹤西去了。
也许正是这份执著和热爱，铸就了超凡的鉴定功力。作为传统鉴定方法的集大成者，徐邦达有着一双“赏鉴家的慧眼”。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有人认为这种非凡的记忆力是天赋，可他自己认为“只在用心”。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烂熟于心，才有古书画作品过目不忘，才有鉴定时的得心应手。
一次，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很多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以致有“徐半尺”的雅号。而他的弟子们说，其实更应称呼他为“徐一寸”，因为书画卷往往展开寸许，徐邦达便已知真伪。
为《富春山居图》验明正身
徐邦达把古书画的鉴定分为“鉴”与“考”两个概念。“鉴”即是通过众多的作品相互比较，进行目力检测，推知真伪。对于时代较远或是某些难以明了的书画，需要广为搜集有关文献和其他旁证材料，详加审订考据，方才得以明辨是非。举世闻名的《富春山居图》就是经他的鉴定才验明正身的。
《富春山居图》世传是元朝画家黄公望画作之冠，整幅图是六张纸连成的画卷。清顺治年间，此卷藏于宜兴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后来吴病入膏肓时，因非常珍爱此卷，就准备把它付之一炬用来殉葬，他的一个侄子不忍心将此名物化为灰烬，在烧画的时候趁其不备，把别的画卷扔了进去，这才把这幅画给抢了出来。
上世纪三十年代，故宫重要文物南迁，徐邦达在上海的库房里看到了两幅《富春山居图》。其中一幅乾隆皇帝题了很多溢美之词，另一幅御笔题说为假。
但据徐邦达察看，那幅“真的”《富春山居图》上的题款根本不合元代的规范，而“假的”那幅画却有着明显的火烧和修补的痕迹。
经过仔细考证，徐邦达最终推翻了乾隆帝做出的判断，为那幅被打入冷宫200年的“假的”《富春山居图》验明正身。原来假的那幅《富春山居图》是明代书画家沈周的仿作， 1745年入宫，对其真伪并不知晓的乾隆帝爱不释手，兴奋地在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还加盖玉玺。第二年，居然又有地方官员呈上另外一幅《富春山居图》。也许是因为两幅画的真假实在太难辨认，更可能是因为乾隆帝认为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字应该一言九鼎，他最终断定后来的那幅是临摹品。如果不是因为徐邦达的一双慧眼，这桩“冤假错案”不知要到何时才能翻案。
被救出来的真迹，中间烧出几个连珠洞，断为一大一小两段，从此，稀世珍宝《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一半叫《剩山图》，流落民间后，1956年被浙江博物馆收藏；另一半叫《无用师卷》，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运往台湾，现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6月1日，两卷同时在台北展出，分隔多年的珍品首次合璧。
徐邦达跟我说过，鉴定最怕对比。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一比就出来了。他说：“即使是我爸爸收藏的东西，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所以徐邦达90多岁的时候，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挂在书房里自勉。看画的时候，如果一时定不了真假，他就让人给他一点时间，决不会仓促下定论，更不会胡说八道。
鉴定没有输赢 各有各看
1995年，浙江中澳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定林在杭州拍卖会上花110万人民币买了幅《仿石溪山水图》，拍卖公司宣传是张大千所作，画卷上有徐邦达的题字。买后不久，王定林发现台湾的拍卖会上卖过同样的画，就来找徐邦达。徐邦达说：“我题的不是这张画”，王定林随即要求拍卖公司退货。后来谢稚柳先生坚持画是真品，王定林于1996年向法院起诉，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徐邦达特意嘱咐我：关于这张画，任何媒体来了你都不要接待。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已经有了意见，我题的不是这张画，就说明了问题，你再讲有什么用啊？那时候香港、美国、台湾的媒体都在关注这件事，但我们没有接待过任何人，徐邦达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这事一拖就是好几年，后来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多位专家对这张画作了鉴定，除一人外，一致认为是赝品。
我一听说有了结论，就特别高兴。我说：“徐邦达，你赢了！”他说，“什么事我赢了？”我说，“就是那张假张大千啊，那是假的。”
徐邦达对我说：“看画没有输赢，各有各看”。当时给我气的，心里想，真能装。本来我还想请他吃西餐的，因为他特爱吃西餐，这一下我什么情绪都没有了。
你想，打了三四年的世界官司，好多人都在讲这幅画，可徐邦达始终没有否定谢先生。
跟李瑞环提收购国宝
和徐邦达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滕芳说从来没见他争过什么，他所有的精力都在工作上。为了工作的事，还曾对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的。
原来我们俩住在工体路，那个房子虽然有80多平米，可是那种老楼，厕所小得只能进去一个人，还得是瘦的，胖的都不行，24小时都没有灯。那时候有好多外国朋友来家里，我就特别不好意思，我怕人家说，那么大的专家怎么住这种房子。
我跟徐邦达说，你去跟单位要个房子吧。他却说，我们俩住的可以了，比朱先生（朱家）好多了。我说朱老那是自己的四合院，他愿意住那里，可我不愿意这样，洗手间连个灯都没有。他就说可以啦，不让我去要。
后来，我好不容易约到当时的政协主席李瑞环，谈我们家房子的事。刚巧那阵子徐邦达得知，曾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墨竹《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他每天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知道我第二天要跟李主席谈房子的事，徐邦达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半夜他跟我说：“你别提房子的事啦，还是让国家想办法收购《高呼与可》吧。”说完，对着我又是哀求又是作揖。我赌气地说，“我一不是故宫的人，二不是徐邦达，李主席会听我的？要说你自己去说。”他说，“我要去的话，你就不要提房子的事，我只谈画……”
第二天，徐邦达和滕芳一起去见李瑞环，李瑞环听了《高呼与可》的事后，很痛快地答应帮忙解决。徐邦达别提多高兴了。
谈完出来他拉着我的手说：“走，咱们到昆仑饭店吃上海包子去。”我故意逗他说：“徐邦达你真行啊，我房子没要来，还得搭一顿饭。”他就两手一抱拳，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说“谢谢，我替故宫谢谢你啦！”
他的生活中没有抱怨
最让滕芳佩服和爱慕的，是徐邦达的人品。跟徐邦达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滕芳没听他讲过任何一个人一个“不”字。
那年我跟他一起坐车去故宫，出席《出师颂》的鉴定会，从故宫的东门进去，他说：“滕芳你看，故宫多大啊，就这个院子，没有一个地方我没有扫过。”他的学生后来跟我说，“文革”的时候徐邦达挨批斗，不仅每天在院子里扫地，还要敲着锣，边走边说：“我，徐邦达，是上海滩的恶少。”这些话学生们不跟我说，我永远都不知道。徐邦达把自己当成故宫人，他不愿意向我暴露“妈妈”丑的那一面。
故宫的人还给我讲，徐邦达在湖北咸阳下放的时候，因为口渴，在街上买了两个老百姓卖的梨，就被批判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后来问他，“人家批判你，你什么想法？”他说，“我什么想法都没有，他们在上面批斗我，我在下面就写书。”他那套《古书画伪讹考辩》，就是在下放的时间里写的。他走麦城的时候，从来不跟我讲，他对任何人没有一句抱怨，绝对没有。
滕芳还介绍，生活中的徐邦达，特别的有韵味。他喜欢吃西餐、喝咖啡，交谊舞跳得也特棒。他的书房从来都是整整齐齐，用的手绢也都是白色的。他从来不趋炎附势，没有人情世故的概念，而且专门哪壶不开提哪壶。他甚至不认识钱，连一百元能买些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内心像纯净水一样纯净，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才能辨伪识真，成为一代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