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当我1岁3个月的时候，就失去了生我养我爱我的父亲张西曼。我1948年3月出生在南京，9个月大的时候随父母化装行军越过千里封锁线北上，如今在北京已经生活了61年。

从牙牙学语直到长大成人，家中只有我和没有社会公职的一条腿残缺的母亲，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少有亲朋来往。张西曼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一生干过什么事情？年幼的时候，我并不清楚，只是由于每年在清明节的那一天，我的母亲魏希昭（1914-1976）都可以带着我乘坐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的小汽车，远赴平时没有机会涉足的郊外为父亲扫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遥远的回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是一年中最享受欢乐和梦寐以求的日子，不懂事的我完全不顾母亲独自坐在父亲的墓旁哭泣，一个人在万安公墓里无忧无虑的四处转悠享受无尽的欢乐。随着年龄一天天长大，我才朦朦胧胧地知道在遥远的香山脚下那方不大的石碑底下埋葬的人就是我的生身父亲。等到我开始识字的时候，才知道人们称呼我的父亲是“张西曼教授”，但是他离我确实太遥远了。

最初关注搜集探访张西曼的生平事迹完全出于好奇，我奇怪为什么父亲能够得到举世景仰的周恩来总理落款是“敬题”的墓碑，奇怪我的母亲为什么是个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为什么她连个工作岗位都没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更奇怪为什么母亲为人是那么正直善良可亲，却总是遭到社会上无缘无故的欺辱迫害和打击？目睹母亲所遭受的一系列不公正待遇，我决心对我父母的历史探个是非究竟，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没有时间，没有经费，没有助手，我开始了大海捞针般的艰苦搜索，可是不幸的是我的身体也有残疾，因为母亲25岁时就在1939年的重庆“五•三”大轰炸中被日本飞机炸断双腿，经医生救治虽勉强保住了左腿，却在脚腕上留下了一圈永远的伤疤，而右腿则高位截肢，母亲是穿着假腿怀孕才生下的我，造成我的双腿先天性关节残疾，所以我的行动比一般正常人要困难得多，但是无论什么困难也吓不倒我，只能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强。

事隔多年之后，我慢慢了解了一些事实。1949年7月10日，毕生为中国“民主与科学”的实现而奋斗的父亲，因多年革命奋斗、积劳成疾，身患肺癌不幸病逝北平，年仅54岁。父亲临终最后一次为医学科学献身，遗言以不能多所贡献于“中国受苦的民众”为憾，“为了后来的患者”把自己的遗体捐赠协和医院解剖。随即，由董必武、林伯渠、周恩来、李维汉、陈绍禹（王明）、李达、李济深、沈钧儒等19位中央首长组成张西曼治丧委员会，并成立了以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为首的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当时全国各大报纸都报道了父亲病逝的消息。周恩来在1949年8月应我母亲之请，为先父题写了落款是“张魏希昭率女小曼敬立”、“周恩来敬题于北平”的“张西曼教授之墓”。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有落款题名的仅有的三个墓碑之一，而我父亲则是其中惟一获得落款是“周恩来敬题”殊荣的国民党人。

1950年初，母亲被诬陷是国民党派到张西曼身边的女“特务”，两年后被组织错误处理丢掉公职，此后长期被公安机关当成“特务嫌疑”蒙冤后半生，而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也随之悄无声息地解散了。实际上母亲是一个从1929年就投身学生运动的多年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正直善良的女性，在父亲孤身生活多年后追求自己的终身伴侣时，母亲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刘光同志的指示“从旁协助张西曼从事革命工作”任务，而与父亲结合的。1976年11月23日，在全国粉碎“四人帮”胜利大游行的第三天，为丈夫一生受尽磨难的她撒手人寰，生前她曾经满怀悲愤地告诉我：“我的名字叫希昭，是希望昭雪啊！”我成了孤儿，可是我感到身上有副重担，那就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花费巨大的心力去搜集整理张西曼的生平资料，没有任何人可能为我的母亲父亲无辜蒙受的冤屈昭雪，我决心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矢志不渝地为父亲搜集资料，以完成50年代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受母亲冤案干扰而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

多年来，在习仲勋、胡乔木、黄华、朱蕴山、屈武、朱学范、雷洁琼、孙晓村、彭有今、石西民、于刚、李定等等许许多多好心人的帮助下，我拖着残疾的身体克服重重困难、多方奔走，终于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等各级组织和领导的认可，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父亲被埋没三十五年之后（1950年中苏友好协会曾主办纪念张西曼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1985年6月29日由民革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主办了“纪念张西曼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1995年6月20日由民革、民盟、九三学社三个民主党派中央联合召开隆重的“纪念张西曼先生诞辰百周年座谈会”，2005年12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及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纪念张西曼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2009年7月10日由中国现代史学会、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召开“纪念张西曼先生逝世60周年座谈会”，这四个纪念会的召开，凝聚了多少新老同志的共同心愿，也凝聚了我这个父亲最小的女儿的多少心血和汗水啊！一路坎坷，一路艰辛，回首往事，真是感慨万端。其中有感动、有艰辛、更有收获和赞誉。

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纪念文章开始，我北上黑龙江，南下广东广西，东到上海、南京，西到新疆，甚至足迹遍及俄罗斯的莫斯科、彼得堡和乌克兰的基辅，我还托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从法国里昂图书馆复印回来了1922年1月父亲以“希曼”笔名翻译的“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的音译）丛书第二种”（丛书共出版四种），此前，父亲在1920年自行出版了最早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党的纲领是党的旗帜，这本《俄国共产党党纲》（全文39页）代替当时不能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全文1页）有力地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充分证实先父张西曼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和壮大做出重大贡献。

在多年的逆境中，我从来都没有屈服过。没有条件，我就想方设法奔走于所有能联系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1978年2月我开始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从事《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撰工作，利用这里的便利条件，我先后三次翻阅了全部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并抄写了父亲在该报上发表的所有文章，着手搜集父亲所有的活动线索，并为《中华民国人物传》撰写了3000多字的《张西曼》小传，但由于在补充调查资料时湖南长沙有人继续造谣说我的母亲有问题，已经在近代史研究所正式填表的我因此失去了留在所里的机会，1979年12月调入民盟中央组织部工作，这一干就是24年。被迫离开一心向往的近代史研究所，是我终生的遗憾。

没有经费，我就从生活费里挤，从牙缝里攒，能省则省，我对自己的苛刻近乎极致，对于我来说，没有吃不了的苦，为了去广西访问父亲的亲属搜集资料，我愣是坐了三天的硬座，连着三天晚上都是用席子在座位下面的车厢地板上一铺就睡了。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曾两次为我拨款，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巨大的花销费用，我仍然是能省则省。1992年我去俄罗斯查找资料，政协机关财务处的同志问我2000美金够不够？我说没问题。为了节省经费，我没有坐飞机，而是坐了6天7夜的火车才到达莫斯科，在俄罗斯查找资料两个多月的时间，没有进过一次饭馆，都是啃着面包、喝着牛奶等充饥，连吃带住加上车费总共只花了1000多美金，也就是9000多人民币，两个月以后当我回到北京把剩下的900多美金还到政协机关财务处长的手里，他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可是我却从数千里外的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找回了父亲1922年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3年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1937年普希金纪念集等国内罕见的重要资料的复印件，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这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后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没有线索，我就从父亲的治丧委员会和生前好友学生入手，滚雪球般地慢慢扩大联络范围。在石西民、于刚等老同志的帮助下，我的笔记本上联络的人名不断增多，很多前辈纷纷为先父题词，像宋平、陈立夫、楚图南、周谷城、雷洁琼、胡绳、张友渔、夏衍、臧克家、董寿平、童小鹏等等都为父亲留下了宝贵的墨迹，这些不仅是对父亲生平事迹的赞扬，更是对历史深切的回顾，我感到越往上面找，越有人了解父亲，更明白了我从事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如今熟悉父亲的绝大多数老前辈都已作古，但我抢救的史料却永远留存下来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的同志称赞说：“你搜集的这些资料，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越是困难越向前，在我不间断的努力下，我的理想和追求有了回报，我在查阅报纸时发现父亲的活动在20年代的《晨报》上就有多处报道，而最早的资料是1918年哈尔滨档案馆存放的《怀念中之五君子》一文，记载了父亲1917年在东北与友人霍占一等创办东华学校的贡献，并称为“五君子”；我还查到1920年北京大学档案馆保存的父亲与李大钊、顾颉刚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并担任“编目组事务员”的材料，证实父亲回忆录中提到的1919年在北京大学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并于1920年创办北大俄文系所言不谬；我在《少年中国》杂志一卷九期上发现了父亲1920年3月15日撰写的《俄国诗豪朴思踁（普希金）传》，成为十月革命后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文章；我又发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父亲1920年曾与李大钊共同创立俄国灾荒赈济会，父亲任总务股副主任，而李大钊则任文书股副主任，发动全国上下募捐，为伏尔加河流域大灾荒中的苏俄难民送去珍贵的粮食和物资；并发现了父亲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多次的捐款记录；在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副所长的帮助下，我发现了父亲1921年4月给胡适先生的信，谈到“我是有志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一人，且常以中俄文化的‘相互沟通’自任”的重要内容；而1922年苏俄全权代表越飞来到北京，8月20日《晨报》上曾报道我父亲为俄国灾荒赈济会会长熊希龄和越飞之间担任翻译；还在1945年10月10日《中央日报》上发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刊登了向父亲等一批抗战有功人员颁发“胜利勋章”的消息等等。1995年父亲百年诞辰时被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称颂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充分肯定了父亲在近代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抗日战争文化战线上的历史地位。2005年我作为张西曼的小女儿在人民大会堂获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奖章。

2009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的78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的“百姓抗战”展览中也终于有了张西曼的事迹陈列，展柜的标题就是“此身已许中流柱，一往无前志未灰”。

我到处搜集先父资料，并勤于笔耕，在国内国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炎黄春秋》等各种报刊杂志和网络上发表有关先父的文章160多篇，又于1995年出版《张西曼纪念文集》（为归还出版社垫付的27000余元印刷费，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东奔西走，到处推销书，一年里每天仅能休息两三个小时，46岁就白发满头），因缺乏经费于2005年自行复印装订出版《追寻先辈的足迹》（50万字），2009年7月又在九三中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提供的部分经费支持下，把《张西曼纪念文集》、《追寻先辈的足迹》、父亲1923年出版的《中等俄文典》、1925年的《新俄罗斯》读本、1937年的《苏联新宪法》、1945年《民主与科学》杂志、1949年《历史回忆》等等复印后散发给出席“纪念张西曼先生逝世60周年座谈会”的专家学者和各个相关图书馆和档案馆，进一步推动了对张西曼的研究，在我的心目中，张西曼研究是我应该献身的崇高的事业，早已超过了简单的父女之间的感情，我的父亲不仅属于我自己，他更属于我的国家和我们中华民族，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他不仅顺应时代潮流，更勇敢地推动历史潮流，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为联苏制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摆脱封建残余，推动法制建设，奋斗了短短的但却波澜壮阔的54年，成为国民党人中惟一的一个毕生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公开支持共产党，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抗日民族英雄，为推动中国民主与科学和宪政民主的实现战斗在时代的最前沿的英勇战士。

2010年1月19日，我在互联网上发现2006年《党史文汇》上转载了1986年第4期《四川党史通讯》上署名周子信的文章：“中国最早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是1919年下半年由张西曼在北京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感到非常振奋，立即开始多方寻找这位党史工作者的下落，经过不懈的努力，23日我到国防大学走访了82岁的党史党建部离休的老师长周子信教授，他提供了1989年底采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张申府的情况，周教授告诉我，张申府以亲身经历告诉周子信，先父张西曼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他参加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后来才与李大钊组织了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周教授随即写出“张西曼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3月18日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初探”为名在《团结报》第7版发表。2009年5月我采访了80岁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卫士韩福裕同志，并写成了“1975年周总理称张西曼是‘红色教授’”一文，2010年5月6日《团结报》以“红色教授”为名摘录发表。另外在湖南师范大学李长林教授的积极推动下，与我共同编辑的收录了先父张西曼生前部分遗著的约30多万字的《张西曼集》，也被湖湘文库列入出版范围，一校稿已经校对完毕，将在2010年先父诞辰115周年之际正式出版。2000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百禄亭”（先父字百禄），在2009年10月我回到故乡长沙时在省市各级组织的帮助下得以落实，预计在2010年有希望建成纪念地。

在60年来国内外没有任何专门的学者研究他的情况下，我的40年的业余研究填补了历史的空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奠定了研究基础。看到有的朋友依据我整理、提供的资料撰写的关于先父张西曼的论文获奖，我比自己获奖还高兴，因为我的书被许多朋友采纳，已经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1999年俄中友协为表彰我三十年如一日搜寻先父和中苏文化协会史料，向我颁发了“俄中友谊”功勋纪念奖章并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聘为全国理事会理事，如今我的文章流传甚广，还得到很多国内外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和广大朋友的认可和引用，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甚至称赞我是中俄文化交流界“中国最伟大的三个女性”之一，这难道不是我最值得高兴的事情吗？

如今我虽然已退休7年了，仍然继续奔走图书馆档案馆搜集资料笔耕不辍，我撰写的先父于1935年10月创办的《中苏文化协会史料长编》（1935-1949）现在已经超过7万字，同时在着手编辑《张西曼年谱长编》，任重而道远。我将继续抓紧生命的分分秒秒，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为彻底恢复母亲魏希昭的清白和出版《中苏文化协会史料长编》、《张西曼文集》、《张西曼年谱长编》等著作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