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诀赵公归来，连日夜难成寐。

我有幸与他相识、相接、相从、相事20余年，受教良多。种种往事，俨若绵绵之水，涌在心泉，牵萦于襟腑。其间，虽未曾有过什么风浪跌宕而思之则撼摇神弦的重大变故，也从来没有过任何或迎意取合、或偏袒失过以营图功利的私厚之惠；但，就是在我们共契相约且始终徇行无愆的那种“淡水之交”中，他既是相知而诲谕切情的良师，又是相辑而友穆无骞的兄长，给我留下了历经逝水淘潠而愈凝愈浓的感慰与眷想。

初识赵公，是由于1986—1988年间多次被所在地方组织派来参加社中央召集的有关研讨会。赵公作为研讨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无论是在会上相畴，或是在会下相见，都总是以那种事无巨细而甘分负重、谦抑自约而不苟言色、待人和逊而不妄加非折、论事平允而不率语是非的长者之风品，使人款心愿与近就亲接。其间，又得知他还是从建国初期即从事民主党派专职工作的“老经验”，联想到过去几十年里民主党派历经风风雨雨的种种艰厄，更是令我由衷钦敬。

不过，要能说是对赵公的心德、操介有较多悟解，且膺服之忱自尔与日弥深，乃自遇事常心诺引为鉴照以省己之不逮；则是在我调来机关勉充他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助手，身历共涉繁虑、日夕相摩的实践耳濡目及之后才渐渐得到的。

我一直清晰地记得。1988年仲秋，在香山饭店，当社的中央常委会议通过我任职的决定之后，我怀着向这位行将日与共事、且悃悰钦信的“老经验”求教的渴念，第一次请求和他独对谈款，他就推心相与，给我留下了一句可谓益我终生的、“师父领进门”式的至要箴诲之言——“做好今后的工作，就要时刻记住‘忍辱负重’4字！”

说起来实甚惶愧。我远远够不上那种能心印灵会迅即彻悟“师诲”的聪听之“徒”。对于赵公特特以这4字相嘱，我当时虽亦闻之动念，约略意识到此中意深旨远。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并未能真正醒识。这不仅是他几十年身历风雨坷坎而凝—的最重要经验，更是他已融溢于衷襟而虔奉行必的律身规准。同样也未得悟彻，这四个字，对于工作大局与个人修养，都是何等的至关重要；而要做到既“负”且“忍”（特别是“忍”），又是何等的不易！

到赵公身边工作之后，我们之间再未涉过这个话题。然而，我却一天比一天更强厚地感受到，他绝非仅仅是以这4字要之于我这个后进晚学，而是在时时处处、待人理事之间，都在恂恂以身示范；在我心目中，可谓是近乎完美地不断以实行诠释着这4字的义谛，就像是在我身边竖立起一面无法回避、且不时鉴显出我之短绌的明镜。而正是这种不假诸赘言的无声之教，在日增月益的潜移默引间，使我逐渐得以新有一些前人所说的能自“知非”、“识体”的长进。

说起赵公的劳勚自任、率身重负，实在可说是忘我地把自己恒常置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我调来机关时，他已六十有五，体本羸瘦，又有好几种慢性顽疾缠身——胃脘欠佳，包括牛奶与多种主副食都忌用，因之一日三餐皆量极少而质甚菲；老年性皮肤瘙痒，到外地因气候、水质变化则更易引发，常因此而夜难安枕；间发性心绞痛，常在一日劳累后于翌晨两三点钟发作，只是靠含服硝酸甘油抑制…… 但他却总是夙兴昧旦，从无倦色；兢兢恳恳，绝不懈忽；似乎借资与那常在手边的一杯清茶、一盒香烟，就有了补充精力、助激思维的不尽能源。尤其使我感慨不已的是，他不仅深恐影响工作而亟罕对人言及病累（我也只是随从多次公出而日夕食宿与伴才逐渐察知的），更从不在饮食等事上提任何的（哪怕是极易办到的）个人要求。曾有几次，我见他实在过于“事烦”而“食少”，不由得想起司马懿说孔明“其能久乎”的那句令人忧感的老话，就自作主张请接待的同志给另煮一小碗他所习好的汤丐，事后他还总是叮嘱：“不要为这点小事给人添麻烦” ……

如此日时目染他克笃竭精于工作，我不由得常生自反戒约之念——作为他的助手在身边相与共事，若或倖存懈弛拈轻之想，又怎么能心安不愧地与之面对呢！那些年，仰模楷引牵于前，我确亦曾立心随逐轨操、勉力克荷重负。然而，一个潜匿于心下的“我”字，终究未能摒绝，有时仍耐不住寂泊，不禁要诉诉辛苦以自表于人前。至今溯思往迹，每当我用赵公那种尽命劬瘁而始终恬然甘之、从不言劳的精恳忘己以自镜，就仍不免会汗颜而忐忑难以自安。

再说“忍辱”。这曾是我当初反复思度犹未及解了的一大疑结。我自幼受旧时士大夫们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观念熏染甚深。为何要“忍”？又如何去“忍”？自我似乎很难找到令已心服的解答。则更是得迪于赵公那时常在拨亮心灯的范人标表，初间触开我惯习思维的茅塞，继尔乃渐渍得以悟入而实切有所获于心识。

社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副主席时，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十一位候选人有两位落选。赵公于其中。此事既使不少人甚感意外，我则别有一种悱悱不安。依照自己多年惯习的思维逻辑，类此变事，肯定会令当事人觉得“有伤自尊”；进而则难免影响本人情绪、甚至工作。我既与赵公处于那样一种事必互动的工作关系，不由得就生出几分杞虑。会后的事实证明，他丝毫也没有失落、不忺之类的情绪变见，仍是一如素常淡定、平和地面对所有人，仍是以多年一贯的稳慎、谨正作风有条不紊地操持工作。对此，我起初虽尚未及深识，心下已是亟为佩仰——有如此荣辱得失不行于色的自制力，实在是大为不易！

过了一段日子，赵公与我共议一些省级组织将要换届选举的工作，不觉间提及一中全会的情况引为借鉴；我顺便说起，会后有不少同志曾对他的落选表示遗憾，认为原本有可能避免。赵公听了，淡然一笑后坦坦恳言，说了一段至今我仍觉得音犹在耳的话：“没什么可遗憾的。我本无所求于名位，也就无所谓得失。这次选上，还是要继续做这一摊工作，只有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没选上，也照旧是这摊工作，还得要求自己更加努力。说到底，个人的名位得失，永远也不能看得比工作还重要。”这一席话，展显了一种与昔时我之所惯习迥殊的思维逻辑，对我可谓触感深至、开析蒙惑。此后，我渐寖学步，试徇赵公之言以自矫，用一种新的视角去反躬审省，冉尔乃得有发悟——过去几十年，我一直看得十分要紧的、虽因此屡遭人非甚至挫衄临身也终守不悔的所谓“自尊心”，若是醒心勘破，终究只不过是局促于一个“小我”一时一事之得得失失而难自超拔；在赵公那种“无所求于名位”、“也无所谓得失”的胸度相形之下，其眼界、襟抱之窄浅、陋庸，就自尔愧觉实在是不堪齿数了。

再至于后来累岁经见，赵公确不止一次遇到过那种不得不屈意应之或默口忍容的、在我看来则是会颇令人觉得伤辱的事情。而无论是当众慢尤或是背后加非，也无论是因工作意见有差而迁怨于身或是仅属个人得失较计而谩诔于后，他始终都淡宁处之、表里静一若止水之甘居下而泰然容置…… 如此目触感结久之，我不由得潜心反复忖量其中奥蕴，这才逐渐真正掂出了赵公毕生恪行不移的那个“忍”字的分量——决不是一时一事的强自制屈忍抑，而是出于对事业的忠一不渝和高度责任感，在自觉日时砥行砺心的精神淬炼中得到升华，才得以臻备的一种高远静一的自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诸如锱铢争较、睚眦不快、长短虑算、高下患忌、恩怨尔汝、亲疏懊惋的类类精神尘屑，已不再有遇事生风即说起扰杂德宇的余地。我识荆既晚，且觉识不敏，觍随赵公理事经年，虽因有他的警策谆谆入耳在先，又有他的范式时时饬？戒于侧，在岗时亦曾勉期踵迹贤行，未敢忘背这个“忍”字。但，实心自剖，我之曾“忍”，则往往是由于身已直面如若“不忍”即受命肩承的工作就无法按组织要求完成的猝迫局境，乃不得不以理性强勒诸己而“忍”下所本非真正甘愿之“忍”。至于事后，都在感情上常不免心中耿耿，难以自释。这种在时已年逾知命、将及耳顺之身犹未能脱却的庸庸尘念争心，至今仍是我每一思及就深觉有负于赵公当年期寄的永永之愧。

对于赵公，我不仅由衷钦倾他为公自忘、忍辱负重的操品，还对他给了我晚岁犹得增成修己之识悟的启沃，一直是心怀感感。不过，来机关不久，在一次公余漫说起昔今人际交糺的世象变转时，赵公曾意味深长地表示：“同事、朋友之间，我还是主张遵循‘淡水之交’的古训。”此言使我回味起白香山赠友人的诗句：“淡水交情老始知。”当时，自己也可说是已近乎应“始知”的年岁了，尽管对这“淡水”二字所涵容的邃旨尚未尽详旨彻晓，却从此一直是谨徇着他的“主张”。那些年，虽然我们在工作上接触频仍，且一直能相互合应、开诚相见、从无心下防虑之隐；但在工作之外，我对他既亟少登门候问以示近密、也绝无礼饷相贶以图厚善的私谊交往，更克心避迴着言涉陈美面誉的昵款，以至那些郁浃于衷的感仰之忱终未曾形诸片言只语。如今，赵公业竟德全御鹤遐翥，我写下这些絮絮心感送他远游，也留作寸衷长存的憶戴，想必不会有玷渎他主张“淡水交情”的淡净灵他之嫌吧？

愿赵公在他多年孜孜趋求的高远、静一且淡洁不蛊的灵域中安息！

2011年6月8日，于京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