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当褚斌杰60华诞的时候，弟子们欢聚一堂，为先生祝寿。那个会的规模不算很大，但气氛热烈融洽，洋溢着一种特有的亲和感。好像一大家子人，平日散处各地，难得一聚；适逢长者大寿，大家从四方八面赶来，既为长者祝贺，也彼此交流，畅叙亲情，陶醉在“家”的温馨之中。散会后，我陪褚斌杰走出会场，对先生说：“今天的会开得真好！可见您的道德文章，使弟子们着实敬佩。”先生答道：“我哪有什么道德文章呀！我只有四个字：与人为善。”我立即想起了《孟子》的名言：“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褚斌杰正是这种传统美德的表率。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当时褚斌杰是游国恩先生的助教。第二年，游先生的嫡传弟子萧雷南先生给我们年级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褚斌杰给我们上辅导课，从此有幸成为褚斌杰的门生。但我知道他的大名，却是在此之前。那是1955年冬，我在长沙市一中读书，滥竽充数地担任着该校文学会会长。这文学会的指导教师是彭靖，彭靖是当时湖南的著名诗人，酷爱唐宋诗词。在文学会的一次活动中，彭靖对我们说：“有一位叫禇斌杰的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我们文学社也应当关心这件事。”然后，他就布置任务：认真阅读《长恨歌》和那个“叫禇斌杰的学者”的论文，下次活动就讨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但当时，还没有一种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唐诗选本，只好读《唐诗三百首》，陈婉俊的注释虽然详细，但全是文言，还有很多词语只注出处，没有释义，我们都似懂非懂。好在褚斌杰的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大家都看得懂，而且一致同意他的观点。在我们这群中学生看来，那个“叫禇斌杰的学者”已经把《长恨歌》的主题思想说得清清楚楚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我向彭靖老师汇报了大伙儿的想法，彭靖说：“那就换个题目。正好湖南人民话剧院在演出《雷雨》，我去弄些票，大家去看戏，看完戏，再跟导演与主要演员座谈。”这个主意太好了，大家一致拥护。《长恨歌》的讨论虽没有搞成，但褚斌杰的大名却已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在我幼稚的心灵中，那位“叫禇斌杰的学者”，肯定是个两鬓苍苍的老教授。直到上了北大，我才发现：原来这位“叫禇斌杰的学者”并非“老教授”，而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教师。看样子，比我也大不了几岁，而比起我们班那几个“老资格”的调干生来，说不定还小几岁哩！
北大中文系历来人材济济，名师辈出。我入学之后，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印象，觉得系里教文学课的先生，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高不可攀的泰斗。如游先生和林先生，历来是众望所归。第二类是令人敬畏的严师。如萧雷南先生，讲起课来，一板一眼，严丝合缝，那版书尤为漂亮。每逢引用游先生的论著，必恭恭敬敬、端端正正地在黑板上大书“游先生曰”四个楷体字，并郑重地教导我们：“这是家法！”他很注重仪表和服饰，头发向来是一丝不乱的；一年四季的衣服，也从来看不到一个褶子。他不苟言笑，也很少跟学生聊天。因此，我一直很尊敬他，但也很怕他。1958年夏天，为了“支边”，萧先生突然被调到内蒙古大学去了。临行前，萧先生竟然到我们学生宿舍来辞行了，同学们非常感动，师生恋恋不舍。直到此时，我们才知道：这位严师，他内心是如此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学生。还有一位是吴组缃先生，我特爱看他写的小说，更爱听他讲小说——那已经不是听课了，而是一种美的享受。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怕他。从本科到研究生，我在北大上了九年学，却从来没有和吴先生个别交谈过，更没敢去他家拜访。当然，大多数老师是平易近人的。在这类师长中，老者有慈祥而幽默的杨晦先生；中年有风趣机敏、语必惊人的王瑶先生，老成持重的季镇淮先生，学识渊博而且讲课最生动的吴小如先生，还有和蔼可亲的冯钟芸先生；当时尚属青年者，则有热情豪放的陈贻焮先生，浑身充满青春活力的乐黛云先生和潇洒爽朗的禇先生。还有一位朱家玉先生，她是钟敬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教民间文学，脸上总是带着一副大姐般的微笑，后来在“反右”运动中忽然失踪了，但她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褚斌杰有学问，有才华，有名气，有风度，更有人缘，唯独没有架子；加以年龄和我们相近，因此同学们特愿跟他亲近。在当年文史楼的走廊上，在图书馆、大饭厅和哲学楼外的马路上，经常有三五成群的学生，围着禇先生，亲切地交谈。禇先生爽朗的笑声，极富感染力。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褚斌杰给我们上课那年6月份，一场无妄之灾从天而降。第二年，褚斌杰就调到中华书局去了。算起来，褚斌杰教我们还不到半年，但我们年级的同学一直依恋着他。大约是1984年的春天吧，褚斌杰和我应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之邀，到南宁去参加审稿会。我们年级在南宁工作的胡冠莹、顾建国、卢东、关元光等同学，不知从什么渠道，打听到了褚斌杰来南宁的消息。我们下榻的第二天晚上，他们就急不可待了，结伴来到宾馆，拜访褚斌杰。见到阔别了20多年的恩师，他们非常激动，纷纷向先生问候，追忆先生对自己的教诲。听说褚斌杰血压高，他们很着急，再三请求先生多多保重，按时服药。褚斌杰也很激动，一一询问弟子们的工作和家庭情况，言谈话语之中，透出一派长者的慈祥和关爱。临别时，他们再三叮嘱，要我好好侍候先生，不要使先生太累了。我牢牢记住了老同学们的嘱托。
人在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往往终生难忘，乃至老而弥深。1999年12月4日，我参加了北大中文系主办的“游国恩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研讨会”。在褚斌杰的鼓励下，我也发了言。后来又在褚斌杰和游宝谅先生的鼓励下，将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文教资料》上。那文章的题目，就叫《高山仰止》。去年冬，方铭教授创意，为了纪念林先生从事教学科研70周年，写一篇《林庚先生著作系年稿》。这文章主要是方铭写的，我只作了一点补充。但在补充的过程中，我觉得林先生这座“高山”越来越高了。20多年来，我已养成一种习惯：每逢春节，必依次到林、陈、袁（行霈）、禇四位先生家中拜年。为什么把禇先生放在最后呢？那是由于，我拜了半天年，实在累了，想找个地方放松一下。褚斌杰家最合适。到了这里，不必太讲究坐的姿势，也不必考虑说话的内容和分寸，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特痛快；况且，先生还纵容我的不良嗜好，每年必备有好烟款待。如此，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头一回，先生一看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半，热情地留我吃饭。我只得实话实说：“我是湖南人，生平就不喜欢吃饺子；但我妻子是山东人，按她们老家的习惯，大年初一的午餐，必须是合家团聚吃饺子。”先生很体谅学生，从此再也不强留了。
褚斌杰成名甚早，1955年7月10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及其评价》，使褚斌杰名声鹊起。不久，又出版了《白居易评传》，奠定了褚斌杰在学术界的地位，其时褚斌杰才24岁。当年北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人人都发表过论文，但有学术专著的却不多。而褚斌杰24岁时出版的《白居易评传》，恰好是24年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时间已证明了它的学术价值。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褚斌杰的学术生命被迫中断了20余年。按林先生的观点，这恰恰是最富于创造力的20余年。“四人帮”垮台后，褚斌杰回到北大，日以继夜地拼搏，论文一篇接一篇地发，专著一本接一本地出。199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开新时期文体学研究之先河，其中的许多观点，不断被人引用。终于在去年，北大中文系建立了“古代文体研究中心”。 褚斌杰“导夫先路”的功劳，已载入了历史。1998年出版的《先秦文学史》，是褚斌杰和他的得意门生谭家健合作主编的，是代表新时期文学史研究水平的力作之一。1999年，褚斌杰出了两本书：7月出了《诗经全注》，12月又出了戴震《屈原赋注》点校本。前者代表了我国近30年来《诗经》研究的新水平，采摭既甚广博（除褚斌杰在《前言》中已说明的《毛诗传笺》等十三种外，我从书中发现的就还有二三十种西汉至现代有关《诗经》的专著），抉择尤为精审，且时出新解，富有创见。近3年来，我查阅《诗经》，就拜读褚斌杰的大作，深感阅读极为方便，一册在手，凡遇疑难，无不冰释。
褚斌杰禀承游先生和林先生的优良传统，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近20年来，北大中文系招收的研究生数量遽增，而论文答辩又几乎都集中在6月上旬。褚斌杰学识渊博，人缘又特好，自己带的研究生也多，因此，每年这个时候，就成了褚斌杰的大忙季节。记不清是哪一年了，那天安排了三场答辩，其中两场是褚斌杰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那天特别热，而中文系会议室还没有装空调，两台电扇扇出的也都是热风。第二场答辩开始后不久，禇先生就频频出入，我担心起来：怎么这样尿频？可别像我一样得糖尿病！下午第三场时，这种情况有增无减，我终于坐不住了，悄悄跟了出去。一到洗手间，发现他正在用凉水冲脸冲手冲脚，我问：“褚斌杰，您干嘛？”先生答道：“降温，降温！”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但看到他浑身水淋淋的样子，我又难受起来。但他若无其事，擦干了水，又回到主席的座位上，艰难而坚定地支撑着，直到宣读完答辩委员会的表决结果与评审决议，才松过一口气来。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褚斌杰多才多艺。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选修了林先生的“新诗习作”课，从此成为林门弟子中新诗写得最好的一个。凡遇林先生大寿，他必作一两首“仿林庚体”新诗，既表达了他对林先生的敬爱，也表现了他的诗才。今年1月27日下午，袁先生和我去给林先生拜早年，谈起新诗，林先生夸赞道：“禇斌杰的新诗就写得不错。” 褚斌杰还会写快板，说快板。那是上世纪70年代在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时候，当时搞军事编制，褚斌杰所在单位中华书局算是14连，黄筠所在单位商务印书馆算是15连，我所在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算是16连，再加上中国文联和作协那个连，四个连合编为一个大队。林彪摔死后，军宣队对我们这些“臭老九”的监管也有所放松，还时不时搞点文艺演出。每次演出，必有褚斌杰与李思敬先生合说的快板，那当然是他俩自己编的。我坐在台下，看着褚斌杰的演出，又依稀看到了先生五十年代的风采，但接着是一阵悲怆袭上心头：这不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么！须知当时“干校”的体力劳动，就远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胜任，何况还有无所不在的精神折磨和前途茫然的思想苦闷呢！然而，先生的表演是精彩的，每次必博得热烈的掌声，终于赢得了“禇快板”的美名。褚斌杰历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事事总先为别人着想。1995年，詹锳先生来到北京，我陪他去看望过裴斐先生。后来我跟褚斌杰说起此事：“听说裴斐先生很个色，但这次我和詹锳先生去看他，倒是谈得很投机的。” 褚斌杰赶紧解释道：“裴家麟（裴斐原名）是有点个性，但那也是逼出来的。当年我们十几个人被打成右派，大多数总算保住了饭碗；他是极右，开除公职，遣返原籍，从此流落江湖，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性格怎能不变呢！”并叮嘱我：“如果今后有人再说裴家麟各色，你要向他们解释。这人的心地是善良的，又很有才华。”仅此一例，便可见出褚斌杰的宽容和厚道。正是由于这种难得的肚量，使褚斌杰在学界人缘极好，口碑极佳。褚斌杰带我参加过屈原学会的三次活动，每次都是下榻伊始，来拜访和请教的人就川流不息，有时谈到很晚，褚斌杰仍热情洋溢，毫无倦意。但我想：您明天还得主持研讨会呢！记起老同学们“不要使先生太累”的嘱托，我就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了。在这些活动中，我都能听到楚辞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对褚斌杰的赞美，并亲身感受到他们对褚斌杰的敬佩。这个学会的各路诸侯，无不以能有褚斌杰这样的会长而感到庆幸。近两年来，褚斌杰不断跟我说起，这个会长当得很累，该让他们另请高明了！我心想：这事儿，恐怕还不容易办到哩！
褚斌杰对弟子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但又有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他善于运用启发式的教学，使弟子们逐渐悟到治学的门径。他一贯坚持身教重于言教，感化多于训诲。偶有弟子在学习或论文写作上走了弯路，他并不责怪弟子，而是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然后与弟子一起，共同补救。如果时间紧迫，他就采用流水作业法，学生写一节，他改一节；学生完成一章，他就审定一章，师生全力以赴，取得较好的成绩。如今，褚斌杰早已桃李满天下，许多弟子都已学业有成，并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教授、博导。但无论弟子们在哪里工作，也无论弟子们年龄大小，莫不倾倒于褚斌杰的人格魅力。我和不少师兄师弟师妹谈起褚斌杰，大家共同的感受是：在褚斌杰身边，真是如亲化雨，如坐春风。(本文作者系褚斌杰学生彭庆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