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碍，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在中外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斯诺以一个西方记者的身份能够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与张学良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少有人知，在《红星照耀中国》和《西行漫记》出版之前，还另有一部中译本名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国内出版发行——《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出版发行，比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早6个月——此书在北平一经出版，便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又先后在上海、陕西等地被秘密翻印，广为传播。这本书的多种版本均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这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以下简称《印象记》)的出版发行，更与王卓然以及他的儿子王福时有着直接的关系。
据王卓然年谱记载，1936年6月斯诺先生赴陕北苏区采访之前，于1936年5至6月间，他两次由北平赴西安、洛川晋见张学良，之后便回北平，由东北大学去职，准备出国考察。其间，王卓然没有去过陕北延安或陕甘宁边区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斯诺的陕北之行的确得到了张学良的具体帮助和安排。
1991年5月，美国华美协进会为张学良90大寿举行祝寿宴，张学良的亲属、老部下和老朋友纷纷赶到纽约参加这次盛宴。已经年迈的斯诺第一任夫人海伦·斯诺闻讯，专门写了一封贺信，派人送给张学良将军。信中特别强调，如果没有张学良的帮助，他们夫妇当年不可能试图冒险去延安。
据斯诺在《印象记》中介绍，他是于1936年6月从北平乘平汉线火车到郑州，然后转陇海线抵西安的。这之前，中共中央已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3月4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刘鼎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常驻西安。继之，4月9日张学良又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就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担负的责任、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这些秘密转变，使斯诺一直苦恼、无法实施的采访“红区”的计划，变成为可能。远在北平的斯诺是如何得知这种极为机密的消息的？代为联络的人又是谁呢？由于考虑当时的政治情势，斯诺在书中没有透露。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斯诺取得通行证，从“白区”顺利进入“红区”，是得到张学良将军允诺的——因为那时尚在西安事变之前，正值蒋介石下令西北加紧剿共的时候。据新增补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也可得知，斯诺从西安出发到延安，与国民党士兵一起乘坐的卡车，就是张学良将军所提供的。
王卓然与他的儿子王福时与斯诺夫妇在北平早就熟识，而王卓然又是张学良极为倚重的亲密助手。斯诺到西安拜访张学良将军，并得以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王卓然作为斯诺和张学良二人的朋友，曾经代为介绍联系，或许有之。
海伦在致张学良的同一信中还提到：
我期望趁您记忆尚好的时候尽快出版一本自传，因为这一段是本世纪中国历史最主要的关节之一，从1931年日本接管，引起1936年的政策改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阶段。你的很多东北同乡常来我们北平的居所，如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先生和他的儿子。我们在北平有许多东北朋友，那时北平的家经常是支持你的人聚会的中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盔甲厂斯诺的家就变成临时的难民庇护所，许多躲避日军拘捕的抗日人士都藏到他们的家里，其中就有王卓然。邓颖超(当时邓颖超正在北平治病)也是在斯诺夫妇的掩护下化装乘火车到天津，进入英法租界，再搭船南下的。
据王卓然《自传》，也可看出他与斯诺的交谊非同一般：
七月七日爆发卢沟桥事变，战事突起，到了7月28日，南苑失守，赵登禹阵亡，日本人即将入占北平城。我们这个抗日小集团，为了免遭日寇毒手，采取紧急措施，《东方快报》与《外交月报》全体人员发给双薪及路费，各觅安全办法，约定在天津租界集合。平津火车已断，我的家人早去天津，我避到东交民巷美国记者斯诺家里，许多重要珍贵的抗日文件与资料，也藏到他那里。在他家住了两星期，到8月15日，我与斯诺同去天津。我有一只很宝贵的手枪，是汉卿先生赠我的纪念物。斯诺说他将再去陕北采访，我请他将手枪代赠给毛主席，以后是否捎到就不知道了……
王福时，王卓然先生的长子，1911年出生。1928年初中毕业后到南京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读书，1931年在东北农学院学习，“九一八事变”，参加反日示威，流亡北平，在燕京大学借读，参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插班社会学系，1935年毕业。
据王福时先生回忆，斯诺夫妇在北平先后住过三处地方:煤渣胡同、海淀燕京大学附近和盔甲厂13号，即现在建国门内北京火车站的位置。后一住所曾成为斯诺夫妇掩护革命同志和大家聚会的场所。1935年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又有“一二·一六”的游行示威。那时，学生领袖黄华、黄敬、宋黎和姚依林等经常在盔甲厂斯诺家集会，他们也策划推动更多的外国记者把事件的真相向中国和全世界进行报道。1936年发生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后，许多流亡北平的学生和东北人士经常到斯诺家碰面，议论时局。
1936年10月，斯诺访问陕北回到北平，把一大堆大包小包交给海伦。海伦立即到一个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将几十个胶卷冲洗出来，同时把毛泽东在江西的旧照片进行了翻印。斯诺一面忙于写作，一面到处开座谈会作报告。海伦也忙着整理资料，写文章和核对全部照片的说明文字。斯诺很快将整理出来的一部分英文打字稿交给王福时。王福时拿到了稿子，意识到这批新闻报道和文章十分重要，应该尽快发表。时间很紧迫，他组织斯诺的秘书郭达、《外交月报》工作人员李放和李华春，一起立即翻译，请东北流亡北平的学生康德一帮助按照陕北带回的原图绘制出红军长征路线图，照片则去虎坊桥附近一家印刷所制版。大家通力合作，争分夺秒，常常是边翻译边排版边校对，交叉进行。王卓然则安排《东方快报》的印刷工人加班加点积极配合，于短短的两个月内完成了印刷装订工作。他们将这部译著定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避开北平，以“上海丁丑社”名义，于1937年3月至4月间秘密出版发行。
9个月后，胡愈之先生在上海根据英文版翻译出版了《西行漫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与《西行漫记》略有不同，是节译本，又有不同的内容。《印象记》全书共300页，包括34幅照片，10首红军歌曲，增加了《西行漫记》所没有的几篇重要文章，其中有毛泽东与斯诺四次长谈的访问全文；斯诺在北平的一次讲演；译载了美国经济学家韩蔚尔发表在《亚细亚》杂志上的3篇有关四川红区情况的文章；毛主席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关于《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谈话——斯诺把这篇稿子交给王福时并未提到史沫特莱，所以文前没有标明作者，后来才知道此件十分重要，是毛主席托人送给斯诺的。此外，还附载了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可以说这本书与《西行漫记》各有所长，珠璧互见。
《印象记》首次发表的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实为陈云之作。他假托一名随红军长征的被俘国民党军医，记录下长征的足迹。包括从江西出发，一路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历时八个月，描述了沿途所见所闻，多次战役和突围，翻山涉水，夜行军与急行军，强渡乌江、金沙江和大渡河，举凡官兵作风，军事形势，山川地形，风土人情，军民关系，以及行军中的毛主席、周恩来和其他一些红军领袖，都绘声绘色，是记录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
《印象记》所载的34幅有代表性的照片，既有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徐特立、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身影，也有红军战士、文工团员、护士等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写真，加上斯诺夫妇精心编写的说明文字，生动幽默，富有情趣，呈现给当时世界一幅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形象”。时隔数十年，今日看来尤为珍贵。
《印象记》书中配发了10首红军歌曲(包括曲谱)。长久以来，这些红军歌曲未见其他刊物发表或继续传唱，可能多已失传。如邓颖超在陕北庆祝平型关大捷大会上领唱过的《红军胜利远征歌》，歌词多已记忆不清。后来，新华出版社在王福时家找到《印象记》，才将歌词补充完整。
1936年秋，海伦就想步斯诺后尘，通过封锁，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然未能如愿，唯一的收获是在西安事变前采访了张学良将军。
1937年4月，王福时义务担任海伦的翻译，陪同海伦作第二次西北之行。这次没有了张学良将军的帮助，海伦冒着极大风险，在西安摆脱军警监视，终得进入陕北。在云阳，海伦受到了彭德怀的热情款待，还邂逅了李伯钊和丁玲。
第二天，他们参加了有成千上万手拿红缨枪的农民列队参加的“五一”节庆祝大会。王福时还与彭总做了一次乒乓球交锋。
王福时回忆道：
我陪同海伦到达西安不久，一柳条箱《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也随后到达。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我们时，我把这本书送给了他。在场的黄敬说，那时他们本来也想出一本类似的书。我和陈翰伯在延安停留十多天，回西安的路上同萧克将军搭同一辆车。我也把此书送给他一本，他对红军长征路线图看得特别仔细。后来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当中引用毛泽东和斯诺关于中日问题的谈话，毛选注释说明是引自《印象记》一书……
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记录，经人整理后交给了王福时。王福时回到北平交给了东北救国会的于毅夫先生。“七七事变”前，这篇题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的谈话记录发表在中共地下刊物《人民之友》上，笔名“王爱华”。另外，王福时还在王卓然主办的《东方快报》上发表了《从陕北归来》，介绍此行的所见所闻。巴黎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转载了《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
王卓然与王福时父子主持翻译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当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正如1979年4月，海伦给王福时的信中所说:“……可以想象，你所出版的埃德加的书中译本在中国犹如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了……”这本书给千千万万青年提供了思想的滋养，许多青年和学生看了《印象记》或《西行漫记》之后，受到鼓舞，纷纷跟着“红星”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奔赴抗日前线。后来，斯诺在《大河彼岸》一书中说“当年的年轻读者今天与我重逢时，很多已成为中国第二级或第三级领导人了。”
斯诺和海伦的陕北之行共拍摄了三百多张照片，《续西行漫记》和《红尘》两本书翔实记录了这一段经历。这批陕北红区的照片资料，海伦后来全部交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
当笔者访问王福时先生时，恰值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了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更名为《前西行漫记》重新出版。当年主持翻译此书的青年，今日已是皤然老翁。王福时老先生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重版前言。王老先生珍藏的一本很旧的《印象记》与散发着油墨清香、崭新的《前西行漫记》并列在书架上，两个时代、数十年的光阴在此悄然会聚，共同见证着中国那段非凡的、艰苦卓绝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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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然(1893－1975)，字回波，辽宁抚顺县人。1916年他在奉天读高师时就与少年意气的张学良结识。后王卓然相继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28年回沈。刚刚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得知这位“学识优长、操行高洁、办事亦有魄力”的旧相识学成归来，马上聘他担任东北大学教授及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国际问题咨议。张学良还请他担任家庭教师，负责教授张家子女英语和国际常识。
1933年，张学良任命王卓然为东北大学秘书长，代理校长(校长即张学良)。1941年王卓然以社会贤达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向蒋介石提时政意见而触怒了蒋，这件事之后不久，王卓然开始从商，但同时他并未停止民主活动。1945年他加入民盟并与许德珩等，共同发起建立九三学社，并任第一批九三学社理事之一。在这期间，他一直为设法释放张学良四处奔波。1948年初，他因受到当局迫害，不得不赴日经商，行前他特意托章士钊捎信给周恩来，明确表示“欲为将来建设、收购物资上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他受组织委托，继续留在日本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服务，做进出口贸易工作。
